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是福州市下辖县级市，人口66万，华侨、港澳同胞近30万，民间资本雄厚。20世纪80年代初，首批人开始创办小钢厂。随着企业的发展，90年代以后，长乐人开始涌向全国，在江苏、山东、河北、山西、云南、广西等省区兴建了一大批中小型钢厂。据不完全统计，长乐人在全国投资的钢厂有500多家，其中年产500万吨的有5-6家，年产200万吨的约有30-40家。
位于宁德的福建县级市周宁，选择了钢铁行业的下游产业——钢贸。据说，全国从事钢贸行业的人80%来自福建，而这80%的福建人中，又有80%来自宁德周宁。虽然数据无法考证，但不争的事实是，周宁县全县20万人口，但单单在上海，从事钢贸行业的人就有8万人！！
“世界要钢看中国，中国要钢看华东，华东要钢看周宁。”周宁帮在钢铁贸易行业曾经达到巅峰。
周宁帮的实力，从2008年交易额突破200亿的全国钢材交易市场榜单就可见一斑，其中排名第一的上海逸仙钢材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正是周宁帮的“教父”周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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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地区的人从事同一个行业，自然就有很大的优势，这样就有利于资源的整合和交流，形成合力，互相帮助，做大、做强、做专！一旦出现负面新闻，往往会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关于周宁帮的兴衰，《中国企业家》周福荣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周宁帮”的兴衰：一个商业国家的兴衰》，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如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周宁大批人外流一样，昔日的钢铁贸易商如今也大批返回家乡周宁，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开着豪车、穿着华服回家，而是身无分文、负债累累地回家。
“把铺子卖了换钱，回家种地，不回来了。”李启礼喝了很多酒，语气里带着几分“自虐”。作为最早在上海做生意的钢贸商之一，他开着拖拉机进上海，如今已经所剩无几，所有的货物都拍卖了，用来还债了。
李启利是福建周宁人。这个出了名的贫困县，人口21万，却有十多万人在外做钢材贸易。30多年来，他们占据了上海钢材贸易市场70%以上的份额，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巨额财富，因此被称为“周宁帮”。
周宁曾经享有过无比的荣耀。
这个小县城曾拥有上千辆宝马、数十辆劳斯莱斯，有的家庭甚至拥有不止一辆豪车。周宁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宝马公司领导在全国调查宝马汽车销售情况时发现，购车最集中的身份证都是以开头的。宝马中国总裁到身份证所在地周宁调查，发现这里居然是一个地处偏远山谷的贫困县。
周宁的贫困程度在福建有时排在最后，有时排在倒数第二。周宁作为华东地区海拔最高的县，水田稀少，当地的水土无法养活当地人民，所以历史上就有外出谋生的习俗。改革开放后，不甘于现状的周宁人纷纷外出谋生，有的办厂、做钢模，有的做机械配件、水管、钢管。因为做钢模涉及到钢件的营销，他们就逐渐发展到上海做钢铁贸易。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后来借着浦东建设的东风，逐渐集中到长三角做钢铁贸易生意。周宁人与西南一些落后地区不同，他们并不满足于靠打工谋生，很多外出的人都有当老板的野心。
经过30年的努力，周宁钢商们确实把梦想变成了现实。然而，自2011年钢贸信用危机爆发以来，周宁帮几乎全军覆没，从“钢贸教父”周华瑞、“钢王”肖家寿，到李启利这样的普通钢商，家财散尽、被追债、被起诉。如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人离开周宁，昔日的钢商如今也纷纷回到家乡周宁。
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带着豪车和财富回国，而是身无分文，回到家乡逃避债务，或者希望在家乡重新开始。
逃离贫困县
周宁县凤东龙村人烟稀少，白天大门紧闭，只有老人偶尔出现。村里的房子基本都是四层楼房，装修豪华，屋主很多都是外出谋生的钢贸商。村子尽头有一栋低矮的两层小楼，门前是院子，屋后是山，山上长满了竹子。村里最简陋的一栋房子，是周宁第一位钢贸商、“钢贸教父”周华瑞的家。
此时，周家大门紧闭，院落冷清，而周华瑞本人在上海被起诉，身陷十余起官司。“这种时候，我实在不方便出来谈什么。”周华瑞托人婉拒了本刊的采访。据说，如果周没有上海杨浦区政协委员的头衔，影响会更大。
30年前，周华瑞在当地一家集体企业上班，对当时的工资待遇不满意，便辞职到闽北干起了木工活。80年代初，周华瑞决定干点大事，便离开山林，闯荡上海。从扛水泥做起，后来干起一些零配件的小生意。在那个计划经济痕迹还很严重的年代，他能吃苦，经常干一些国企同行不愿意干的活，比如爬六楼送货上门，慢慢积累了一些资金。
浦东开发时期，周华瑞预见到大批危旧建筑将被拆除，新建市政工程、商业楼宇、酒店、住宅区等都需要大量钢材，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1996年冬天，周华瑞一改小本经营的作风，把建材做成了“超市”：他从上海市建筑工程局租用了逸仙路889号近100亩土地，建成了逸仙钢材现货交易市场。到2004年，进入建材市场的企业由26家增加到649家；交易量由10万吨增加到420万吨。周华瑞的钱包也鼓了起来。
最辉煌的时候，周华瑞成为上海钢贸圈的“领头羊”，担任上海钢贸协会会长、上海周宁商会会长，还成立了自己的小额贷款公司。如今，这一切都成了泡沫，因为钢贸联保、银行贷款撤资、资金链断裂，等待他的是一条漫长的黑暗隧道。相比周华瑞，苏斌的处境更加凄惨。他形象清瘦，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花白，在周宁县统战部副主任的介绍下走进茶馆。“现在我几乎没钱吃饭了。”他说，自己在上海的房产、写字楼都被查封了，不仅欠银行贷款，还欠民间借贷。这次回老家，有种逃避债务的感觉，同时又在寻找新的赚钱机会。
1992年，苏斌来到上海。来上海之前，他是周宁一家国营茶厂的职工，每月工资几十元。不甘于平淡生活的他，申请无薪休假，凑了五六万元钱开始创业。
最初几年，苏斌在川沙找了一家成本不算太高的店面做钢贸，用最原始的“前店后店”模式。为了省钱，晚上就把门板贴在钢管上，再铺上草席当床。“那时候浦东还没开发，水田多，夏天蚊虫多，店里热得跟蒸笼似的。”苏斌说，那时候自己拉车送货，最开心的事就是每周跑到陆家嘴邮局给家里打电话。
起初货源来自昆山、丽水、溧阳等周边地区的小厂，客户需要什么就发什么，每个月结算一次。和周华瑞一样，苏斌他们周宁帮的人都是以吃苦耐劳著称的，同行们按时下班，不送货上门，就是他们的机会。渐渐地，浙江那边还能吃苦耐劳的同行们被打垮了，周宁帮的人占据了上海大部分钢材贸易市场。
早期，很多周宁人对上海的环境并不熟悉，大量人员文化程度较低，就地取经，不少人被骗了一两万块钱，但一般都忍气吞声。苏斌后来从做镀锌管、焊管、电线管，扩展到做占资金比重比较大的管材，货源也从周边的小厂变成了外省有一定生产能力的钢厂。当时还没有代理制，苏斌就跟钢厂合作销售，由于销量大，苏斌也有一定的议价能力。
这一时期，受到肖家寿、周华瑞等钢贸大亨财富的刺激，大批周宁人流落到上海、江苏等地从事钢贸，而年轻人毕业后也直接到大城市做家族生意或打工。
1998年，苏斌效仿周华瑞，与朋友投资400—500万元，创办了浦东第一个、上海第四个钢材市场——上海浦东钢材市场，并租用60余亩土地，建起一个有六七十个工位的交易大厅，把零散的商户聚集在一起。
进入新千年，苏斌终于在上海买了第一套房子。后来，他在上海又买了三栋别墅、四栋房子和两栋写字楼。2002年，福建银行开始给苏斌贷款30多万元。“不得不承认，周宁的业务发展也得益于早期银行的支持。那时候融资成本很低，利润比较高，钢铁行业、建筑行业还比较火爆，全国到处都在开发建设，根本不用担心市场，那是我们的黄金时期。”苏斌告诉《中国企业家》。
为了方便这些离开和返回家乡的人员流动，政府还专门为这些钢材贸易商开通了周宁至上海的班车，目的地就是苏斌所在的市场。
富有的钢商们也开始一点点改变家乡的面貌。“这辆洒水车是我买的。”苏斌指着前方的路告诉我，周宁县的洒水车、垃圾车，都是在钢商的资助下，政府购买的。前几年，钢商给周宁县政府捐款1个多亿，而当时周宁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亿多。虽然留守人口不多，但当地每所学校都有教育基金会，几个老板随便凑5万元，资助贫困学生。在钢商的支持下，周宁的农民也通上了自来水。
爱心银行
李想（化名）是周宁的一名公务员。与钢贸商的红红火火相比，公务员在当地并不吃香，属于“低收入群体”，所以周宁的公务员大多是从外县市调来的。公务员们会用信用卡、抵押房子，向钢贸商借点钱。在鼎盛时期，这笔收入甚至能超过工资收入。以前他们平分福利，但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现金被套牢，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
李翔在街道上有一套房子，去年年底，他想给已经成年的女儿盖一套新房住，但“钢贸危机袭来，我的钱被套牢，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十几年来，他努力攒下一些钱，借给在外地做钢贸生意的亲戚，按每月2%的利息，他赚了30万元。2011年底，钢贸商信用危机，基本让他仅存的20万元打了水漂。这种民间借贷在周宁十分普遍，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其中。正因为如此，这波危机掏空了县城每家每户，留下了不少三四毛钱、甚至五毛钱的债务。
“畸形。”李想这样评价周宁。周宁的留守人口都是老弱病残，青壮年往往在外地做生意。但当地房价高，偏远山区县城的平均房价高达5000元；物价也高得离谱，蔬菜价格甚至比上海还高。当地的经济作物水稻一年只有一季，收割后土地就闲置，水田数量少，人均不到三四亩。山区地势资源匮乏、交通不便，让周宁基本不可能发展工业。
也正因如此，在钢贸行业风生水起的近十年间，不乏前周宁县长、副县长、助理县长、国土局局长、财政局局长、人事局局长、环保局局长、乡镇负责人，甚至教育局局长，这些原“一把手”都在钢贸风生水起之时辞职下海经商。
动心很正常，2003年的时候，钢材价格一路上涨，进口一车钢材，闲置不用，两个月就能赚上百万，所以2004年很多人离开，政府也发生很大变化，那一年，有人短时间内赚了几千万，有人赚了几百万，就连赚了几十万的人都不好意思开口要钱。
过去，上海的钢贸商周宁作为外地人，想要获得贷款并不容易。但2008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信推出了供应链金融，民生开创了“银行垫资钢贸商”模式。钢贸商从银行获得贷款变得容易起来，尤其是四万亿财政计划出台后，资金密集型的钢贸企业成为银行的宠儿。
2008年，银行与周宁钢贸商也进入了蜜月期。当时，不少银行营业厅都设在郊区的钢贸市场门口。李启利说，当时银行放贷量很大，信贷员和商户就是兄弟。有的银行给分行下达考核指标，有的信贷员甚至帮钢贸商打包报表数据、反复承诺，以便从钢贸公司获得贷款。
蜜月期持续了三年，2009年至2011年银行与钢贸商合作频繁，钢贸商向银行借入大量资金。上海银监局统计，行业景气时期，仅上海地区钢贸商贷款余额就接近2000亿元；周宁商会统计，以银行融资1600亿元的规模、平均成本15%计算，钢贸商每年付给银行的成本高达250亿元。
随着放贷的疯狂，企业开始实行联保，增加贷款能力。周宁钢贸商的生意越做越大，资金雄厚的钢贸商成立担保公司，为资金匮乏的周宁钢贸企业提供担保。银行也乐见其成，以加强信贷安全。起初，五户联保还有门槛，4万亿下达后做钢材生意 投资，甚至只要有5个周宁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办到联保。只要你有周宁商会副会长的职位，银行至少可以贷出500万元，而且不需要任何抵押。因此，商会副会长的数量一度达到几百人。
“钢贸商因为联保而死。”苏斌说。保守谨慎的苏斌被迫走上了联保之路。他不贷款，商户会说他没本事。贷款拿不到，他就没有能力给下游客户提供更多的垫款，客户也就流失了。为了防止商户流失，苏斌通过五家商户的联保借款1.6亿元。
此时，地方政府在4万亿刺激政策的刺激下，也开始陆续立项、筹措资金。2009年，上海钢贸商圈在外地投资新建钢材市场150多个，仅江苏就新建钢材市场近80个。无锡周边地区有40多个钢材市场，每隔几公里就有一个。上海有40多个市场，包括仓储式市场。苏北一些地方，一个县城甚至有两三个钢材市场。
2011年下半年，建筑市场降温，需求不足，钢价也大幅下跌，利润空间被挤压到极点。此时，联保体制下的钢贸商就像是一群被拴在一起的青蛙，池子里的水越来越热，但因为负重太重，步伐不一致，想要跳出来的青蛙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有的青蛙甚至因此死去，但被牢牢拴在了背上。
陷入泥潭
这一年，苏斌的钢铁产品价值缩水严重，但他的钢铁产品依然没有市场，融资成本越来越高。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转动方向盘，想抓住基建热潮的尾巴，转战房地产，可惜又开向了另一个悬崖，房地产行业跌入低谷。雪上加霜。
2011年下半年，久治不愈的苏斌又被抑郁症折磨，每天要喝酒才能睡一个小时，就连白天也要拉上窗帘躲避阳光。不仅如此，银行还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他再想东山再起已经无望。“当时我极度绝望，戒不掉，差点就吸毒了”，苏斌叹息道。
以往过春节，苏斌经常和同事们喝酒吃肉，聊经济形势。大家个个雄心勃勃，都是经济学家、投资人，聚在一起总说着要做一件大事，说不定一个几亿的项目就能完成。然而，2013年春节，他却深陷债务泥潭。
远在上海的周宁商会召开了无数次会议，无数次的协调会、协商会、调解会、沟通会、研讨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会长周华瑞呼吁钢贸商“投降”，与银行协商，寻找还债的办法。那一年或许是他们最后的刹车机会，但因为债务情况复杂，大家各执一词，最终没能达成共识。
2013年年会上，周宁上海商会请人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商圈里的人们》，主角名叫周崇胜，以周华瑞手下的商人为原型，试图用自己的艰难处境打动银行。但这并没有减慢银行催贷的步伐。
周宁政府一位官员提到了一句话：“银行骗还贷”。他解释道，银行跟钢贸商说，我答应你们，你们先把这笔贷款还清，你们可以刷信用卡，向亲朋好友借，我马上放下一笔钱。你们不信吗？你看，这是手续，这是盖章，什么都办了。然而，当钢贸商们连借高息贷款还钱的时候，银行要么“领导出差了”，要么领导换了。总之，各种理由，反正他们不会再放贷了。在上海做钢贸的周宁人绝大多数都有信用卡，平均信用额度都在50万以上。被银行“骗还贷”后，银行的贷款窟窿暂时堵住了，钢贸商们却陷入了信用卡“诈骗”的泥潭。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总额为251.9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05.34亿元，增幅71.86%，新增逾期信用卡中，不少是钢贸商“恶意透支”还债。
2013年上半年，疯狂追债两年的银行终于对钢贸行业失去了耐心，纷纷对钢贸商提起诉讼。据上海法院公开数据显示做钢材生意 投资，2013年4月，上海一个月内审结银行起诉钢贸商案件209件。2013年8月，上海一个月内审结的钢贸金融纠纷案件增至302件。
民间讨债也改变了一直和谐社会的周宁的状况。周宁县几乎每户人家都有家人从事钢贸或在钢贸商那里打工，几乎每户人家都借钱给钢贸商。近两三年来，民间讨债风波猖獗，惨剧频发。曾经有村民向上海某钢贸商借了几十万元，屡次讨债无果后，便找黑社会上门讨债。债主不在家，孩子吓得跑了出去，讨债人紧随其后，孩子试图从阳台跳到另一户人家，摔到地上身亡。这样的惨剧还在发生。
为了转型，钢贸商苏斌2012年投资1.7亿元打造的地产项目狮城国际早已易手。“卖不出去，就拿去抵押还给业主，现在一部分给民间借贷，一部分给银行，正在验收。”苏斌告诉《中国企业家》，他当时计划打造一个高端地产项目，主要客户群体是钢贸商，但现在这些群体已经崩塌。
也有人在事业巅峰时选择退出，退出与否最大的决定因素不是眼光，而是能否融到大笔资金。
曾经的钢贸商吴万里如今做起了金银花，阮惠红利用废弃的茶山打造白茶品牌，徐乃寿则以神乌茶试图开拓高端市场……回归的钢贸商大多租地做茶叶生意，搞特色养殖，但他们身无分文，又没办法贷款，而缺乏财力的县城又拿不出很多优惠政策。
能回本的，基本都是贷款融资不多的，真正的大佬们，全都深陷泥潭。“钢贸大王”肖家寿除了被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起诉外，还被两名自然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名起诉，案件从3月初排到5月底，涉及30起。“钢贸教父”周华瑞则先后被民生银行、兴业银行、邮储银行、光大银行起诉，诉讼多达15起。
记者赴周宁前一天，周宁县政府派出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书记、公安局长等3名领导赴上海协调抓捕周宁商会现任会长周培建，原因是周培建为商户向民生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这件事情应该由企业和银行自己处理，如果企业和银行不能达成一致，银行就会用经济侦查的手段抓捕企业主，对其施压，这是很不对等的。”统战部副部长周建斌说。
近些年，青壮年纷纷离开家乡，落魄时，他们又回来了。被迫停下脚步，他们发现了来不及匆匆看到的东西：几乎每个偏僻的村落都铺上了水泥路，这多半是他们的贡献；随着人口的迁移，周宁很多自然村落消失了；周宁的语言也被他们带来的外来方言同化了，祖孙之间产生了语言障碍，彼此再也听不懂对方说的话了……
钢贸无望，房地产项目烂尾，苏斌到处寻找新项目。他不相信在商界历经多年风风雨雨的自己会葬身于此。3年前，有朋友想跟他合伙做电商，被他婉拒了。现在他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孤注一掷。苏斌到福建霞浦考察，打算跟当地渔民合作养殖、加工水产，再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做了几十年以大博小的事情，也该换个思路了。电商可以以小博大，投入几千万，预期产值上亿。”联系上浙江后，他来到机场，去柜台办登机牌，却被告知不能坐飞机。被“限制”后，作为银行系统黑名单上的人员，他的乘机权也被取消。
前年6月，周宁县高速公路通车，原本从福州到周宁五六个小时的车程缩短了一半。然而路是修好了，车却没了。回想起豪车挤满马路的盛况，周宁人不禁感叹。
苏斌坦言，周宁钢贸商自身存在很大问题，对风险管控缺乏警惕，部分钢贸商不诚信，但不能一概而论。他希望政府能给一些成功的企业一些阳光，让它们活下来，给它们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有生之年把账还给银行。“如果连带担保被查，没有哪个企业能全身而退，银行一击毙命，让企业没有回头的机会，对银行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如今，苏斌眼中时常回放这20年的点滴，曾经的伤痛与辉煌，浦东的荒原，整夜的机器轰鸣，蚊虫密布，泥泞的地面，平板卡车……30年的奋斗，3年就结束了。
“我把你从周宁带出来，却没法把你带回来。”已经身处深渊的周华瑞叹息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