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美食快报邀请了影片导演刘泰峰和制片人朱彤录制了一档名为《美食说》的播客节目。本文根据对导演刘泰峰的采访整理而成。
导演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影片创作背后的社会忧虑，算法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改变，不仅仅是外卖骑手需要面对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被算法困住了”。导演刘泰峰希望这部影片最终能展现出不同阶层所面临的困境，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份宝贵的记录。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剧照。影片以一场车祸开场，外卖平台的算法工程师撞倒了自己的骑手，导致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陷入危机。
2021年，我在北京一个路口开车等红灯时，差点撞到一位外卖骑手。
正值夏天，红绿灯上的倒计时数字不停变换，我开始烦躁起来。前面的人不是闯红灯，就是准备走。绿灯亮起，我下意识踩下油门，一个闯红灯逆行的外卖骑手就从我车前擦过，擦过车牌。我能感觉到他身体传来的力道传到我身上。要是再快几秒，我就能直接撞上他。
我感觉脊背一凉，突然想到：如果我真的撞了他，我要负什么法律责任？因为作为机动车驾驶人，我没看清路况，他却为了着急传达命令闯了红灯，责任的界定很微妙。
正好，我一直想拍一部关注民生问题、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但需要合适的视角去切入。这些元素一下子涌入我的脑海。当时，我对身边的编剧蔡志玲说，要不我们写个剧本吧：一个专门在互联网平台开发算法的程序员，在平台上撞倒一个外卖骑手，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剧本的想法就这样诞生了。
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完善人物关系，于是我拜访了很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外卖骑手，有的做过站长，有的做过专送，有的做过众包。这种积累是电影创作的必经过程。编剧也和她在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朋友聊过，也和社区里的清洁工，甚至遛狗的大叔聊过，以开诚布公的形式从生活中收集素材，然后慢慢打磨剧本。
从决定做这个项目到开拍，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2022年夏天我们在杭州开拍，一共拍了40天。
●影片于2022年暑假在杭州拍摄，大量实景拍摄让观众在荧幕上看到了疫情期间的日常生活。
做外卖骑手真的“零成本”吗？
其实，做外卖骑手有很多外行人看不到的陷阱。他们在网上招募骑手时，开出的条件是包吃包住，“零成本入场”是他们的口号。他们希望尽可能多的人报名当骑手。
但入职并不是免费的。做专职骑手有一个硬性要求：必须提前一个月报到辞职，辞职当月的工资要和站点平分。所以想加入专职骑手队伍，至少要工作一个月，为站点贡献一个月的价值。这样站点才能保证不管风雨无阻都能赚钱。有些人干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干不下去了，就白干了，钱都给站点了。
骑手们的所有装备都不是站点发放的，衣服要自己买，电动车、电池也要自己租，背后有一条庞大的产业链。在入驻之前，站点会说“我给你提供住宿”，其实他们会带你去租赁房屋，给你签租赁协议。这些东西你不用付钱，但会直接从工资里扣除。
所以它不是零成本，而是让你先背上债务，没有办法摆脱。如果你想摆脱，你必须“赎回”自己。
● 外卖站路边开早会，平台人员管理、订单协调等工作都靠基层站。摄影：天乐
采访中，很多站点经理也很无奈，因为他们背负着平台的绩效考核压力。平台把这个站点交给站点经理，是因为可以为平台贡献优质新鲜血液。其他的平台不管，他们跟外卖骑手没有任何劳动关系。合同只是合作协议，而且是在手机上用电子方式签署的，这样很容易找漏洞，因为你不可能仔细看完每一个字。但这样的合同，关系到骑手未来的劳动保障和意外赔偿。
但大部分求职者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先赚钱，其他问题都可以放在一边。对于这份工作，我采访的大部分外卖骑手要么把它当成人生的过渡，要么就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快速积累可支配资产。
电影里我给魏立写的台词：
“这只是一份兼职，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注册骑手吗？如果全部都上了五险一金，这家公司还能维持下去吗？他们是义务的，接单赚钱，不接单的时候可以休息，不用面对日报、周报、年终考核的各种压力。”
这些就是兼职的成本：你跟平台没有任何关系，合作协议只是跟你签的。大家知道合作协议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没有任何五险一金等保障。有些条款用骑手的话来说，叫霸道条款。因为所有的话语权都在甲方手里。
这里说一下细节，众所周知，骑手每天要交三块钱的保险费，但其实只是赔偿骑手因为疏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如果过错在对方，那么就要对方的保险来赔偿。但还有第三种情况，如果骑手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受伤，那就没有办法了，骑手也拿不到赔偿，也就是电影里的情况。
每个人都被算法困住了
其实，外卖骑手和互联网平台的算法工程师只是这部电影的切入点，与其说这部电影讲的是外卖骑手被算法困住的故事，不如说，我们所有人都被算法困住了。
除了外送员被撞倒，电影中还有另一个平行事件，程序员被下岗。两个家庭都在当代中国的城市，但不同阶层之间，即便平时擦肩而过，也不会看对方一眼。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都在忙碌的工作中，这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疏离与冷漠，最后演变成不可调和的敌对。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发生那场车祸，这名程序员这辈子都不会和送货员打交道，因为系统告诉他，他不能和他们打交道，不能在工作中给他们带来同情。
●这个镜头中，程序员和骑手在电梯里擦肩而过，这也是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的场景。有意思的是，在完成的影片中，所有身穿黄色工作服的骑手身上都没有美团的字样和logo。
算法工程师的目标是优化系统，是一种职业属性很强的行为，他的目标不是去研究外卖骑手的困境，设计一个机制来保护他们。一个合格的算法工程师，必须遵循算法的逻辑，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同时避免劳动纠纷。
电影里的程序员魏立工作节奏非常紧凑，没有时间考虑别人的想法。他身上背负的只有几件事：KPI和绩效考核，决定他是升职、加薪还是被裁员。他不会考虑算法对别人的危害是大还是小。他必须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有绝对的信心，因为工作环境要求他有绝对的信心，否则他就会被裁员。
直到撞倒外卖小哥的那一刻，他才开始有些怀疑，不过最初并不是针对算法，而是人性的光辉被激发了，觉得既然撞倒了这个人，自己就应该承担一些责任。
觉醒的过程是缓慢的。我觉得，说这样的算法工程师真的能与公司抗衡，是不现实的。他的大学同学问了他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这个年纪，除了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在这个前提下，他最终能够拒绝公司的高薪转职，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因为他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的。于是在面对公司招聘时，他说：
“人不是橘子。你不能只吃橘子，然后把皮扔掉。”
最终，虽然外卖骑手金鹏的妻子选择放弃治疗，但代理律师决定将指控从程序员转移到平台身上。这其实是一个悲剧，但却让两个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在潜意识中觉醒。
工作的价值是什么？
影片中出现了一位老人，他年轻时是电影放映员，他向魏立讲述了自己年轻时下乡给村民放电影的情景，当时一票难求，后来经历市场化，90年代下岗失业。
其实，这位老人可能是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工人，他在告诉魏立：“你们经历过的下岗失业，我也经历过。我为自己年轻时从事的工作感到骄傲，因为我是在为人民服务，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那现在呢？今天我们创造的一切价值都可以用利润来衡量。但电影里创造利润的外卖骑手却躺在ICU里，没人关心他。电影里有一段魏立和骑手律师的对话：
“我们打造了这款软件，它给大家带来了多少便利？上班时吃外卖节省了多少时间？这就是它的价值。我们甚至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你不能否认。”
“我不否认你创造了价值，但你有没有想过，真正创造价值的人现在正躺在ICU里。”
魏立说，外卖可以节省时间，这就是它的价值。但外卖节省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你会发现时间永远不够用。
每个人都渴望工作之余能有片刻的闲暇，和家人朋友开开心心地去旅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被所谓的工作或者交通所占据，只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现在的我们为什么每天都要奔波？相比以前，现在我们有手机，有车可以开，但为什么精神上会那么累？背后的代价是什么？这也是我想通过电影告诉观众的。
●片场照片。影片用很多镜头去捕捉2022年杭州这座城市的现实。导演刘泰峰在采访中也提到，坐在路边观察、记录各类普通人，是他获取创作素材的重要方式。
当前形势越来越“动荡”
电影开拍两年了，外卖行业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骑手的单价也一降再降，据说原本三块钱的保险，现在变成了两块半。
前两天我们在上海路演，去了一家餐厅吃灌汤包。这家餐厅在平台上的口碑非常高。到店后，经理说只要签到写好评，每人可以获赠一份价值十几元的小菜。我们几个人签到后，一桌子的小菜就送来了。经理说：“哎呀，没办法，现在我们这条街都是这样，不写好评，评论就往下掉，平台也不给我们做推广了。”但当我们试了主菜，发现虽然在平台上口碑不错，但并不好吃。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就餐体验会越来越差。但我不怪餐厅，因为他们被算法困住了，不这么做就赚不到钱。很多餐厅老板说他们接的每单外卖都是亏钱的，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维持客户群。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们就会从平台上消失。
● 平台经济下的餐饮业：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北京规模以上（即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餐饮业利润总额仅为1.8亿元，同比下降88.8%，利润率低至0.37%。同期，美团本地业务营收607亿元，营业利润152.34亿元，营业利润率为25.1%。图片来源：天乐
电影行业也是如此，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的评价标准也是基于数据的，这种把控可以细化到每一个剧情、每一个场景或者每一个角色，以及演员的选择。他们认为，按照大数据去设计，观众一定会买账。但数据和流量从哪里来呢？还可以想办法“送小菜”。这是各行各业的普遍现象，但在外卖行业表现得最为突出。
以前，餐厅可以雇佣外卖员，再加一点外卖费，就可以把食物送到你家。电影院辐射周边社区，节假日人们都会去看电影，那里明码标价。那时候，餐厅和电影院没有那么难，周边的生态也很健康。
平台所做的就是把这些资源都整合到一起。其实平台不仅仅从自己运营的业务中获利，更看重漂亮的财务报表和增长数字。有了这些，背后的资本、股市的运作才能给它带来分红。我觉得这是一个底层逻辑。除此之外，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贡献的价值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但现在，提升算法效率的一方和执行算法的一方被绑在了一辆巨大的战车上，朝着盈利的目标前进。
几年前，送餐需要40分钟，我们觉得不算慢，现在不到20分钟就觉得太慢了。这是一个人的心态变化。但不一定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很多消费者可以忍受。比如我知道40分钟后要吃饭，我提前算好时间点餐不就行了吗？但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种心态？其实有一股强大的驱动力，在慢慢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你可以说这些已经是我们的消费习惯，但习惯的背后有问题。
我接触过大量滴滴司机和外卖骑手，他们的情绪根源就是不合理的制度，制度需要很多人性化的改进，不仅仅是因为骑手或司机是为平台工作，而是要重新找回作为人应有的尊严。
作为一部电影，《又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天》很难改变什么，也很难强烈批判什么。这背后有系统性的问题。我只是把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提取出来，放到电影屏幕上，写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刘泰峰导演在片场工作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