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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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张志伟 王宁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期货市场工作。 他被称为期货市场的“教父”。 他是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经济学家常青。 同时还从事期货教育工作，担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理念，担任金鹏期货董事长。
常清的大半生可以说是期货市场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期货市场早期的理论研究者和试点方案设计者，常青见证了我国期货市场坎坷却辉煌的发展历程。 他在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故事？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常青感叹：“期货市场自诞生以来，就肩负着整合价格改革两条轨道的历史任务，为我国商品市场价格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完成了历史任务。”价格改革的深入推进，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目前看，期货市场取得了丰硕成果1994钢材期货，并逐步国际化，朝着成为世界定价中心的目标迈进。
推动期货市场研究和制度设计
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常青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从事价格改革工作。 当时，价格改革刚刚开始，正处于双轨制改革的过渡阶段。 一时间，价格改革引发的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理论界对“双轨制”的价格信号提出质疑。 价格改革该向何处去？ 进还是退？ 这些都是当时热议的问题。
为了实现国内统一市场价格体系的改革目标，当时的中青年理论改革者无不以一种倦怠的态度，致力于进行多方面的应用研究。 常青还投资创建了中国的期货市场。
今年是期货市场成立30周年，也是长青进入期货市场的30周年。
如今已是花甲之年，回首过去，常清为能够亲自参与中国期货市场的设计和建立而深感自豪。 他也衷心期待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国际定价中心，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正值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常青向记者讲述了期货市场带来的机遇。 “市场价格如何形成？” 成为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 当时有一个世纪问题：市场价格是多少？ 这一问题的背景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全面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密切相关。 但当时中国全面放开价格存在很大风险，因此采取了过渡性做法，先放开部分增量产品价格，暂时保留现有产品计划价格，即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改革是有益的创新，也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这与渐进式、渐进式的改革总体是一致的。 但也出现了一些改革设计者没有准备好的问题。
常青说，当时的问题有很多方面。 一是由于供应短缺导致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全社会物价涨幅空前； 二是流通异常混乱； 三是双轨制造成的市场混乱； 四是“从有计划到无计划”的社会问题的出现。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市场价格是多少？ 理论界有不少文章认为，放开价格并不意味着形成市场，价格改革面临进退选择。 事实证明：放开价格并不等于形成市场价格。
当时，带着这些改革问题，不同的研究团体都在探索商品期货的过程中。
1987年，常青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领头雁”的角色。 “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常青的语气明显是严肃的。 经过大量数据查询和研究，价格团队最终从具体运作方面研究了西方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商品价格体系。 形成的基础是有组织的期货市场。
常青说，我国研究期货的第一人是原外贸部。 当时的研究仅限于国家如何利用期货市场1994钢材期货，并没有全面解释期货市场的功能。
“当时有一个故事特别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杨良宇受原外贸部邀请，给我们讲述国家如何利用国外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风险管理。” 常青表示，杨良玉建议，我国应该利用期货市场来保值进出口贸易，从而让国内贸易商减少损失，更好地发挥集中化、计划化优势。 虽然杨良玉是从外贸而非国内价格改革的角度讲的，但这还是常青早年第一次听到比较完整的国外期货市场介绍。
当时很多人认为期货市场的建立是因为西方国家有这样的市场，然后才学会引进的。 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 常青说，一开始他并不知道期货市场是什么。 他是根据中国价格改革的需要，研究西方市场价格形成时才研究期货市场的。
1988年3月，国务院领导增设了研究期货市场的专题，价格成为该专题的后继专题。 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商事制度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研究这一新课题的正式确立。
作为价格组的骨干研究员，常青参与了期货市场建立的相关研究工作。 他不仅撰写高质量的研究报告，还进行总体设计、推进试点。 当时，他们提出成立一个临时机构来完成研究和试点任务。 于是，经过有关领导的努力，成立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期货市场研究工作组。
随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组分别于1988年4月16日和6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全国性座谈会，讨论了我国建立和发展期货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期货市场的具体问题。讨论了试点方案、期货交易组织和运行模式，形成了相关方案设计和试点共识，推动了期货市场的研究和试点工作。
克服困难和障碍推进期货市场试点
开展试点工作，关键是确定试点什么？ 从哪个物种、部门和地点开始？ 常青说，当时试点品种一开始是有争议的。 最初考虑在金融方面寻找突破口，期货市场研究工作组首先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进行讨论。 但他们认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与普通商品不同，不能通过放松管制来创建自由的期货市场，因此拒绝了这项研究。 该小组的建议后来与国家物资总局（后改为“物资部”）和物资部进行了讨论，但也拒绝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组的建议。
“试点初期，我们处处遇到障碍，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对期货不熟悉。我记得有一次召开物资大宗商品试点座谈会，一位领导说，‘现在的流通量物资混乱，如果再建立期货市场，引入投机行为，就会导致国民经济混乱。 我问他如何理顺流通和价格，他非常自信地回答，通过扩大物资部的编制，物资部的货物可以送到田间、工厂和农村，价格也不会改变。将会很混乱。” 常青说道。
但坚持最终会得到回报。 常青提到，经与商务部商讨后，他们高度重视，并表示愿意支持期货试点。 原因是他们管辖的内贸是农产品，而农产品往往是“今年买粮难，明年买难”。 “粮难卖”，诸多问题难以解决，价格大涨大跌，于是他们向期货市场求助。 后来，期货市场研究工作组扩大，商务部派出多名人员加入，研究工作组日益壮大。
确定粮食期货率先试点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组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寻找试点城市。
常青说：“当时，我带着三个人的团队，分三个方向走遍全国，寻找可以试点的城市。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广东这个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对方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热情很高。同样，我们也找到了上海，但是结果都差不多。当时我真的很失望。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没有热情“去尝试。当时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你要向遇到的每个人解释，讲了半天什么是期货、做什么，对方还是一头雾水。”
常青笑道：“后来我们就另辟蹊径，先从熟悉的地方开始尝试。课题组组长田原是河南人，所以就去了河南。我去吉林去。”上了大学，就去吉林游说，就这样，我们初步确定了四省一市，分别是河南做粮食期货，四川做生猪期货，湖北做大米期货，吉林做玉米期货。还有一直在参与“一价”试点的石家庄市，他们从事钢材期货的热情非常高，研究工作组做出了历史性决定，首先在河南省进行期货市场试点。 ”
“虽然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但还有很多问题等待着我们。 比如，如何建立期货交易所，就是当时的一个重点任务。 幸运的是，通过与原外贸部的关系，请来了芝加哥的专家进行了详细的工作。 解释。 我们特别感谢时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副总裁的威廉·D·格罗斯曼（ D. ）和他的助手张桂英，无数次来到北京和郑州进行详细咨询，使我们的交易所设计工作顺利进行。 。 去吧。”常青说道。
市场发展虽然坎坷，但成绩却是显着的。
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试点成功，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第三阶段的任务是国际化，成为世界定价中心。
试点阶段经历了期货市场快速发展和治理整顿两个时期。 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引入以现货交易为主的期货交易机制，我国期货市场正式启动。 但期货交易真正上市是在1992年春天，当时粮食、有色金属和能源期货上市交易。 这些商品的价格很快成为国内生产和流通的基准权威价格，形成国内统一的市场价格。 由于交易量快速增长，各地纷纷设立期货交易所。 当时，经工商注册、地方政府批准的期货交易所有50多家，市场一度处于盲目发展状态。
期货市场的治理整顿首先由国家工商总局发起。 1993年1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制止盲目发展期货市场的通知》，对期货公司进行整顿，主要是清理一些炒汇的违法经营行为。 公司。 1994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复国务院证监会《关于坚决制止盲目发展期货市场的若干意见的请示》，开始对期货交易所进行全面清理。 到1998年，15家交易所重组为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3家。 35个期货交易品种减少至12个。并发机构退出期货经纪行业，减少至180家左右。
第二阶段是规范化发展时期。 2000年以来，期货市场逐渐走出低谷，全市场交易量和成交额迅速增长。 其中，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期货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交易品种。 2003年交易量达到11166.29万吨，10年间增长了50多倍。 与此同时，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豆期货等多个品种也成为国际期货市场排名靠前的品种。 2006年，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成立； 同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成立，并于2010年4月推出沪深300指数期货，标志着我国金融期货的起步。
截至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风险业务相继推出。 期货品种和板块数量不断完善和完善。 国际业务进一步推进。 助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服务实体经济风险管理。 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切实有效的作用。
回想起那段难忘的经历，常青感到自豪。 他告诉记者，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了30年，有三件事是我们最自豪的：“一是我们不仅尝试着进行政策研究，而且能够亲自牵头试点工作。总体来说，说着，研究人员提出咨询方案，交给上级领导，工作就结束了。但我们当时就下定决心，不仅要能够研究，还要去实践，挑战自己的极限。因此，从当我们接触期货试点研究工作时，我们就决心亲自设计总体方案并详细实施。第二是试点成功，研究转化为实践，从那时起，参与得很成功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上海金属交易所的早期设计和建设工作中，第三，改革者需要奉献精神，这些工作虽然无名、有利润，但能够把理想变成现实更令人欣慰一个现实。”
常青认为，能够用自己的努力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一件幸事，他也一直保持着这种感觉。
1999年，他下海创业，但主要精力仍放在研究探索期货市场的良性发展上。 1996年秋，提出建设“定价中心”的目标，后来拓展为一系列研究，为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不仅如此，为了期货市场的发展，常庆良始终坚持理论研究，也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工作。
“读书人不能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前路任重而道远。” 这是常青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我知道你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