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夏区金口街道魏家山126号，一栋被拆除一半的14米高厂房与旁边整齐排列的两排现代化厂房形成鲜明对比。
这栋曾经作为地标矗立在这里的建筑，见证了一家小钢厂熊熊烈火被扑灭后的伤痛，也见证了一家新兴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的成长与壮大。
钢厂的沉浮：“钢厂已经救不回来了”
正在拆除的合兴钢厂（右）和正在建设的锦江南工业园（左）。图片由公司提供
2003年，江夏金口。因五常县化肥厂改制，两位福建企业家来到这里创业。
不久，他们创办的钢厂（以下简称“合兴钢厂”）投入生产，这个占地195亩的小钢厂，主要生产建筑钢材。
“钢铁鼎盛时期，我们有300多名工人，年产能90万吨。”当时的创始人之一陈克良回忆说，经营良好的钢厂成为附近村民就业的好去处，钢厂95%的工人都是当地人。
回想起创业最初的几年，陈克良“总感觉像在做梦”，在钢市的黄金期和寒冬期反复跌宕起伏中，他的人生也随着钢厂遭遇了分水岭。
2016年，国务院明确提出未来5年淘汰1亿至1.5亿吨过剩钢铁产能的目标，全国范围内掀起钢铁行业去产能浪潮。
陈克亮回忆，他很快接到区有关部门的通知，自己的钢厂被列入拆迁名单。
从2016年初开始，区政府工作人员每月要到钢厂视察近十次。
“节假日他们都会来找我们讲政策、讲感受，引导股东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转变思维。”陈克良说。
拆除钢厂意味着几亿元的设备投资和14年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但从政府去产能的角度考虑，他最终选择无条件支持，并主动回福建为100多位小股东亲朋好友做思想工作。
那年9月底，眼看着钢炉倒塌，陈克良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正式告别了钢厂时代。
“阿良有想法，这些年几乎所有事都是他亲自动手。”合兴钢厂原采购经理吴国超用略带闽南语的普通话说。
20年前，他和陈克良从福建来到武汉，钢铁厂拆迁后，陈克良告诉他，自己不想回家乡，想继续打工，吴国超也没说什么，陪着他们。
走出困境——“唯有努力，才能成功”
中原宏益注塑车间工人正在生产汽车内饰件。图片由公司提供
“你知道闽南地区有首歌很流行，‘三分命，七分力，努力的人才能成功。’”走到人生十字路口的陈克亮决定在武汉“再试一次”。
2016年，陈克良46岁，另一大股东何松生60岁，两位“高龄”创业者选择一起“二次创业”。
就在合兴钢厂大火扑灭的那一年，7公里之外，上汽通用武汉分公司正在紧张建设中。
陈克良、何松生从中找到了“重生之路”。
“建立汽车组装厂，需要大量配套供应商，给公司转型带来机遇。”陈克良称，股东们协商后提前预留了5000平方米的闲置土地用于建设生产厂房，成立了（以下简称“中原宏益”），筹备生产汽车遮阳篷等内饰件。
从钢材到塑料，从大件到小件，中远宏益重新购置设备、培训员工，30多名选择留下的行政管理人员也走上了新的岗位。原合兴钢厂会计廖海涛转任中远宏益厂长助理，昔日握笔的手，如今握住了机械操作杆。
在何松生眼中，这次跨界就像“重回小学，学习一切”，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交了“不少学费”。
几个月后，中远宏益的产品问世，但联系整车厂时，大多以“没时间、没听说过、不相信”等理由挂断电话。
为了克服信任问题，中原宏益邀请技术人员和专家来支持公司，并每月派员工去上海两三次，向客户演示和介绍产品。
“我们先接汽车厂三级供应商的订单，哪怕利润很小。要重生，先活下来。”出任办公室主任的吴国超整天在路上寻找市场，脚步从未停歇，电话从未停歇。
在江夏区政府的支持下，中原宏益逐渐接到上汽通用武汉分公司一级供应商的订单，生产车门侧板等汽车内饰件，随后又被东风汽车公司看中，成为其供应商，专业生产车把等注塑件。
6年来，合兴钢厂一群“老家伙”一直在转型的路上奔跑。
今年，通过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进入高成长期的中原宏益，入选湖北省“瞪羚”企业名单。
年产值连续三年逐步提升，去年成功突破1亿元，脱胎于合兴钢厂的中原宏益终于度过了生死危机。
寻求新路径——“实体经济不会崩溃”
公司生产车间入驻锦江南工业园。长江日报记者栾嘉文摄
第一次见到陈克亮时，他穿着休闲服和运动鞋，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拿着两部手机，面带微笑地和我打招呼做钢材生意怎么样，看上去不像是一个“钢铁老板”。
由于上海的客户想参观公园，第一次面试不得不取消。
陈克良在忙什么？“走遍天下，结识新朋友。”这个从事钢铁产销20多年的“钢老板”，放低身份做钢材生意怎么样，亲自当起了企业经营者。
当年，股东们集资3亿元，在60余亩闲置土地上兴建锦江南工业园，厂房面积3万多平方米。除了中原宏益，又拿出2.5万平方米对外招商，准备吸引上下游汽车零部件企业聚集。陈克良选择“两条腿走路”，迈出更大的步伐。
上汽通用从上海来到武汉，在周边寻找合适的工厂时，偶然发现了锦江南工业园，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最终选择入驻，这也是陈克良成功对接的第一个客户。
2017年，锦江南工业园一期五栋厂房全部出租，随后，上汽通用等十余家配套企业落户这里，开足马力生产。陈克良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看来，自己的“第二春”选择没有错。
当炼钢成为历史，招商引资成为当务之急时，陈克良并没有“四处求医”。
在一次参观园区时，他发现一家企业生产的塑料件有异味，且该企业对生产所用材料撒谎，陈克良便主动劝说该企业退出。
初到武汉，人生地不熟，公司对市场开拓也没有太大信心。陈克良设身处地为公司着想，提出了入股帮助中小企业分担风险的解决方案。在公司成功发展两年后，锦江南工业园“功成身退”，选择自动退出股份。
目前，锦江南工业园三期已完工，入驻企业超过20家。园区里的绿化种类、道路设计、厂房规模，陈克良每次都亲自监督，把它当成是自己“第二套要装修的新房”。
“2016年为什么坚定选择留在武汉？”长江日报记者问。
“如果离开武汉，一切又要从头再来，我相信只要我继续努力，实体经济就不会垮掉。”陈克良笑着说，“毕竟我在武汉安了家，现在是个爱拼搏的‘新武汉人’。”
（长江日报记者栾嘉文 通讯员王展 李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