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午后，骑手孙萍倚在便利店门口，不断查看订单。实地勘察照片
当这些数据被“喂”给算法后，算法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把配送时间从50分钟改为45分钟。一遍又一遍，骑手们不得不跑得越来越快——孙萍在新书《过渡型劳动力：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中写道。
孙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2017年她与研究团队开始对外卖骑手进行实地调研。在她看来，做变革者比做批评者更重要。她通过调研发现问题，并与外卖平台合作，推动其解决方案。同时，她希望外卖骑手得到更多关注，改善其生存状态。
外卖骑手们聚集在一家小店门口等待送餐
8年来，她从在街上“偶遇”和“抓”送餐骑手，聊上三五分钟，到后来和一些送餐骑手成了朋友，后来这些骑手们到她的班级分享，邀请她去家里做客，带她去送餐。
孙平新书中的推荐，是骑手冯希航（“怪哥”）写的。另一位骑手闫会涛告诉孙平：“鲁迅说得好，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他想表达的是，骑手们为了节省距离，缩短配送时间，不得不选择逆流而上，后来逐渐被后台地图采纳，发展成为推荐路线。
骑手与算法系统是一场博弈。孙平描述，无论骑手怎么做，算法系统都会根据骑手的行为不断“完善”。在强调服务意识的时代，消费者是上帝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服务提供者与被服务者的差异越来越明显。这是服务专业化和权力分工的体现。
在孙平看来，需要完善算法伦理，探索骑手的底线保护机制。
孙平
【以下为澎湃新闻与孙平的对话】
“记录、见证、改变”
澎湃新闻：从2017年开始，你和团队就开始对外卖骑手进行实地调研，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这项研究坚持这么多年的动机是什么？
孙平：首先，现在的学术研究和观察特别缺乏纵向研究，也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入探究事物的变化趋势。我对外卖骑手的实地研究已经做了8年，但与其他纵向研究相比，时间并不算特别长。
此外，外卖配送这一职业也逐渐从一种新兴现象转变为一种新兴职业，被称为“网红配送员”，并被列入国家正式职业名录。在发展初期，事物是动态变化的，尤其像平台经济。我们每次做调研，都会发现新的组织形态，包括后台算法、劳动形态、调度方式等。这些变化促使我们不断记录。
澎湃新闻：根据您的观察，过去8年，外卖骑手的人口特征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孙平：总体来看，外卖骑手的平均配送价格在下降，而平均工作时长在增加，这和外卖骑手逐渐成为固定职业有关，早期外卖骑手大多为兼职，随着外卖市场规模和需求扩大，平台需要稳定的运力，更倾向于招募专职骑手。
外卖平台针对骑手群体陆续推出专送、开心跑（短途订单配送）、随心跑（长途订单配送）、驻店跑（门店配送）等新配送方式，骑手队伍组织化、管理化、精细化程度不断提升，鼓励骑手灵活就业。
但不能说平台缺少运力，因为外卖骑手处于高速流动的状态，每天都有大量的人离开和加入这个行业，不断补充劳动力。
澎湃新闻：在《过渡性劳动力：平台经济下的骑手》一文中，您提到自己经常要抵制让骑手苦不堪言、苦不堪言的压力。在实践中，您是如何抵制“苦不堪言”和“苦不堪言”的？
等待餐食的骑手
孙平：在学术写作中，传统的研究视角，一种是鸟瞰视角，即从上往下看；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视角，常用于描述领导者或个人传记。我觉得这两种视角看骑手都不合适，应该平视而不见。
我不认为外卖骑手是一个需要被教育的群体，也不应该因为他们没有学历背景、没有社会资源，就觉得自己比他们高人一等。在教学过程中，我会有意打破这种隔阂感，比如五一劳动节邀请外卖骑手到大学课堂做分享。
即使他们的言语有时粗糙、磕磕巴巴、重复，但每一群人都有自己的表达特点，作为学者，我要做的是观察、记录他们的特点，而不是批评他们。
澎湃新闻：你们平时都是通过骑手送订单吗？
孙平：我每年都会送外卖，有时候是和骑手一起送，有时候是自己送。我骑自行车、电动车、步行送外卖，但主要是利用碎片时间，不像有些学者那样，连续送三个月、半年。
我和学生后来都弄了辆电动车，我们轮流送单，有的骑手还送餐盒给我们。送餐途中，我会问骑手们最近的送餐情况，怎么抢单，有没有出过交通事故，怎么规划路线，是否熟悉算法规则等，还会骑到菜市场门口采访。
澎湃新闻：截至2024年3月，您采访了200多名骑手。在街上“抓住”骑手并与他们进行深入交谈并不容易。您如何与外卖骑手建立深厚的联系和信任？
孙平：我自己采访过200多个骑手，团队一共采访过400多个骑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些学员上来就说：“师父好，我是社科院的学生，我想采访你，你愿意吗？”这样很容易把骑手吓跑，有的骑手甚至从椅子上摔下来。
后来我出去调研，就直接跟骑手聊天，问他们今天送了多少单。被拒绝很正常，可能十个骑手里就有一两个愿意聊。有的骑手聊三五分钟就转身走人了，有的骑手送完单回来继续跟我们聊天。等到骑手习惯了我们的存在，调研才算真正开始。
我加入过很多骑手组织的群，有二手车买卖群、电动车租赁群、电池租赁群、房子租赁群等。有时候我会在微信上加骑手，但聊完之后他又把我删了。和骑手建立信任真的很难。一开始我还挺担心，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拉黑我。后来我才知道，很多骑手这样做是因为手机内存小，太多东西占用内存会影响抢单速度。
但也有骑手跟我相处得不错，后来成了朋友。比如“乖哥”在这本书的封底写了推荐信给我。我们在网上认识了五六年。我给他发了一本样书，他指出了很多只有外卖骑手才能注意到的问题。比如，我把天安门广场到燕郊东贸站的距离写成20多公里，他说他跑过去，至少有30多公里。我一看地图，发现确实是错的。
偶尔我会带着研究生和怪哥一起吃饭，做骑行直播课或者拍纪录片的时候也会带他一起去，后来他又邀请我去他家，陪他全职太太聊天，陪他两个女儿玩。
找一个好的采访人并不容易，这样的骑手不仅要健谈，还要懂我们在做什么，有叛逆精神，甚至充满智慧和反思。
澎湃新闻：您经常往返于平台与骑手之间做调研，您是如何平衡您与骑手之间的关系的？
孙平：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我更多的是一个介入性的研究者，我连接媒体、平台、企业、学术、产业，试图做一些改变。对我来说，做一个改变者比做一个批判者更重要，哪怕我能做一些事情推动问题的解决，也比我站在高处批判资本的罪恶更有力量。
我会通过研究发现问题，积累数据，并与平台合作，让这些问题得到关注、得到解决。同时我也希望外卖骑手能得到更多的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能变得更好。我想这就是做学术研究的意义，所以我一直说我的职业就是记录、见证和改变。
孙平
纪律与被纪律：算法、“服务意识”和“情感劳动”
澎湃新闻：2019年，部分外卖平台鼓励“众包”骑手转型“跑堂”骑手，这意味着在配送高峰期，骑手需要全程在线，不能拒单，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一些“众包”骑手选择反抗，宁愿减少订单量，也不愿接受平台更严格的用工管理。您如何看待外卖骑手自觉对抗平台的现象？
孙平：这个现象一直存在，前天我们去调查发现，部分“众包”骑手转行做“开心跑”或者“顺利跑”。平台鼓励骑手全程在线，通过分类安置，把骑手打造成既听话、干活多、单价低的劳动力。
但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骑手对配送价格非常敏感。以前他们可以通过“众包”抢单，一些订单定价为十元。但“乐跑”每单收费仅为两三元，他们每天至少要送60单。骑手承受不起，所以会抵制。
有些骑手宁愿没工作，也不愿意参加“开心跑”或“长跑”活动。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外卖行业，大多数骑手都会因为人手不足而妥协。
骑手唯一拥有的权利就是离开。如果我在这里不受欢迎，我会去其他地方寻找欢迎我的地方。
澎湃新闻：您在《过渡性劳动力：平台经济下的骑手》一书中写到，骑手与算法系统的关系是冲突与合作、对抗与妥协并存的关系。您认为骑手与算法系统之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孙平：外卖骑手和算法系统的关系可以用“德高望重”来形容，无论骑手们怎么做，算法系统都在不断进步。
外卖骑手有三种劳动价值，第一，对于平台来说，骑手有送外卖的劳动价值；第二，对于算法系统来说，骑手在不断生产数据，他们的动作被算法接收；第三，即便骑手做出各种尝试和挣扎，最终也是在帮助算法系统发现漏洞，并及时修补。
比如，早期平台规定没有对骑手配送路线进行监管，在外卖补贴阶段，骑手和商家共同下单，商家以客户身份为自家门店下单100单外卖，骑手每单获得5元补贴，与商家分成，但实际并未送达，这是早期制度漏洞。
比如有一次，一个叫“魏哥”的骑手手机摔坏了，无法登录外卖配送账号。他无意中发现，用一个骑手的手机可以登录自己的账号。于是，他们召集了几十名骑手一起抢单，把众包大厅里的订单全部抢走，然后再把订单重新分配给骑手们，互相登录对方的账号送餐，这样骑手们就不用挑单了。
澎湃新闻：《过渡劳动力：平台经济下的骑手》一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平台的地图系统认为“走的人越多，它就变成路了”。骑手们越是努力寻找“出口”，就越是被算法系统牢牢控制。一些不那么符合规定的行为，似乎已经被算法默许了。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孙平：“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的现象，是因为算法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失去了算法伦理，比如有些逆行的路，走的人多了就被标记为正常路了。
在算法技术发展非常快的时代，提升算法的审核能力尤为重要。例如一些空间障碍如倒车、立交桥、河障等在技术层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工程师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二维空间，但骑行者奔跑的城市空间是三维的。
澎湃新闻：外卖骑手的职业风险很高，您在研究中发现，北京超过一半的外卖骑手从未缴纳过社保。一旦发生事故，平台、中介公司、外卖骑手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孙平：如果是小事故，骑手们都忙着送单，不会在意这些小事。我们发现很多骑手不愿意用平台，因为骑手的事故率高，会拉低自己站点的排名。另外保险流程特别复杂，需要的材料很多，他们很怕。
如果发生严重事故，一般需要绕过劳动关系谈社保，开通商业保险。外卖平台每年都会在人社局为骑手缴纳新的专业商业保险，但保险报销流程比较慢，不一定能起到应急作用。商业报销都是找中介公司购买，每个站点的外包公司不一样，收费也不一样。据我了解，有的专职外卖骑手每天扣三块钱交商业保险，也有的骑手按照送单数量缴纳保费。
澎湃新闻：外卖骑手以男性为主，在经历了外卖行业“服务意识”和“情绪劳动”的洗礼后，平台规则和管理本身是否也发生了改变？
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
孙平：是的。很多外卖骑手以前都在农村老家，被妈妈宠着，被老婆哄着，很少投入情感劳动。刚开始送外卖的时候，他们不好意思向顾客要“好评”。被平台惩戒之后，他们意识到与人沟通需要一些细腻的情感表达，提高服务意识。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回到家庭，他们的大男子主义意识就会减弱，会比以前更愿意帮助老婆做家务。
但也有顾客提出过无理要求，比如让骑手帮忙倒垃圾。采访中，骑手们也会疯狂地向我抱怨，认为顾客太没文化，自尊心受到伤害。但现在，如果骑手因为拒绝顾客的无理要求而被打差评，他们就可以向平台投诉。
澎湃新闻：对于顾客的不合理要求，骑手有渠道去反馈吗？
孙平：他们现在有顾客互相评价的渠道，但是他们没有权利投诉顾客，只有被顾客投诉之后才有权利做出解释。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强调服务意识的时代，“消费者为王”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而不仅仅局限于外卖行业。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的差异越来越明显，这是服务专业化的一种体现，也是一种权力的划分。
我觉得消费者是需要被教育的，但是企业没有立足点和勇气去质疑消费者，消费者自己也需要反思。
“弱连接”骑手返厂难度大
澎湃新闻：很多外卖骑手在短视频平台上非常活跃，热衷于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工作、生活，包括在送餐过程中遇到的纠纷、不公，舆论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某种程度上的保护？
孙平：这是一种平行的流量斗争。比如说，骑手在平台群里投诉，群解散了，他们又组一个群投诉，群可能又解散。但如果骑手在短视频平台或者其他社交平台上投诉，外卖平台没有管理权，还能形成一些声音和反抗力量。
舆论是外卖骑手重要的反抗手段。记得有一段时间，一个骑手没有口罩，但需要送单，于是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己的诉求，外卖平台立刻检测到了，要求他删帖，并在下午给他寄了口罩。
澎湃新闻：工作日里，外卖骑手会不会有反抗或者妥协的情况？
孙平：不是这两种状态，是普通劳动者的状态。真正能进入媒体、大家视野的事情，往往都是突发事件。包括我的书里，也是写骑手们积极对抗诸多困难和不平等，而不是他们最日常的工作故事。
他们的日常就是按部就班地传递订单，没事的时候聊天，玩手机游戏，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日常。
澎湃新闻：个体化的劳动可能让工人之间的团结互助变得更加脆弱，这也可能导致平台的声音进一步加强？
孙平
孙平：我同意。工业时代的劳动生产和零工经济个体化的组织模式有很大不同。骑手不再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同吃同住，有很强的联系感。他们的组织联系主要依靠微信、QQ群等媒介。骑手们没有太多共同的经历，所以他们的联系很弱。
有一个词叫依赖性主观性，他们同样具有主观性，但在平台话语权结构中，主观性随时可能被压制，在平台的管制下，骑手们的话语权被弱化。
澎湃新闻：在传统的制造工厂或者建筑工地，管理者很难通过频繁修改规章制度来降低工人的收入、增加工时。但在外卖行业，平台修改规章制度的阻力似乎没那么大。这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
孙平：如果个体感觉公司待遇下降，或者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可能会灰心丧气，决定跳槽。当大家都处在一个流动的体系中，不断变动，久而久之就会越来越不稳定，流动性也随之增大。这会加深个体对工作是暂时的认识，逐渐失去自我认同感和职业素养，甚至对社会产生不信任感。
澎湃新闻：你们对外卖骑手的工作满意度做过调查吗？能坚持在这个行业工作的骑手，通常具备哪些素质？
孙平：调查中有一两个问题涉及满意度，大概有60%的外卖骑手认为这份工作“一般”，大概有15%到20%的人认为“比较满意”。
能坚持下来的人，一方面比较勤奋，收入也比较乐观；另一方面，他们更适合服务业，性格上没有那么强势，也愿意和平台算法谈判。
女性必须克服许多耻辱。她们不能害怕被人说闲话或嘲笑。她们需要经历许多磨难，只有勇敢的人才能留下来。
澎湃新闻：成为外卖骑手之后，是否可能回归传统的集体劳动模式？
孙平：外卖骑手感觉自己在逃避集体劳动。这是因为外卖劳动是控制劳动过程，而不是控制个体劳动者。平台不在乎送餐员是张三还是李四，重要的是有人送外卖。所以他们已经不习惯在流水线上工作、被监督、被控制的感觉，很难再回到工厂车间。
但并不代表外卖骑手比制造业、建筑业的工人获得了更多的主观性。他们如果想增加收入、养家糊口、攒点钱，可能就得“粘”在平台，依赖、听从平台。在社会分工中，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也没有稳定性，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始至终就没有过社保。
澎湃新闻：对于改善外卖骑手的生存条件有什么建议吗？
孙平：我们写了很多建议，包括把改进算法的伦理问题提上日程，探索更多底线保障机制等。新型职业商业保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对方有未来养老需求，平台可以考虑为工作3年、5年以上的骑手缴纳社保。
此外，对夜间送餐的女性骑手需要加强保护，比如晚上不要给她们安排太远的订单，或者送餐到偏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