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抓住出海机会的人们从工人、商贩、国企员工转型为老板。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繁荣的时代，勇气和勇气比知识更重要。 他们大多致力于制造业，以快速积累财富。
三十年过去了，潮起潮落，第一代企业家已步入暮年。 巨资培养、留学的“富二代”也到了接班的年纪。
在完成企业交接过程中，碧桂园创始人将接力棒交给了她的女儿，她成为了中国女首富。
家电龙头企业美的采取职业经理人模式，将公司管理权交给跟随老董事长何享健多年的方洪波。
近日，俞敏洪调侃称，东方选材未来很有可能交出董宇辉这样的人才。
从财富500强企业到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工厂，继承家族企业并不是典型的有钱有闲、不劳而获的故事。 相反，这是一场夹杂着亲情、权力、财富、危机等多种因素的秘密战争。
时代变迁，传统制造业在互联网冲击下节节败退。 工厂二代如何在保守的老一代企业家的注视下突破尴尬局面，站稳脚跟，完成工厂转型。
这是一个值得长期思考的问题。
2023年3月，30岁的刘贝贝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距离她上次回国已经整整四年了。
她是东莞一家针织服装厂的营销经理和报价经理，董事长是她的父亲。 对于负责外贸业务的刘蓓蓓来说，今年显然要忙碌得多。
“我2月在巴黎，整理客户信息，3月做市场跟踪反馈，4月准备春季广交会，5月开始参加展会，6月和客户交谈，然后休息一下，再7月展会，8月放假，9月开始筹备秋季广交会……”
刘贝贝工厂生产
广交会被誉为“中国第一展”，每年举办两届。 春季广交会于每年4月15日至5月5日举行。 从事纺织服装行业的刘蓓蓓属于第三期展会。 从5月1日开始。
在此之前，她和她的团队需要收集信息，分析最近的流行趋势，然后根据展会的属性和客户的喜好，从工厂近两个月生产的服装中选择50-80个款式，最后带来服装样品、毛料和宣传图片走向了“宴会”。
刘蓓蓓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后首次参加展览充满期待。 还没轮到她进场，前方就传来好消息，“听说这一季的广交会很热闹。”
市场已经出现复苏迹象。
2023年2月，在巴黎举办的品瑞商展上，刘蓓蓓与同事交流，得知客户确实现场下单。 这样的情况即使在疫情发生前两三年也很少发生。 。
7月在巴黎举办的法国国际面料展（）2月底开始报名，3月10日就爆满了。如果是以前，5月展会还有名额。
刘贝贝说：“因为时间太长了，很多人都没有出去，大家都想出去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
刘贝贝在展览中
春天的到来，各行各业都对未来充满憧憬，蓄势待发。 刘贝贝也不例外。 他松了口气，释放了内心的担忧。
由于工作需要，刘贝贝经常飞赴世界各地参加展览。 最忙碌的时候，他在半个月内飞到了三个城市：巴黎、拉斯维加斯和中国香港。
对于现在的工作，她无法权衡自己喜不喜欢。 2016年，她进入工厂工作，经历了太多的挣扎和痛苦。 由于无法适应工厂氛围、与父母观点不同等原因，她离开工厂创业。 直到2019年结婚，她才回到工厂与自己和解。
“在家工作需要更大的精神压力，而且很多时候比兼职还累。” 刘贝贝常常焦急得睡不着觉，他背负着工厂运营的压力。
但对于厂二代来说，大多数时候没有辞职的选择。
刘贝贝是家里唯一的女儿。 在父母创业之前，她是鞍山钢铁厂的一名工人。 2003年，他们南下建厂，11岁的刘贝贝被带到广东。 从此，她的人生方向就基本确定了。
小时候，父母就打算把她培养成工厂的接班人。 随着刘贝贝的成长，他被灌输了工厂的相关信息和孜孜不倦的“教诲”——
“为别人打工不如为父母打工。”
“在外面打工再好，也比自己当老板好，不是吗？”
……
然而他们的计划并没有奏效，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压力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刘贝贝从小就接触制造业。 他越了解工厂，就越抗拒接手。
由于父母工作忙，她小时候一直和奶奶、奶奶住在一起。 初中时，她就开始独立生活，从12岁到研究生毕业，一直独立生活。
“除非你独立，否则你做不到。” 在现实的压力下，她的想象力和执行目标的能力远高于同龄人。
在填写高考申请时，刘贝贝选择了会计专业。 后来她发现金融专业很热门，薪资也高，于是她继续考研，前往英国学习银行和金融。
这些选择与管理工厂无关。
刘贝贝
现代年轻人宁愿做月薪3000的公司接待员东莞批发钢材，也不愿做月薪5000的工人。 和他们一样，刘贝贝见过繁华的城市，更喜欢光鲜亮丽的写字楼。
“一件工厂生产的衣服批发价是500，一旦贴上品牌的标志，放在灯光精致的明亮商场里，就能卖到5000。”
产品需要高端环保赋能，人也需要高端环保赋能。 她希望自己能像影视剧里那样“嚣张”地去上班，而不是在工厂的平房里“默默无闻”。
2015年研究生毕业后，刘贝贝留在英国，在一家跨国电力公司担任财务职务。
优越的环境确实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但现实却很残酷。 异国他乡的生活让她感到孤独和想家。
25000英镑（约合人民币24万）的年薪对于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说并不低，但工作简单，她无法从中获得成就感。 她坐在办公桌前感到越来越无聊。
刘贝贝英国毕业后与父亲合影
2016年8月，24岁的刘贝贝辞职回国，完成了父母的心愿，加入了自己的工厂。 当时她想的很简单，认为只要能克服厂里相对恶劣的环境，就能胜任新的工作……
现实是，工厂里除了几个设计助理外，几乎没有她这个年纪的人。 年轻的都是80后，与她打交道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往往都是年龄较大、经验丰富的前辈。 其中不乏工厂老员工。
他们的特点之一就是脾气浮躁，“想就出来”。 他们对待不同年龄段事物的方式，常常让刘贝贝皱眉。
刘贝贝和他的母亲
毫无疑问，良好的沟通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内耗。
在国外生活了几年，刘贝贝习惯了直接表达事情。 然而中国人深谙人情世故，委婉的表达方式总是让她抓不到重点。 “很多时候，在我看来，沟通是没有用的。”
当然，最痛苦的并不是刘贝贝要花时间处理人际关系。 作为工厂未来的老板，她也必须向父母和同事证明自己的能力。
压力如洪水猛兽，让她有种窒息的感觉：
“你了解了经营情况，然后想做大做强，但你要保证当前的发展，不能盲目前进，你要考虑和平衡各个方面。此外，你还要思考关于与公司经理和工人的关系等等。”
进厂的头几个月，刘贝贝的状态非常不好。 他失眠了，直到凌晨两三点才睡着。 早上六点，他自然醒了。
多年后，她参加厂二代的一次聚会，发现大家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对自己的地位感到尴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新一代企业家肩负着工厂改造的重任。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困惑和痛苦之中。
1982年，刘蓓蓓的爷爷将鞍山钢铁厂的“铁饭碗”传给了父亲，随后南下经商，为家庭注入了商业基因。
那是私营经济兴起的时代。 一位老人在南海画了一个圈。 刘贝贝的爷爷从辽宁出发。 当周围的人都在享受这位积极经商的“共和国长子”的繁荣时，他却坐上了开往广东的火车。
鞍钢刘贝贝爷爷（右一）
20世纪80年代，内地深受香港流行文化影响。 他不满足于固定工资，打算去广州、香港批发一些衣服，然后卖回东北。
当时他只觉得商机来了。 他并不知道，不久之后，1988年，私营企业的员工人数首次超过了国有企业，一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企业家。
在广州坐了几十个小时后，刘蓓蓓的爷爷观察了一段时间的衣服，然后根据香港当红明星的衣服买了一大批衣服回到了东北。
比如周润发穿的同款皮夹克和牛仔裤，每件只要几块钱。 他起初不了解行情，试探性地以20元的价格出售。 没想到，他却遭到疯狂抢劫。
当时东莞批发钢材，东北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60元。
他尝到了甜头，继续批发批发。 售价越来越贵，而且仍然供大于求。 20世纪90年代，像刘德华这样的破洞牛仔裤售价在30元左右，溢价高达200元。
多年后，刘贝贝听到爷爷讲述的往事，震惊不已：这不是现在的“网红经济”吗？
“时代给了他们赚钱的机会，但我想这与他自己敢于拼搏、敢于思考的勇气是分不开的。” 不管环境因素如何，刘贝贝还是很佩服爷爷的勇气。
在她的印象中，爷爷一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由于当时家里经济有限，他只读了初中，但他热爱读书、思考事物。
80年代末完成财富积累后，他带着祖母环游中国，去过上海、苏州、无锡、广州等地。 相册里的照片如今已泛黄，但仍能看出他当时的意气风发。
刘贝贝爷爷奶奶拍的婚纱照
1995年，刘贝贝的父母离开国企，跟随祖父南下。 当时，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服装批发市场。 他们的工作是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白马服装批发市场进货，然后卖回辽宁。
生意越做越大，刘贝贝父母积累了很多人脉和资源。
2000年，刘贝贝一家搬到广州，直接联系工厂加工，每年卖出几十万件衣服。
此时，刘贝贝的爷爷已经不再涉足服装生意了。 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他把目光转向了金融市场，成为了一名股票投资者。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有企业发起“抓大放小”和“退国进民”两波改革，聚焦经济发展，民营企业受到极大鼓舞。
2002年底，上海以54票战胜韩国丽水，以34票获得2010年世博会主办权，举国欢腾。 很快，刘贝贝的父母在东莞市大朗镇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他们的生意进入了新的阶段。
工厂以全国批发的形式经营，每年生产1000多个款式的衣服，每个城市有一个代理商。 鼎盛时期，工厂拥有代理商50余家，每年可销售服装100万件以上。
时代红利下，沿海地区的优势让工厂可以利用信息差距获取巨额利润。 从生产厂家到零售终端，即使一件衣服溢价出售4-8倍，仍然存在巨大的市场。
2009年前后，工厂发展迅速，现有工人近200人，营业额过亿。
工厂参与活动
后来瓜分市场的人越来越多，行业内爆发价格战，影响了服装生意。 但真正阻碍工厂疯狂前进的却是淘宝的出现。
2010年，中国社会从工业时代迈入信息时代。 淘宝拥有超过2亿注册用户，电子商务已成为中国消费品的核心消费模式。
起初，刘贝贝的父母趁势在天猫注册了一家网店。 两年的时间，他们“烧”了很多钱，但盲目的尝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信息分享后，刘蓓蓓工厂生产的衣服看上去老气横秋，设计感较差，在网络上没有竞争力。 此后，工厂慢慢进行调整，进入转型升级。
首先，工厂需要派出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全面升级机械设备，对所有合作的纱线及辅料供应商进行升级。
其次，主攻中高端产品，主战场移至海外。
随着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智能革命已提上日程，工业4.0正以强劲的势头来临。 对于制造业来说，每一个工厂都时刻面临着被时代淘汰的风险。
“在工厂工作太累了，真的！”
回国第一年，父亲就带着刘贝贝参观了很多高端品牌加工厂。 尽管他们与她没有任何关系，但她仍然感到喘不过气来。
她解释说，“当时我很想建立一个供应平台，类似于阿里巴巴的1688网站，利用资源将产品推送给客户。”
2017年，进厂一年后，她成立了自己的外贸公司。
创业的动机并不难理解。 几乎所有的工厂二代工人都面临着一个困境：他们是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渴望向外人证明，没有父母他们也能活得下去。 然而，他们常常与父母意见相冲突，他们的想法不被重视。
刘蓓蓓坦言，她没有父母那种吃苦耐劳的品质。 面对传统产业的发展瓶颈，她选择了另类发展：
“要建工厂，首先要有土地，然后要有厂房。工厂里要有设备，设备可以细分为多个区域和流水线，然后要有很多人来操作设备。当你每天睁开眼睛，每天每月几百万的固定开支，如果每年的营业额没有五万到六千万，就没有利润。
工厂里的电脑针织机
与传统制造业成本高、利润低不同，外贸公司只需要一个人和一台电脑。
刘贝贝在香港和国外见过一些外贸公司。 他们只有五、十个人，但年收入却过亿。 他们没有工厂，只参与产业链的一环，帮助工厂匹配客户、沟通、确认订单，然后赚取差价。
创办公司期间，刘蓓蓓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
以前，她需要整个设计部门和生产部门的配合才能实现她的想法。 现在，从产品选型、设计到客户，她都可以自己做决定。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创业期间，刘贝贝拍宣传品照片
刘贝贝的产品主要是针织女装，他已经找到了两三个熟客。 他有一个三人团队，年收入约350万。 按照计划，她还要继续做风衣、羽绒服、帽子……
但生活总有惊喜。
2019年，刘贝贝与男友结婚。 她是在2015年唯一一次工作经历中认识的。我的男朋友是中国人，担任电力顾问。 由于工作原因，婚后他将继续留在英国。
生活进入新的阶段，刘贝贝需要制定更多的计划。
由于她在英国呆了很长时间，她不得不取消国内公司，回到自己的工厂，工作时间和地点都更加灵活。 她带着创业时积累的客户加入了工厂。
第二次进厂，刘贝贝再次面临沉重的现实。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接触了许多父母的朋友。 他们可能拥有数千万美元的财富和巨大的成功，但几年后他们就会听说自己变卖了资产并欠下了巨额债务。
与其他轻资产企业不同，制造业需要大量的现金流来保证工厂的正常运转。 资金链一旦断裂，将是一场波及数百人的灾难。
工人熨烫衣服
2020年，在东莞设有工厂。 一位意大利客户订购了 100,000 件羊毛衫。 当工厂准备新年后发货时，意大利爆发了疫情。
为了挽救公司，品牌商直接毁约，拒绝收货。 他们通常是不知名的公司，不需要维护品牌形象。 在此之前，他们只支付了20%的定金。 如果他们是长期客户，他们可能连押金都不给。
跨境维权成本太高。 遇到这种情况，工厂只能默默承受。
刘贝贝怒道：“十万件衣服，算下来，一件衣服要他五十块钱，相当于白了五百万。”
那家工厂现在濒临破产。 更糟糕的是，他们并不孤单。 刘贝贝自己的仓库里，还有上千件未售出的货物。
刘贝贝逐渐适应了工厂生活。
从刚进入社会时的小心翼翼、关注外界，到结束生意归来的坦然，她感慨道，“当时是一个比较不成熟的孩子的思维，我觉得我必须证明自己并脱颖而出（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屈服并放弃无关紧要的争论。”
随着接触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她明白了一个道理：改变别人的想法是最困难的事情。 人与家人、人与社会很难分离。
2023年3月，刘贝贝加入了工厂的第二代集体。 线下聚会中，他们谈到了刚进工厂时的痛苦，以及当下的迷茫和焦虑，引起了他们的特别共鸣。
目前确实有很多工二代不愿意接班，宁愿打工，但刘蓓蓓认为，这个想法的底气也是家人给的。 “你说只是想找一份比较悠闲的工作，其实也是基于条件的。 条件好的时候，如果给其他普通家庭的人机会，他肯定会想做工厂。”
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循环。
刘贝贝分析道，“你的父母通过努力创造了光鲜亮丽的生活，送你出国留学，当你放学回来后，你将无法接受嘈杂的工厂环境，心里有一个巨大的落差。”
工厂第二代线下基础（右三刘贝贝）
长大后，刘贝贝接受了工厂的工作环境，也逐渐理解了父亲的坚持。
开厂20年来，父母从来没有机会主义的想法，都专注于利润空间较大的房地产等其他行业。 相反，他们把钱都用来投资工厂，让工厂不断发展壮大，为员工带来更好的福利。 美好生活。
工厂拖欠贷款。 即使疫情期间无法开业，仍要付出巨额亏损来养活260多名员工。 刘贝贝认为父亲已经习惯了类似的高压环境。
小学时她和老人住在一起，长大后又住宿舍，只能自己一个人生活。 而我爸爸则每天8点30分去公司，直到晚上10点才回家。 他对待工厂更加用心，更像是自己的孩子。
“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相伴十几二十年的老朋友了。” 刘贝贝对自己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缺席表示同情。 “他们被推着往前走，没有机会停下来，他们始终肩负着道德责任和压力。”
对于业务拓展的问题，刘蓓蓓和父亲仍然存在分歧。 她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供应链平台，成立一家外贸公司，而她的父亲则希望投资资金扩大工厂规模，提高技术竞争力。
双方仍需共同努力。 服装厂要想发展得更好，肯定需要一代人以上的努力。
工厂活动
东莞市大朗镇有着“中国毛织名镇”的光环。 截至2019年，拥有毛织企业17000多家，年产毛衫8亿多件。
随着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以及东南亚制造业的快速崛起，服装和纺织工厂的处境将变得更加困难。
2018年，刘贝贝还在开一家外贸公司。 当时一批货在另一家工厂加工时，出了问题，直到晚上11点多才解决。 客户让她去看看，她就打车去了客户的工厂。
深夜的大朗镇渐渐安静下来。 主要道路两旁都是小型家庭作坊。 一户人家引起了刘贝贝的注意。
二十到三十平米的空间里，几台旧缝纫机和地上堆放着五颜六色的布料，环境十分混乱。
一对中年夫妇刚刚结束工作，低头吃饭。 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坐在门口发呆。
这一幕一闪而过，刘贝贝顿时心酸起来。 “他们满怀希望来到东莞，想要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有的甚至借钱创业，但最终可能会失去一切，失望而去。”
类似的案例刘贝贝见过太多了。 每隔两三年，整条街就会“焕然一新”。
但无论有多少工厂倒闭，路边的榕树见证了多少失意的人，总有人希望加入这个行业，并在摩拳擦掌……
*封面图片来自视觉中国，其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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