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经六十多岁了，周聚乐仍然活跃在工作第一线。
上周三，我七点飞到北京，晚上十一点赶回宁波。 走访公司、机构、合作……这种“飞人”的工作节奏，作为外贸人他一直保持了30多年。
宁波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 据说在鼎盛时期，“四分之一的人从事对外贸易”。 说起宁波外贸，就绕不开一个人。 他就是宁波最大的外贸公司中基宁波集团的负责人周聚乐。
自1985年涉足外贸以来，周聚乐从年贸易额仅过百万元、仅出口水产品的“小舢舨”打造为年营收近600亿元的中国基地并涉及广大贸易、跨境电商、大宗商品、汽车销售、金融风控等数十个领域的全国500强“贸易巨头”！
是什么让中华基金会在风雨中不断发展、保持稳定？ 在贸易摩擦争端不断的今天，让我们回顾一下周聚乐和中华基金会走过的大江大河，或许就能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
1976年，23岁的周巨乐还是江西东风制药厂的一名员工。 那时，他和很多普通员工一样，过着宿舍——工厂——食堂，三点一线的按部就班的生活。
不同的是，他在工作之余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在等待改变命运的机会。
彼时，时代巨变正在悄然来临。 那一年，周聚乐被选入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学习。 四年后，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宁波市第二照明局。
此时的宁波，正被时代推向改革开放的前沿。 1984年5月4日，宁波被列为国家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一。 一幅壮丽的画卷在思明大地上展开。
1985年7月，宁波在全国率先开展“双晋升、双考试”公开选拔干部。 周聚乐再次成为时代的宠儿。 通过组织考核，他被选派到外经贸部所属中央企业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公司宁波分公司担任副职。 没过多久，周聚乐就成为了中基宁波的“掌门人”。
“当时基地公司主要为出口公司提供物资，业务不如一些专业外贸公司，我觉得必须扩大自己的进出口业务。于是，我们开始出口水产品。” “产品。后来，我们逐渐也进口了一些废铜和塑料来进行加工和提炼。”
初涉外贸的周聚乐，正好赶上了政策的东风。
1987年，宁波正式批准为计划单列市； 同年，被誉为“中国外贸第一展”的广交会首次出现了宁波贸易团； 1988年，宁波正式拥有自营进出口权。 ……
当时，宁波对外贸易如鱼得水。 到20世纪80年代末，宁波涌现了一批外贸产值超千万元的乡镇。
周聚乐清楚地认识到，单纯依靠手中“虾兵蟹将”的命令，绝不是长久之计。 尤其是专业外贸公司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后，如何在同行中拥有更多话语权成为他经常思考的问题。 问题。
在市二轻局工作过的他自然想到，“宁波轻工、纺织、机电产品那么多，应该全部出口。”
解决问题的首要关键在于广交会的展位。
“一开始我们没有摊位，提着袋子和样品进展厅找顾客，时不时就会被赶出去。我们晚上也没闲着，忙着敲门。”在外国人住的酒店门口，一一敲门，推荐我们的产品。” 周巨乐说道。
1993年，广交会不再只对专业外贸公司开放。 中基宁波公司最终锁定了仅9平方米的展位。
从此，立足中国的宁波、宁波外贸在时代浪潮中开创了第一个“黄金十年”。
然而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宁波对外贸易从高山一落到深谷。
“强风会卷起水并摧毁树木。”
中基也未能幸免：数千万美元的东南亚订单消失，滞销货连集装箱都拿不到，银行不提供贷款，北京总公司无法提供支持……死亡测试迫在眉睫。
此时，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也拉开了序幕。
此时，与老朋友、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成的一次聊天，再次改变了周巨乐和中基宁波的人生轨迹。
李如成是周聚乐10年前学车时认识的老朋友。 当时，这棵宁波服装业的常青树，通过20年的拼搏，将一家2万元起家的作坊式服装厂打造成为净资产超过40亿元的集团公司。 1998年，当年上市。
“国家的外贸体制正在改革，我们也可以尝试！”
两人一拍即合，商定了重组方案：中基宁波将国有资产与总公司彻底脱钩，同时引入民企雅戈尔投资“接盘”国有股权。
李如成还提出，如果进行这一改变，员工持股，主要经营者持股较多。
“我一直认为，李先生是一个耿直、务实的人，他做出投资的决定，并不是因为他对外贸很了解，而是因为他认可我这个人。” 十几年的交往，两人惺惺相惜。 有很多信任。
然而，当周聚乐向同事提出这个想法时，几乎所有公司高层一开始都无法接受：“我们是国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岂不是变成了民企吗？” “或许我们一进去就会被吞并。”
有不同意见，没有达成共识。
“我连续几天跟他们开会，一直开到深夜。我反复问大家：不重组、不改革，我们还有什么路可走吗？” 最后，在周巨乐的耐心劝说下，大家终于统一了思想，接受了重组的决定。
1999年，中国宁波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改制后，员工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 第一年，该公司进出口总额就突破2亿美元，而当年全市进出口总额只有50亿美元。
这一开创性的重组开创了宁波外贸的先河。 由此，中基宁波成为全国首家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新型股份制外贸企业。
为了公司重组，公司副总裁应秀珍整整一年奔波于宁波、北京。 当尘埃落定，她忍不住喜极而泣。
“周先生是一个心胸宽广、承受心理压力能力强的人，无论面临怎样的磨难，都充满正能量。正是这些品质，让他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商业危机，并成功度过了难关。”让中际成为宁波外贸公司中唯一一家没有下岗员工且全部员工完成重组的外贸公司！” 回忆起这段经历，应秀珍至今仍感慨万千。
改制后，中基再次成为时代的幸运者。 两年后，即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开启了新时代。
那些年，宁波制造业发展如火如荼，“中国家电”、“中国模具之都”、“中国文具”等称号相继而来。 宁波的对外贸易也蓬勃发展，出现了“千军万马从事外贸”的繁荣景象。
在此期间，中际在发展出口的同时，还针对制造企业的生产需求，开始进口大宗钢材产品。 正是因为“两条腿”走路，中国基地的发展步伐才越来越稳健。 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艘“大船”仍然屹立在风口，奇迹般地逆势增长。 进出口总额达到13.9亿美元，同比增长32%。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于很多外贸企业来说不啻是一场生死攸关的灾难，很多企业因此“翻船”。
应秀珍还记得当时有多少船东撤单、弃船，让造船企业陷入困境。 当时，中国基地在江苏也有船舶在建。 虽然客户都是全球十大航运巨头，但如果不能交货，那可是上亿的损失啊！ 每当想到这里，她就睡不着，有一段时间甚至靠打牌来度过漫漫长夜。 当她说出真相后，周聚乐给她发了一个小人推石头的表情，说道：“我知道压力很大。”
“但即便如此，他也从不在员工面前谈论公司的困难。他总是传递正能量，和大家谈论乐观的前景。有一次我私下问他，他说：如果领导说不，那么整个公司你怎么能有信心呢？”
应秀珍很佩服周聚乐的抗压能力和面对危险的乐观态度。 经历了许多风雨之后，仲基不再有什么可怕的了。
除了不屈不挠的态度之外，周聚乐还重新界定了中国与基地之间“外贸”的界限。
2012年，中华基金会又面临着一次鲜为人知的考验。 铁矿石、塑料、能源……一系列大宗商品断崖式下跌，迫使不少大宗进口商宣布破产。
无论进口还是出口，依靠集约资源就能享受到利益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周聚乐再次做出冷静判断：当大宗价格波动时，必须运用一系列金融衍生品来防范风险。 因此，公司在上海、杭州、宁波设立了三个财务团队，对大宗商品的产能、库存、港口能力等进行详细研判，坚持期货和现货对冲，锁定加工利润。
与此同时，中国大宗进口3.0版本也已出现：不仅是金融支持，更是工贸融合，延伸至全产业链。 中基进口的原材料可以直接投入工厂生产，产品可以由中基出口或提供给更多下游企业。 进出口就这样和谐地联系在一起。
“镇江有一家化工企业，之前和我们合作亏损了2亿元，合作后赚了1亿元。有了我们的团队，工厂不再担心价格，只需要专注于生产，这大大提高了实体工厂的盈利能力。”
“这种成功的模式可以模仿，但很难复制。” 对此，周巨乐颇有信心。 更可贵的是，他始终在思考如何创新模式。
2013年，“互联网+”方兴未艾，涉外综合服务平台中吉汇通正式上线。 中基开始利用近30年外贸出口积累的经验和渠道，帮助中小外贸企业“组队出海”。
与此同时，中国基地的汽车产业也蓬勃发展。 去年，尽管全国汽车销量下滑，华基旗下20余家4S店仍能保持稳定的营收。
2018年，受整体经济环境影响，不少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陷入困境。 但中基宁波依然保持硬实力，营业总收入576亿元，进出口总额35亿美元！
“信心是贸易摩擦给企业带来的最大考验！”
近期钢材贸易公司做什么的，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说到这里，周聚乐还是信心十足。 他说，“今天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已经和十年前不一样了，我们有理由保持信心。我们不能把应对视为‘渡过当前困难’，而必须把应对当前形势的‘正常’不仅意味着适应，还意味着提高创新能力。”
受贸易摩擦影响，去年10月的广交会气氛有些压抑，华基的员工也有些迷茫。 这时，周聚乐突然“空降”到了广交会，一脸灿烂。
“没关系！我们一起克服了一切困难钢材贸易公司做什么的，我们中吉汇通一家人来了！” 他的出现让“同志们”非常感动。
“中国基金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仅是因为我的聪明，更是因为大家的力量。我的作用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逼自己思考转型升级的方法。很多时候“企业不转型，就会被淘汰。我认为一切决策都要结合国家政策和时代发展，所以我非常关心时事，每天早晚都会看国内国际新闻。” 谈到企业管理，周聚乐先生正是云丹峰温柔的话语，带他经历了身后无数的惊涛骇浪。
和所有的外贸人一样，如今已经六十多岁的他，依然是一个真正的“飞人”。 闲暇时，他会和朋友一起去高尔夫球场闲逛，或者收集一些好东西，比如明式家具。
周聚乐每天的座右铭是“今天做明天的事”。 这种务实的态度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或许是周聚乐三十多年来从容商界的秘诀，也是中基宁波乘风破浪、基业长青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