“产能过剩”这一词汇在官方文件和大众媒体中频繁出现，已有超过十年的历史。它和“腐败”、“维稳”、“房价”等热门话题一样，经久不衰。由此可见，“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一个难以根治的顽疾。而且，这种“过剩”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个行业，许多至关重要的行业都深受其害。偶然的经济波动、短期的政策错误，已不足以说明“产能过剩”现象的持续扩散，唯有深层次的体制弊端，才是这一问题的根本所在。
一、中国特色的“产能过剩”
当前钢铁、水泥、光伏、航运等行业所面临的困境，常被称作“产能过剩”，但这其实并不准确。问题并非出在用词上，而是因为错误的命名可能导致误诊。例如，过去所谓的“三角债”问题，将企业间的大面积过度负债和偿债危机误解为单纯的连环拖欠，进而错误地采取了行政手段进行清理和解套。供不应求即为短缺，这是计划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产能超出需求，导致过剩，则是市场经济中常见的现象。正因如此，市场竞争得以存在，并由此推动了技术革新、管理水平提高以及落后企业的淘汰。欧美钢铁企业对于开工不足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当前我国众多制造业所面临的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并非市场经济中供需失衡的常态，亦非经济危机时期出现的短暂严重过剩，而是由于制造业过度扩张所引发的产能虚胖，是经济政策和方针失误所造成的经济结构扭曲。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在书本中未曾记载，别国也未曾出现，成为了“中国模式”发展道路上的独特产物。其显著特征包括：首先，表现出极端性，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的产能总体规模、供大于求的闲置比例、供需波动幅度和速度，都远远超过了在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供过于求的常规水平。其次，呈现全面性，产能过剩问题并非局限于某一行业，而是广泛存在于生产主要投资品的多数行业中。因此，陷入困境的企业并非个别，而是整个行业都面临危机。3.持续性：产能过剩的问题并非由外部市场的突然变动引起，亦非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结果。这种过剩现象不会在短期内因经济周期的变动而得到解决。4.疯狂性：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中，大多数企业面对过剩的产能，不仅没有遵循市场规律来调整和减少产能，甚至没有选择退出市场。相反，它们逆势扩张，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的情况。产能过剩的行业危机，其影响广泛，产业链条漫长，受影响的就业人数众多。这些行业通常资本投入密集，且以高杠杆率进行扩张，因此积累了巨额负债，难以清偿。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多种危机接连爆发。
二、东亚发展主义和凯恩斯理论的恶果
钢铁协会前会长吴溪淳先生曾直言不讳：若非那四万亿的投资涌入，今日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将不会如此严重。确实，产能过剩的内在逻辑在于：发展被视为根本，政府过度追求增长——体制限制了消费、净出口也无法无限制增长，因此只能依赖政府大规模投资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这导致了对投资品需求的短暂激增——进而必然引发投资品产能的扩张——然而，当市场过度透支后，过度的投资难以持续，迅猛扩张的产能随即显现出严重的过剩现象。新世纪十年间，我国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显著攀升，不仅近年超过了半壁江山，远超日本、韩国在高速发展时期的水平。去年，这一比例竟然高达GDP的70%，某些省份甚至超过了100%。在投资增速的狂热推动下，钢铁行业产能迅速膨胀。自2002年产量达到1.8亿吨后，2003年国家发改委开始发出产能过剩的警示，强调必须对钢铁产能进行有效控制。然而，钢铁行业的回应响亮有力，他们表示：市场需求十分旺盛，他们生产的钢材能够全部销售一空，不存在过剩现象，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到了2004年，担任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的刘铁男，在武汉主持了一场座谈会，旨在研讨“十二五”期间钢铁工业的产业规划。会上提交的讨论稿中，对中国钢铁工业的未来最大需求和产能进行了预测，但所给出的数字并未达到目前实际数值的一半。针对此，笔者以及钢铁协会的一名代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钢材的需求与产能，实际上是由政府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投资规模所决定的，而钢铁行业本身并没有能力进行预测或作出决策。作者向刘指出，考虑到宏观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在制定产能规划时，应采取灵活策略，不拘泥于具体的产能数字。若直接将具体数字写入正式文件并下发，如同上世纪末发改委对发电能力的限制，最终引发了电力短缺，这应成为我们前车之鉴。令人意外的是，一贯自信的司长竟然采纳了这些建议，在最终定稿和发文时，确实没有提及具体的产能数字。
事实表明，尽管人们不断高声呼吁、实施多方面限制，甚至淘汰了落后产能、进行了重组并购，以及铁本集团遭受严厉整顿，但旺盛的市场需求与丰厚的利润依然如潮水般不可阻挡，掀起了一场钢铁行业的狂热扩张。记得2003年，宝钢的一位朋友曾开玩笑说：热轧机就像是印人民币的机器，而冷轧机则像是印美元的机器。在这种市场和利益的结构中，竟然要求地方和企业在钢铁产能上加以控制，这岂不是天方夜谭？
在发展主义的语境里，发展被视为根本真理。GDP的提升幅度，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面对社会改革停滞甚至后退的困境，似乎唯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才能彰显统治的正当性。至于环境、资源、经济结构、金融稳定，乃至民众的福祉，都显得不那么重要。虽然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但实际的经济发展却显得颇为艰难，依旧保持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速度至上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我国正经历经济结构变革的关键时期，政府牢牢掌握着关键经济资源，主导着资源的分配决策，并且毫不犹豫地将引领和参与经济活动视为己任。此外，鉴于长期以来对“大跃进”时期意识形态和体制问题的忽视，缺乏深入的反思，更未进行彻底的清算，各级官员对政府通过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策略，感到十分契合。投资热潮催生了钢铁行业的繁荣，进而引发了产能的急剧膨胀，这一现象正是之前“中国模式”发展路径中不可避免的趋势。
三、地方政府是产能过剩的重要推手
中央政府既要大力推动投资，同时又要对产能过剩进行控制，这种既矛盾又难以抉择的态度，虽然显得有些纠结，却也实属无奈之举。而地方政府则对迅速扩张产能、加大规模投入表现出极高的专注度，他们全力以赴投身于建设事业，一心一意追求发展。然而，在当前的政经体制框架内，地方政府对钢铁产能扩张的热情，也不宜轻易进行指责。钢铁产业从矿山开采到成品加工，涉及众多环节，其相关产业涵盖了冶炼、能源、装备制造、物流等多个领域。这些产业对企业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服务业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联动效应使得地区经济受益匪浅，其贡献之大，难以估量。
与业绩紧密相连的税收、就业等方面，钢铁企业所做出的贡献，往往成为所在地区的关键支撑，甚至是半壁江山。更不用说工程建设、产能扩大，更是政府寻租、官员谋利的绝佳机会。对于钢铁产能的新增与扩大，地方政府怎能不对之特别青睐，并给予全力支持？至于项目是否会出现亏损，一方面官员们原本无需对此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他们既不愿也不愿听到真相，再者他们实际上对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因此，面对来自北京的产能过剩警告和采取控制措施的要求，各地自然难以遵从，反而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相反，在钢铁项目的推进中，地方政府却常常被夸大其词地视为功臣。其中所展现出的热情和努力，从防城港官员对钢铁项目批文的深情一吻这一生动场景中，便可略见一斑。
进入地方政府的管理区域后，加快钢铁项目的步伐，势头迅猛，一往无前。政府部门通常会直接设立工程指挥机构或项目领导小组，全力以赴地推动和协调；同时，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以提供支持；部分情况下，甚至对企业扩大产能给予高额奖励。尽管发改委宣布停止审批新的钢铁项目，但未经批准的西南某钢铁扩能工程，在省领导亲自前往北京斡旋下，竟然获得了批准的许可。领导亲自莅临现场检查，在项目建设工地上挂出的显眼横幅，正是领导的名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要迎难而上，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付诸行动。”位于安徽六安市下属的霍邱县，原本财政状况就十分紧张，为了吸引一家私营企业投资当地的钢铁项目，竟然不惜违反规定，决定用数十亿元的地方财政资金进行补贴。而对于那些头脑清醒、不盲目扩张的企业，则采取高压手段，迫使它们屈服。华北地区一家规模庞大的钢铁公司负责人，对于将产能扩大至千万吨的决策感到担忧钢材最好的汽车，却遭到了身披官职的上级的严厉警告：若你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那就让那些能够实现千万吨产能的人来接手！
官员们热情洋溢，专家群体亦不甘示弱，纷纷助力。河北地区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然而在首钢曹妃甸项目启动之时，以工程院领导为首的一众专家，不仅在论证过程中赞誉有加，而且对方案不断提出更高要求，立志将曹妃甸打造为全球最顶尖的钢铁企业，并计划在项目投产之后在此地举办世界钢铁大会。首钢的一位知情领导无奈地苦笑说道，他们不断地给项目追加投资，可一旦建成，企业又如何能够实现盈利呢？这句话果然一语中的，曹妃甸的钢铁项目，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亏损严重、扩张失当的典型案例。
三、不当成企业来办的国有钢铁企业
李荣融先生在担任国资委主任期间曾言，企业的经营状况与所有权性质并无直接关联，只要遵循企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国有企业必然能够实现良好发展。然而，李先生是否因认知局限或身份所限而难以承认，现行的国有企业体制实际上并不可能完全依照企业运营的规律来运作。在此次盲目扩张引发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有钢铁企业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事实再次印证了上述观点。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其身份并非商界人士，而是政府官员。他们的政治地位与企业的规模紧密相连，对规模扩张的追求成为了他们的政治本能。对于地方性的国有企业来说，往往缺乏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必须遵从地方政府的扩张命令。在不少省市，钢铁企业的负责人，也因为扩张业绩突出而获得了晋升的机会。在企业产权的核心问题上，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并非企业产权的持有者，且上级亦未指定一个明确负责、具体授权的产权代表。他们如同官员一般实行任期制，正如孟子所言，若无稳定的财产，便难以保持坚定的意志。在追求短期利益与规避风险、着眼未来之间，他们的决策往往倾向于前者。短期内，扩张带来的政绩易如反掌可得，一旦赌对了，名利双收指日可待，即便未来可能出现亏损，但解决亏损和偿还债务的难题，往往已转变为接任者的棘手难题。
规模越大越容易获得晋升，在这种借贷无忧偿还的体制下，企业往往忽视利润，盲目投资不考虑回报，只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只要企业内部认可，便不关心市场的接受度；甚至在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依旧采取赌徒心态逆势扩张，这样的做法反而成为许多国企领导者的普遍选择。正是国企体制的弊端，直接导致了钢铁产能的过剩。中冶作为央企亏损榜上的佼佼者，在钢铁行业迅猛发展之际，内部对项目进行资金投入以支持建设，外部则盲目进行矿产资源收购，现如今深陷亏损与债务的泥潭，难以自拔。这一现象恰好成为了当前体制下国有企业不遵循企业成长规律的鲜明例证。
四、脱离实际的钢铁产业政策，为产能扩张推波助澜
日本国民首创了产业政策的制定，而在对比美日两国在技术革新与产业提升领域的实践时，许多日本人坦言，日本独有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并无太多亮点，且问题众多。然而，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并未将此作为借鉴，反而模仿日本的做法制定了钢铁产业政策，并依靠政府的力量强力推广。政策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不仅导致了行业发展的错误导向，还成为了产能过度扩张的借口和推动力。
中国钢铁产业政策的设计，完全借鉴了日本钢铁行业的模式。制定者认为，中日钢铁工业存在以下差距：首先钢材最好的汽车，产业集中度不高，因此需要大型企业进行扩张，同时中小型企业应考虑关闭，并推动企业间的收购与合并；其次，产业布局不够合理，日本钢铁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位于内陆，因此需在海边新建工厂，关闭内陆工厂；再次，企业规模较小，需要淘汰部分小企业；最后，部分产能的技术较为落后，必须进行升级或淘汰。这几条是核心所在，而其他内容大多只是泛泛而谈的空话和套话。随后发布的产业振兴计划，基本上也是沿用了这种说法。然而，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似乎并未理解，或者故意不承认：中日两国的钢铁工业在所处环境、面对的市场以及经历的发展道路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盲目照搬日本的模式，不仅会浪费人力物力，实际上也难以实施，只会导致事与愿违的徒劳无功。
日本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其钢铁产品的消费企业分布相对集中。得益于低廉的物流成本，日本几乎不存在明显的钢铁区域市场，少数几家大型钢铁企业便能全面覆盖整个国家市场。日本钢铁工业主要服务于汽车、造船等机械制造业，产品种类以适合大规模生产的板材为主。由于日本钢铁工业的集中度高、企业规模庞大，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布局是自然而然且合理的。日本钢铁工业的关键原材料几乎都依赖进口，因此其工厂多分布于沿海地区。然而，我国地域广阔，高昂的物流成本差异导致了多个价格不一的钢铁区域市场。在我国钢铁市场内，建筑钢材占据了主导地位。建筑钢材市场分布广泛，若钢铁企业过于集中，则只能面对广阔且分散的市场，市场覆盖范围过广，物流成本必然增加，从而影响经济效益。建筑钢材在技术层面不适宜大规模制造，同时，在特定区域市场，其需求往往不高，市场容量受限。即便当地具备钢铁原燃料资源，其他成本也相当低廉，但在钢材进出口均不经济的情况下，建立只满足区域市场需求的中小型钢厂，无疑是最佳选择。我国众多中小型钢铁企业，其竞争力丝毫不逊于大型企业，它们的存在对那些只片面追求产业集中度和规模化的钢铁产业政策，构成了有力的反驳。
中国钢铁产业政策中最为离谱之处，体现在制定“淘汰落后”的标准时表现出的过度自信。对于钢铁企业中的高炉、转炉、轧机等设备，均以规模大小来划分其先进与落后，规定小于一定规模的必须予以淘汰。尽管工业技术不断进步，在某些领域确实存在设备大型化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合理的结构、不考虑具体需求，一味追求规模越大越好，而将规模较小的设备一概淘汰。机床、汽车、轮船等行业亦是如此。若钢铁企业规模较小，且主要生产建筑用钢材，依赖当地价格低廉但质量较差的煤铁资源，那么中型冶金设备将是更为理想的选择。众多中小型冶金设备在技术经济指标和产品成本方面，相较于大型设备具有优势，这一点已充分证明。而反观一些大型钢铁企业，尽管其装备先进且规模庞大，但如今却普遍面临严重的亏损问题。建筑钢材的断面较小，采用中型高炉和转炉来生产小方坯，随后通过中小型轧机进行轧制，这无疑是最经济实惠的方式。然而，在那些荒谬的产业政策引导下，许多原本依靠中小型设备生产建筑钢材的企业，却盲目地拆小建大，导致投资浪费、成本上升，最终弄巧成拙，教训惨痛。此外，那些盲目跟风，建造全球最大炉子、使用最先进设备的企业，其效益却十分糟糕，成为众人笑谈的案例，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曹妃甸项目，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荒谬的产业政策扶持下，大型企业显得有恃无恐，他们要么在原地增加产量和提升能力，要么进行“二次创业”再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中小企业则趁着“淘汰落后”的契机，纷纷建设大型炉子和轧机，产能也随之迅速增长。许多原本生产建筑钢材的企业，也加入了“先进产能”的行列，开始生产板材，导致板材产能严重过剩。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响应提高集中度和扩大规模的号召时，没有遵循市场规律进行收购和兼并。既有亏损企业试图兼并盈利企业的荒诞剧，也有因收购而背负重压的惨痛教训。政府常常把投资新项目作为支持企业收购的筹码。收购方以“打造精品基地”为幌子，为扩大规模、增加产能寻找借口和机会。而被收购方原本因亏损难以维持的生产能力，也借此机会得以勉强维持。近年来，钢铁企业的收购兼并鲜有成功案例，推动产能扩张似乎是其唯一的贡献。
产能严重过剩，导致整个钢铁行业深陷困境。鉴于钢铁工业产业链条漫长、影响范围广泛，且资本与劳动力需求密集，其退出市场的成本极高，难度极大。因此，多年来产能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持续攀升。与此同时，亏损状况不断扩散，债务危机逐渐显现。目前，86家大中型钢铁企业负债总额高达三万亿，而今年上半年仅实现盈利22亿。众多企业实际上已经沦为了僵尸企业，它们试图通过自身的投资收益来清偿债务，但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这样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与钢铁行业遭遇相似困境的远不止少数，众多行业因产能过剩而陷入危机，这已成为我国经济面临的一大严峻挑战。我国企业的负债总额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企业债务与运营现金流的比例也远远超出了健康水平；企业的净负债甚至达到了利润的数十倍。尚德的违约与破产，只是暴露在外的冰山一角。然而，这一严峻的形势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至今，政府、企业、银行等相关部门，只是尽力维持现状，力求延缓危机爆发，避免泡沫瞬间破灭。即便有关部委提出了多项措施，但大多只是治标不治本，未能有效化解风险，更不用说从根本上解决混乱局面和积弊了。
要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防止其引发经济危机，关键在于深刻理解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并阻止过剩现象的再次出现。若不然，我们可能会重蹈十年前房地产调控的覆辙，一错再错，最终成为失败的案例和笑谈。我们必须勇于直面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即体制上的弊端，同时承认产能过剩带来的危机，表明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我们必须深刻反思过去迅猛的发展，是否过度消耗了市场、环境与资源？是否透支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潜力？继续沿用此模式，我们能否还能保持高速增长二十年，还是即将面临力不从心的困境，步入暮年？必须深入反思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角色与职能、激励与制约；纠正政府过度追求增长、过度干预经济活动的做法；调整导致官员行为短期化、偏爱“大跃进”式的执政模式。必须下定决心，从产权制度的基础性改革入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活动的主体，按照企业运营的理念和规律进行经营、投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服从政府和上级的指令。需从政府改革着手，确保官员摒弃斯蒂格利茨教授所指责的优越感，不再认为自己比市场更为明智。他们不应以“宏观调控”为借口，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对微观经济进行直接干预。显然，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已经难以进一步深化。思想观念与政治体制的变革，已不能再被忽视或推迟。
欣喜地观察到，新一届政府明确表示将不再盲目追求发展速度，且不会重蹈以往过度刺激和过度放水的覆辙。尤为难得的是，新的“两个凡是”原则为未来的改革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在当前经济改革重新启航的关键时刻，对“产能过剩”等经济顽疾产生的体制性根源进行深入反思和吸取教训，这并非一项可以轻视的任务。若继续如先前对大跃进、文革等历史经验那样，感到羞愧不愿正视、不愿进行反思，甚至禁止对此进行讨论、回避问题。延续那种只治表面症状、不究根本原因的治疗方式，甚至轻信某些林氏高参看似动听实则可疑的言论，诸如经济增速的下降并非源于体制和机制问题、而是外部因素所导致；投资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中国模式的高速发展还能持续二十年的说法等等。产能过剩问题若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反而可能在任何机会下加剧扩散，愈发严重。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无疑将导致重大战略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