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7年以来，随着税务机关集中优势资源对废旧物资行业实施专项管理工作，废旧物资行业虚假申报案件数量大幅增加，涉案企业和人员受到严重影响。面临巨大的行政和民事风险。 从近期以华水为代表的废旧物资行业虚假开仓案件来看，此类案件范围已逐渐向上下游两端延伸，涉及股东、回收企业、废品回收等不同交易环节的主体广泛。公司。 ，涉税民事风险已经覆盖废旧物资收购、销售的各个环节。 造假案件的集中爆发，对律师辩护提出了严格要求。 本文基于对废旧物资行业的认识以及对税法、民法的理解，结合以华水为代表的废旧物资行业中大量虚假开户案件，分析了虚假开户的商业模式、构成要件等。开庭、案件事实和量刑证据，从量刑的两个维度提出了无罪辩护的六大要点，供纳税人和经营人员参考。
（一）开具与真实交易相符的发票行为，不构成虚假开具罪
典型案例：山东省杜某无罪案（（2015）台中行二终字第00150号）
案例简介：
原告杜某兼任原上海时兴公司总经理，因原上海时兴公司向东海县等地农民订购石英石原材料，未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 公司签订石英石订购协议，罗氏洁宇、春达公司按约定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解决了公司原材料正式进货问题。
2010年4月至2011年5月，原上海时兴公司员工陈先生按照杜某的安排，负责东海县石英石原石的采购，并将部分采购的石英石运往北京、姜堰等地。其他地方，有的被运到杜家的砂石厂，经砂石厂工人分拣后，运到原上海时兴公司、江苏时兴或唐阳公司。 罗某根据杜某提供的价格和数量，与洁宇、春达公司与原上海时兴公司、江苏时兴公司、唐阳公司签订了石英石销售协议，并按照协议开具发票。 原上海世兴公司、江苏世兴公司 1、唐阳公司收到石英石及收据后，按协议及收据金额将货款转至洁宇公司或纯达公司账户。 罗某收到货款后，将实际购买的石英石转入陈某的银行卡上。 陈某在东海县提取现金交给农户，余款在支付了公司应得费用后转入杜某或杜某要求的其他账户。 期间，洁宇公司、淳达公司分别向原上海时兴公司、江苏时兴公司、唐阳公司开具销售石英石的增值税发票共计90张，价款及税金总额为人民币。 87. ，全部按上述单位扣除。
律师观察：
“代表真实开放”的行为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管理出现的新局面。 在废旧物资大宗商品贸易领域，个体供应商负责回收废旧物资，销售给废品企业； 在建筑领域，自然人创办的大型施工队向个人购买砂石料，难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废物利用企业和建筑施工企业均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入账。 例如，在上述案例中，杜某委托他人代为签发。 此时，上述个人主观上并无贪污税款的意图，这与无货虚假销售的社会危害无法相比。 都认定与立法初衷不符，违反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相关公司经营活动“关联”性质并让相关公司为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征求意见的批复》（法研[2015]1号） 58）第二条明确强调“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危害在于通过虚假开具挪用、克扣税款。对于代开票行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挪用税款抵扣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国家增值税损失的，不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罚。” 回复函实际上并不是司法解释，但在审判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代证”行为中，第三方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规定，如实向开票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实际交易数量和金额，且开票方如实申报增值税，抵扣链条并未被切断，开具发票将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销项税额，本质上不会造成国家增值税的损失。虽然“代实”违反了发票管理制度，但不能简单等同于虚假开具，“代实”的行为不再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票罪。
（二）未超过实际交易金额的部分不构成虚假开仓罪
典型案例：东辽县鲍某某未起诉（东辽稽查厅行部局[2020]4号）
案例简介：
长春**公司于2016年5月2日开始向某废旧物资经营者曾某竞标废纸壳，截至2016年12月30日，废纸壳总价为0.72元。 某某联系曾某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经涂某与北京**公司郑某沟通后，曾某于2016年12月30日以广东**公司名义为四川**公司开具了12份增值税专用收据钢材进项票，价款及税金合计为0.52元。 随后钢材进项票，至2017年2月27日，长春**公司以总价0.31元竞得曾氏废纸壳总价，并于2017年2月27日，上海**公司开具4份增值税A联专用收据，总价含税34元。 随后，广东**公司用上述1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销项税额共计人民币元。
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涉案税款超出交易所实际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数额较小，包某犯罪情节较轻，故决定对包某不起诉。
律师观察：
律师在处理虚假索赔时，应把握案件整体，准确区分真实交易金额和非真实交易金额。 没有真实交易数额构成犯罪时，要注意区分责任。 一是区分选民和投票人的责任。 出票方构成虚假票据的，票据接收人不一定构成虚假票据。 三者责任应当明确区分。 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39号公告也明确了这一观点。 每种行为都要单独评价，不同主体开具收据和获取收据的行为也应该单独评价。 反之，如果根据出票方构成虚假票据的事实推定票据接收方构成虚假票据，则将对整个交易链条上所有下游企业构成虚假票据造成严重后果。 还会导致社会经济活动混乱，导致民间镇压全面扩大。 其次，在发行人和接收人内部，需要结合各方在整个业务中的角色和地位，区分彼此的主次责任。 存在上述情形，犯罪数额较小，处罚较轻或者减轻的，检察院在起诉阶段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不具有贪污税款目的，未造成增值税损失后果的，不构成虚假披露罪
典型案例：山东省德兴市陈行部局[2015]5号
案例简介：
被告陈某为永杰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某为益勤公司业务员。 为了解决永杰公司废钢采购业务中的收货问题，陈某与高某约定，陈某从民间采购废钢后，将相应的交易数据报给高某，并通过高某向益勤获取销售情况。 增值税专用发票共17张，面值总额1932.595亿元。 1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顺利通过税务局认证后，陈某通过永杰公司建行账户将全额转入益勤公司账户。 益勤公司缴纳了转账总额约7.8%的开单税（手续费），然后通过其个人建行账户将剩余金额退至陈某的个人建行账户。 私人废铝货款由陈某本人支付，与江西铜业达成销售合同后，陈某亲自将上述废钢送货上门，履行了送货义务。 陈某取得的1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可抵扣0.24元。 目前已扣除0.24元，尚未扣除0.76元。
检察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某具有贪污税款的主观故意，也难以核实陈某造成的税收损失的具体数额。 陈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律师观察：
本案中，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是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法研究室征求意见的批复》（法研[2015]58号）规定的结果。 《批复》补充设立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明确强调，制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骗取税收抵免故意的结果。增值税损失。 后果是必要条件。 如果确实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骗取税收抵免的故意，客观上没有造成增值税损失，那么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票罪处罚税收收据。 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也明确规定，对于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不以骗取税款且不造成税收损失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理，应当移送税务机关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四）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构成虚假陈述罪
典型案例：沉阳县高某不起诉案（辽县稽查局刑部局[2020]45号）
案例简介：
高某为某实业公司法人，李某为某实业公司原厂长，王某为大个人，王乙为环嘉（上海）公司业务员，王兵为环嘉（上海）公司总工程师，梁某系环嘉（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双方合作事项如下：2016年11月，该实业公司向王某订购废铝，因王某未开具有价专用收据增值税 高、李、王三人协商，要求实业公司支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票费用。 在李某的安排下，王某与环嘉（上海）有限公司分公司进行交涉。随后，王某某找到环嘉（上海）公司业务员王某义，王某义向环嘉总工程师王某兵汇报了业务。 （上海）公司（另案办理）。 某公司与环嘉（上海）有限公司分公司签订废铝购销合同，随后实业公司与环嘉（上海）有限公司分公司签订购销协议。王某某将6万吨废铝（实际吨位以英镑清单为准），进行企业对企业虚假转移，王某某将废铝直接寄往实业公司、环嘉（上海）公司分公司获得总价和税费13%的发票费用。 2019年12月30日，环嘉（上海）有限公司分公司向实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套，价款及税金合计123,281,489.42元。 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该实业公司作废了7套增值税专用发票，环嘉（上海）有限公司分公司实际向该实业公司开具了11套增值税专用发票。 根据事先约定，2017年4月至2017年5月，该实业公司向环嘉（上海）公司分公司法人账户发送虚假款项17笔，环嘉（上海）公司分公司支付开票费8,785,939.2元，将剩余资金转入王某某、王某兵、马某某的通讯卡个人农业银行，然后王某某按照事先约定将款项支付给股东。 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后，检察院认为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遂决定对实业公司不起诉。
律师观察：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一切案件判决有罪，都以证据确实、充分为前提。 证据确实、充分，主要包括量刑定罪有证据证明； 案件所依据的证据已经经过法定程序核实； 全案证据全面，查明事实已消除合理怀疑。 侦查结束，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移送审查并胜诉。 在审查指控阶段，检察院始终认为第二次补充侦查案件证据不足，不符合指控要求，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本案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二、废旧物资行业律师代理假立案件的六大辩护点
（一）关联经营不构成虚假开业罪
联营经营是指一个经营主体与另一个经营主体签订从属合同，关联方以关联方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并由关联方提供资质、技术、管理等服务。并定期向关联方提供服务。 缴纳一定管理费的一种经营形式。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39号公告及其官方分析，委托人以委托人名义销售商品。 货物品名、数量、金额与实际货物一致的，买卖双方收到发票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而且，实践中如何理解和认定隶属关系也是一个难点。 我们认为，即使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隶属合同，即使交易行为符合临时性、借用性、独立核算等隶属关系的特征，也应当认定隶属关系的客观存在。
（二）真实交易委托开仓行为不构成虚假开仓罪
《刑法》第205条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从文本解读来看，只要进行虚假发行，就构成本罪。 但最高法、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一系列案件、答复、意见等多次表示，对于以实际交易方式代理开户的行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贪污、克扣税款的意图，客观上具有没有使国家增值。 税款损失不应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罚。
对于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来说，自2008年取消“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的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新政策以来，产出需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所得税的扣除和税后缴纳。 由于回收公司需要与众多股东打交道，且投标次数频繁且总价较低，因此股东很难也不愿意去税务机关为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开具发票。 虽然发票是代开的，但3%的销售抵扣也使得需要承担额外的增值税，多种原因导致回收企业很难获得产出抵扣收据。
实践中，从股东到废品使用者，会存在股东→大户/回收箱→回收公司→废品利用企业等多个流通环节，因为回收公司需要专用增值税发票，此时很难大家庭从股东那里购买。 因此，有的企业选择让别人代为开通，以方便交易。 对于此类开票情况，应查明发票所涉及交易的价格、数量是否与实际交易相符，符合实际交易开票的部分不得视为虚假开票。
（三）认定虚假信息罪应当考虑主观目的和客观结果
为解决实践中虚假开具的定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如何认定相关公司经营活动“关联关系”性质并要求相关公司虚假开具增值税的咨询复函》 《答复》明确强调，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必要条件是，行为人有主观上有骗取税收抵免的故意，客观上造成增值税损失。如果确实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骗取税收抵免的故意，并且不造成增值税损失同时，《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文也明确指出：对于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不以骗税为目的、不造成税款损失的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予定性处理。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应当移送税务机关给予相应的税务处理和处罚。
司法机关在处理虚假名誉罪的民事案件时，应结合回信的精神和目的，同时回归立法视角，追究虚假名誉罪的成立。 从立法目的和立法背景来看，冤假错案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税收收入，打击侵犯国家增值税的犯罪行为。 从保护合法权益和犯罪性质的角度来看，任何行为都因严重侵犯合法权益而被刑法界定为犯罪。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存在纯粹的虚假信息披露罪。 。 因此，只有虚假披露行为侵犯了冤假错案罪所应保护的合法权益，才应定为该罪。 如果行为人的“虚假披露”行为没有造成对国家增值税的侵害，或者没有造成增值税流失的风险，那么就不能满足本罪的客体要求，而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不应当依法评价刑事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