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已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向承包人赔偿。 这是建筑合同无效的赔偿规则，源于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建筑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
一、折扣赔偿的索赔依据
《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作了全面规定。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包括返还财产、折价赔偿、损失赔偿等。 如果不是，则应给予折扣补偿。” 可见，折价赔偿是一种替代的财产返还责任方式。 无效合同与无效法律行为之间存在类属关系。 民法典第793条第一款调整了前述司法解释中要求支付工程价款作为折价补偿的表述，使得建设合同无效后果规则与法律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无效行为的后果更加明确。
财产返还请求权的标的为先前支付的特定物，特定物的返还可能存在实际或法律上的障碍，也可能要求财产返还过高双方的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或者没有必要返还财产，返还财产请求权就转化为减价请求权。 有观点认为，折扣补偿具有损害赔偿的性质。 笔者认为，这里的贴现赔偿并没有以过错为要件，也没有以损失的完全赔偿为标准。 补偿的对价是为了免除财产返还的责任，从而收回因前期付款造成的利益变动。 因此，折价赔偿请求权的依据不是赔偿请求权，也不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在民法总则和分项制度的安排下，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建筑合同无效规则成为第一百五十七条的从属规则。发包人有权使用，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无论是承包人支付的劳务还是财产，均不能适用返还财产责任的形式。 通过贴现回报的方式调整利益关系。 由于未通过验收的建设工程不能交付使用，只有在建设工程通过验收后，才能认定发包人对该建设工程享有合法权益。 因此，在无效施工合同案件中，以工程验收为成立条件的折价赔偿请求权销售钢材合同，保证了折价请求权与返还权的一致性。构成要件方面的不当得利。
二、“参照合同中对工程价款的约定”的合法性
由于减价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依据在于不当得利请求权，因此应当按照不当得利规则确定返还范围。 在无效施工合同的情形下，承包人交付的符合条件的建设工程，是发包人因无效法律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按照建设工程的客观价值折价计价。 “参照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款”正式表述为“有效处理无效合同”，其合法性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
1.放宽法律行为无效制度。 无效的法律行为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不能认为当事人的一切意思表示均不具有法律效力。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规则、第五百零六条规定的免责条款无效规则、第五百零七条规定的争议解决条款独立性规定等。方向的“切割法”将无效子句或有效子句分开。 境外传统民法（如德国民法典第140条、第141条）规定的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规则和认定规则，虽然在民法典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德国民法典第401条、第400条我国第28条规定的抵押和清算条款的优先赔偿规则也体现了无效法律行为转换的理念。 法律行为无效制度是规范法律行为最严厉的措施销售钢材合同，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私法自治的最大限度干预。 上述几类规则意在确认或剥离无效法律行为中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法律行为无效性的解除，符合公权力介入的适度立场。私法领域。
法律行为无效的根本特征是剥夺请求履行的权利。 在无效施工合同的情况下，承包人已经施工并接受建设工程的，赔偿的事实依据是履约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 履行行为本身构成法律事实，产生不当得利的法定义务，不同于基于法律行为的自愿义务。 但是，不当得利债务具有民法性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没有理由完全否定当事人意志对不当得利债务的规范作用。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行政法规而无效，非因对价失衡或故意扭曲，不违背民法对工程约定的基本价值理解价款作为当事人事先就不当得利数额达成的和解协议。
2.私法自治与公法强制的协调。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从法律体系完整性的宏观角度维护了公法与私法的一致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筑法》对建筑施工企业实行强制性资质管理制度，旨在通过对施工能力的审查来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 招标投标法对招标投标方式和程序作出强制性规定，旨在通过规范招标投标活动，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 《建设法》和《招标投标法》均对违反各自规定的行为规定了责令改正、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法律责任。 这些行政处罚措施具有防止违法签订和履行施工合同的作用。 无效合同制度否定了开发商要求承包商继续履行建设义务的权利。 两者相互协调。
但是，如果强制性规定是针对违法建设行为的，即使因违反本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施工合同无效，在承包人已完成履约、建设工程已验收的情况下，因程度有害后果 考虑适用比例原则将降低制裁的必要性和严厉性。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赔偿规则更多地体现了裁判规范的属性。 折扣补偿标准的确定涉及当事人之间私人利益的分配，其本质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与施工行为相比，更适合在意思自治方面，绝对否定当事人之间就工程价款约定的效力，涉嫌以行政思维处理民事纠纷。
3.负激励效应的权衡。 实践中，大部分施工合同无效的原因是承包方不具备施工资质，而开发商将建设工程承包给不合格的承包方的主要原因是压低价格，而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往往更低比项目的。 政府公布的配额标准或市场价格信息标准。 建设工程造价按合同签订当年适用的工程定额标准或政府公布的市场价格信息计算，并以此作为折价补偿的标准，可能存在不合理结果计算出的折扣金额超过合同价格。 会给承包方带来负激励，使承包过程中的谈判更加没有必要，合同的含义进一步模糊，无效的施工合同更容易签订。 由此看来，参考约定的折扣补偿有利于实现权衡取舍，减少负激励效应。
3、“工程价款协议”的认定
引用协议规则源于“引用适用”。 两者的引用对象不同，但运行机制是一样的。 即，如果未决案件的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事实构成在决定法律评价的方面具有相似性，则该规范适用于未决案件的事实。一样对待。 基于“参照”的法律技术，相似但不同的事实产生相同的法律效力。 根据这一概念，提及“工程价款协议”将产生与协议同等的法律效力。 因此，工程价款协议的认定也需要按照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确立的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进行操作。
在实践中，工程价款的约定有多种表现形式和计算方法。 在适用折扣补偿规则时，项目价格协议的定义应考虑相关规定并适用整体解释规则。 如果只引用工程总价条款而忽略相关扣除条款，可能会断章取义，不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也使引用约定规则失去依据它基于它。
当然，提及工程价款的约定并不等同于“使无效合同生效”，合同中的其他约定不应作为确定债权债务的依据，最典型的是违约金条款。 违约金兼有赔偿损失和处罚的功能。 违约金条款从一开始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为它是无效的。 贴息补偿的对象仅为通过验收的建设工程的价值。 施工合同无效赔偿规则不保证违约金功能的实现。 从方法论的角度，可以假设合同是按合同履行的，那么承包商支付对价的计算条款可以提炼为“工程价款协议”。 例如，由于脚手架工程的最终工期取决于土建、装饰装修等施工进度，在行业实践中，脚手架分包一般会分别规定合同期内的费用和合同期外的费用。合同期。 合同期限外的费用以“延长使用费”或“租赁费”等形式表示，按时间计算价格。 由于承包人在此期间继续支付工程费用，应认定合同期外费用条款为工程款支付协议的组成部分，而非违约金条款。
（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