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环节和国企改革的突破口，一直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
今年年初，李克强总理把山西太原作为2016年考察的第一站，深入山西这个资源大省，了解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情况，探讨如何把去产能对社会、金融的影响降到最低。
武钢的兴衰
5月底，多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在黑龙江、湖北、海南等省区进行实地调研，其中，李克强总理在武汉考察期间，特地来到武钢。
为什么选择武钢？
武汉钢铁公司位于江城市东郊、长江南岸，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公司的历史就像一面放大镜，生动地反映了中国钢铁工业的跌宕起伏。
2004年底，武钢钢铁产能不足900万吨，但通过2005年至2006年的三次兼并，年产能上升至3000万吨。2007年，随着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钢厂遍地开花，武钢净利润达到65.19亿元的峰值。2008年，钢铁行业发展迎来分水岭，利润从2007年的7.26%跌至零。大量民营钢厂关闭，国有钢企兼并扩张，行业重新洗牌。武钢当年累计产量也突破2亿吨。
“对武钢来说，逆潮流而行很难。”徐洪才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武钢是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的典型代表，经济增长下行，行业低迷，价格波动下滑，去产能任务更重，钢铁企业改革面临多线重组。
“保护人民，不保护企业”
与多数国有企业一样，武钢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去产能。
今年3月，武钢董事长马国强首次公开对媒体表示，武钢8万名员工不可能全部下钢，其中4-5万人将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安置。这一消息在全国两会期间引起格外关注。
人口多、债务重，是去产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必须突破的障碍。
此前，国务院国资委决定三年内处置中央企业子公司中345家大中型“僵尸企业”，大批员工安置问题被提上日程。据了解，5月底的调研中，除了李克强总理，国家主席习近平、张高丽副总理等在黑龙江、江西等地调研时，也看望慰问国有企业员工。
在人员安置问题上，政策坚定而明确。一位“权威人士”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去产能要“僵尸企业”必须处置，该“断奶”的要“断奶”，该断贷的要断贷，该拔掉“输液管”“呼吸机”要坚决拔掉。为此，这位“权威人士”强调，“保的是人，不是企业”，人员安置是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的重中之重。
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化解钢铁行业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指出在近几年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基础上，从2016年起，用5年时间压减粗钢产能1亿吨至1.5亿吨。同时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对去产能过程中的人员分流安置给予奖补。财政部已安排1000亿元奖补资金支持化解过剩产能，重点用于人员分流安置，市场正在等待分配方案。
此外，4月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中职工安置工作的意见》，对企业职工内部养老和生活保障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武钢去产能工作也在上述框架下开展。武钢集团宣传部部长孙进表示，在员工安置方面，内部退休后，除武钢继续为其缴纳“四险一金”外，每月可领取2300元左右的生活补助，其中武钢自缴1550元，政府自缴750元。政府自缴则根据距退休剩余时间一次性发放。孙进表示，武钢采取“一厂一策、一人一策”的政策，根据不同工厂实际福利待遇、不同员工工龄，保障金额不完全相同，总体在1500元至2500元之间。
谁来承担债务？
针对产能过剩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过度负债”问题，李克强总理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派人员到武钢集团进行专门调研，商讨降低杠杆率、缓解债务负担、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的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加大金融支持”被写入《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并被寄希望于成为破解难题的“秘诀”。
比如，外界提出技术升级的思路。但徐洪才认为，创新必然需要资金投入，但现实情况是，在旧债仍有风险的情况下，银行能否放心投入还很难说。一位商业银行投行人士告诉记者，此前不少国企采用信用贷款，在当前变数较多的形势下，确实可以用土地作为抵押来盘活资产，但套现存在障碍，风险也较大。
在去产能过程中，银行确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今年4月，中铁物资发布公告，申请停牌相关债务融资工具；曾经跻身世界500强的渤海钢铁集团，转让其通过全资子公司持有的优质资产天津钢管股份。
上述商业银行投行人士透露，国有企业遇到债务问题后，国资委希望银行给予企业免息、展期或贷款支持，但银行也希望国资委能提供增资等支持，共同渡过难关，两者之间一直棋逢对手。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表示，对于银行而言，面对去产能企业，需要在保证企业生存的基础上，保持协同，逐步压缩贷款，避免出现连锁反应。“避免个别或部分银行抽贷，造成企业流动性问题。另外，也要避免个别或部分银行将企业列入不良名单，由于信贷共享，导致其他银行无法发放新贷款或续贷。”在他看来，后者切断了企业向银行融资的可能，会导致客户互保链条断裂。“如果在去产能过程中，撤掉金融支持的‘梯子’，结果必然是一片狼藉。”他建议，监管层、银行业协会、地方政府等，应推动银行“步调一致”，进而帮助国有企业盘活土地等固定资产。“银行内部考核压力也需缓解。”
不过，徐洪才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上一轮纾困政策中，很多问题都是通过政府付费、银行不良贷款核销等方式解决的，现在还有哪些工具可用？”
“去产能、增产”
产能过剩在困扰企业的同时，也为经济转型制造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元春表示，产能过剩导致市场供需失衡，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整个行业利润难以保证。优秀企业的效率和创新能力受到极大制约，最终影响整个行业竞争力的提升。低效、高负债的企业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形成了“吸金黑洞”，导致高效、低负债的企业得不到应有的资金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不太可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但即便政策“用心良苦”，整体环境往往给外界带来“力不从心”的感觉，地方政府对资源型企业的依赖、互保链的复杂程度、人员安置的难度等都掣肘了减产的手脚。
“去产能、增产量”的恶性循环仍在继续。数据显示，今年3、4月份钢铁产量持续增长，“去产能”与“复产”趋势同时呈现在公众面前。
4月份期货市场大宗商品的大幅反弹，给钢铁等行业带来了所谓的“需求”，期货市场直接带动了现货市场。据悉，不少钢材出厂价一度涨至3000元/吨以上。受此影响，钢企纷纷复工复产。
机构数据显示，5月第三周，纳入统计的242家钢铁企业高炉产能开工率为88.84%，今年以来这一数值一直呈环比上升趋势。与此相符的是，粗钢日产量也屡创新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我国粗钢日均产量达到227.9万吨，环比1-2月大幅增长12.9%，接近2014年6月份230.97万吨的历史高点；4月份，我国粗钢日均产量继续增长，达到231.4万吨，超越了2014年6月份的历史高点。
事实上，在上述《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中也提到了“严禁新增产能”。
“大家都希望别人去减产能杭州旧钢材市场在哪里，自己则留下来等待价格回升。”徐洪才认为，坚持市场化方式、加强职能部门对去产能政策的落实，是当下尤为重要的环节。
上述接近监管层的人士也表示：“去产能是国家的长期需要，但增加产能似乎也是当前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共同需要。”
最新的政策动向是，近日，产钢大省河北省政府发布声明，明确要求全省坚决禁止违法新建钢铁产能和停产钢铁设备复产。对违法新建钢铁项目或停产钢铁设备复产的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将首先予以撤职，再进一步查处。此外，还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允许停产钢铁设备复产以化解过剩产能，并要求各级政府立即组织力量对其所属钢铁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健全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台账，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制。地方政府能否真正把去产能政策落到实处，还有待观察。
行业解决方案
除了减产以外，更多的解决方案还需要企业、行业协会甚至地方政府的共同探讨和探索。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盛认为，中国钢铁等产能并不落后，相反在国际上是比较先进的，因此中国将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更好地利用“走出去”缓解产能过剩压力。
创新，是李克强总理给武钢的建议。他谈到，国内钢铁行业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高端钢材因产品质量差，仍需大量进口。“武钢是国家队，必须走创新之路。你们有能力创新杭州旧钢材市场在哪里，硅钢可以创新，其他东西为什么不能创新？必须生产出更多新产品，替代进口。”
对此，徐洪才认为，国有企业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的“短板”是产能过剩的一个核心问题。去产能必须伴随国有企业改革。事实上，以武钢为代表的国有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体制机制亟待改革。“去产能是一个表面现象，国企改革三十多年、几轮改革之后，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去年底，年产400万吨优质钢的杭钢半山生产基地全面关停，成为去产能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我们总说改革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但现在的问题是，付出代价之后，成果在哪里？”徐洪才说。
目前，河北、山东等省份已确定去产能方案。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赵辰鑫表示，随着各地签订目标责任书、实施方案备案，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将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5月24日晚间，武钢集团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近十年来已主动淘汰落后产能近500万吨。今年，在全部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武钢集团计划主动退出炼钢产能442万吨、炼铁产能319万吨，安置富余员工约1万人。
但从武钢目前的运行情况来看，去产能才刚刚迈出一步，中国去产能的路还很长，除了数字上的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