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离温州很近。
虽然这里的私营经济发展其实并不逊色于温州，但当时的“温州模式”并不叫“温泰模式”。
虽然这里的经济发展充满活力，但人们更习惯称温州经济为“最具活力”。
虽然这里的股权制度改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比温州略胜一筹，但经济学家更愿意去温州寻找各种改革方案。
说台州过去和现在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贡献，绝不意味着贬低台州在浙江乃至全国的地位和作用。 反而会让台州更有底气，为引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划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要素。
特别是台州正在进行的股权重组改革实践带来了新的制度创新。 作者写道，这将为制度优势正在放缓的民营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笔者写此文，旨在呼吁政府官员、理论研究者、智库顾问、政策规划者、社会精英关注台州股权结构改革实践。 这或许是深化民营经济改革的最佳切入点和“牛鼻子”。
一、台州对“温州模式”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年前，因同事在当地负责宣传工作，笔者前往台州进行深度采访。
不幸的是，在玉环县文旦专业村现场采访时，他突然晕倒倒地。 当被问及是否应送至玉环医院或温岭医院时，提交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应送至温岭。
因为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实地考察考察，呆上一两周也是常有的事。 虽然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长久以来的记忆和情感仍然影响着某些决定。
李书福带领农民集资，共同创办冰箱配件厂。 叶新元 摄
十多个小时的输液过程中，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一丝光亮，但我的大脑却清醒如白昼。 20世纪80、90年代温岭的往事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思考中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当时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为什么不命名为“温泰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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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从民营经济最早起源的时代背景，到民营经济在民间普及的深层基因，到民营经济应涵盖的全部内容，再到后来的发展而生长过程，邻近的台州和温州却是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差别。
甚至在后来决定民营经济发展的股份合作制改革中，坚持制造业实体经济、规范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改革，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模式、在农业股份合作制改革方面，台州还是感觉稍有优势。
医院想出了这个主意，并于几天后在省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经济评论。 笔者指出，民营经济的起源历来被称为“温州模式”，但至少应该改为“温台模式”。
我们清楚地知道，时间沉积的“记忆尺度”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作为一名历史系学生台州路桥钢材市场，我不仅在为真实的历史呐喊，也在为推动台州的改革发展出一份力。
不过，当时我只能写一篇简短的评论，但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详细地阐述这个话题。 当我在病床上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已经深深地记在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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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时代为文字报道开辟了无限的空间，让作者能够冷静地记录台州以往改革的历史，记录台州多年来深化改革的新闻，尤其是呈现台州正在进行的股权改革，将为民营企业激发新的活力。
这次台州采访有两个时间维度。 一次是连续两次在温州进行长达20多天的深度采访，另一次是笔者时隔20年后首次在台州进行深度采访。
三年前，温州正处于债务危机的顶峰。 温州经济发展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其中温州民营经济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最为突出。
20世纪90年代，椒江迎来新一轮经济发展热潮。
长期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自然会在历史层面上对两地的私营经济进行比较。 他们不仅看到了两地民营经济发展的异同，也发现台州的民营经济并没有遇到像温州一样的危机和陷阱。
最早出现的私营经济有两个基本特征：家族企业和专业市场。 当家族企业在温州悄然兴起时，邻近的台州也开始设立家庭作坊。 两地企业生产的小商品也非常接近。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到温岭市泽国镇实地调研时，镇上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企业。 晚上散步的时候，感觉就像走在一个企业里。 到处都是机器和钢铁废料，行走并不顺利。
专业市场与家族企业一起出现。 当1981年温州永嘉桥头路市场零星出售纽扣时，1980年台州路桥建起一座带玻璃棚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到1982年和1983年，全省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专业市场正式开业商业用途。
笔者出差期间曾去过这两个市场。 随后的几年里，台州沿海的国道两侧，从温岭、路桥、黄岩、玉环，几乎布满了专业市场。
1988年，我派同事到温州任职。 借此机会，我几乎走遍了温州十大专业市场。 虽然当时有些市场需要轮渡才能到达，但台州的专业市场绝对不比当时的温州少。
与此同时，钢材市场、旧城拆迁、小商品市场、珍珠市场、副食市场、眼镜市场、音像市场等众多市场涌现。雨后的蘑菇。 当时，我可以说，我已经多次参观过台州有些知名度的专业市场了。
有一点细微的差别。 当时温州的家族企业较多，台州的集体社队企业“红帽子”较多。
但这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多久。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台州在全国率先创建股份合作制并迅速大规模推广，台州和温州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私营经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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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私营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当时浙江民间流行的“平民经济”一词就起源于温州和台湾。
当时有一个通俗的名字，叫“浙南模式”，这是对民营经济模式起源的通俗称呼。
所谓“浙南模式”，是温州、台州民营经济起源的约定名称。 后来逐渐被“温州模式”所取代。
可以说，台州也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为“温州模式”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最早、最广泛的是温州和台州。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改革初期民营经济发展的最早发源地称为“温台模式”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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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由来
改革时代起源于浙江的民营经济。 第一波浪潮固然来自“温州模式”下的温州和台湾的家族企业，但全省民营经济普遍快速发展，决定因素是以股份合作制改革为核心的“改革”。
陈信和接受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采访。 时任温岭县公社大队企业管理局生产科长的陈被认为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直接推动者。
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不提到温岭民间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巨大贡献，它是“第一缕阳光”。
1983年1月8日，经工商登记，中国第一家私营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温岭注册成功。 随后，台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蓬勃发展。
这是社队集体企业摘掉“红帽子”，转变为家族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过程。
结果，短短三年时间，全县新批企业2678家，几乎全部是联户企业。 到1987年、1988年，台州、温州和金华部分地区、浙南地区的私营股份合作制企业已基本取代了原来的社队集体企业。
从此，浙南经济进入以民营企业发展为主体的“温州模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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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于1990年在温岭市泽国镇和当时的黄岩市路桥镇进行了一周多的调研。我记得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在温岭泽国镇调研时，我遇到了一位乡镇集体企业的“老板”，他对集体企业的改制非常担心。 他说，镇上原来的集体企业全部改制为私营企业，但他的集体企业还没有改制。 在全面“白色恐怖”中，他的集体企业最后一面“红旗”还能升多久？
或许是受此影响，以及当时的大环境也在经济领域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笔者在内部研究参考中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观点，那就是“浙南模式”。不允许私营经济跨过路桥泽国以北，冲击杭州、嘉兴、湖州、宁夏等地乡镇集体企业的“苏南模式”。绍兴。
这也说明，当时台州和温州一样，私营经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而且，台州的私营股份合作制对全省民营经济发挥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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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不久后南巡讲话推动的新一轮改革浪潮，浙江民营经济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所向披靡，涌入全省各个角落。
作者连续八年担任省“路教育”办公室主任。 “路教育”的实质是，以思想教育为载体，以机构改革为抓手，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台州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 王晓庆摄。
这一时期，浙江进入了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鼎盛时期。 在这个大变革时期，台州的私营股份合作制改革为全省乡镇企业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4年，我带领省“种粮千里”新闻单位到温岭重点检查。 1995年，我带领省委春耕检查组在温岭泽国镇停留了半个多月。
这两次温岭之行，对温岭、台州的民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 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我躺在温岭的病床上时，它们还是那么清晰、流畅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思考一个记者应该记录台州民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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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或许正是股份合作制的基因，让台州避开了温州贷款危机和各种“陷阱”
三年前对台州经济的深度采访让笔者惊讶地发现，他在连续两年跟踪报道温州信贷危机时看到的各种危机和陷阱，在台州却很少发生。
在这两个私营经济占绝对多数的地方，当温州借贷危机让民间借贷信用一片混乱时，台州民间借贷却没有爆发危机。
当温州企业家跑路、跳楼、自杀、倒闭时，台州却很少出现这样的危机。
当温州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移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时，制造业一直不景气，而台州的资本和企业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移还不算太严重，制造业仍然是主要产业。政府和企业层面的主题；
温州金融形势大幅波动时，并没有公开形容为危机，而台州金融形势运行平稳，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即使在农村经济、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家庭农场、农业效益等方面，笔者也总能捕捉到台州的生机与活力。
如果说温州早期长期以家族企业引领民营经济发展，那么台州后来以股份合作制引领民营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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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解释为什么台州近年来很少出现温州贷款危机引发的危机，必须看到股份合作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两地都以私营企业为主，但台州的私营股份合作制基因比温州深厚得多。
古今对比：1998年的路桥泰龙大厦与今天的泰龙大厦。
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温州以家族企业为主的私营经济更容易受利益驱动，盲目投资更加严重，趋利避害的市场机制将更加突出。变得更弱。 而台州以股份合作制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在投资、发展、经营上更加趋于理性、稳健，在市场危机管理方面更有意识筑起“防火墙”。
正因为如此，台州并没有受到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深刻影响或陷入困境。 台州不愧是股份合作制的创造者和发源地。
由此可见，先进的经济体制和机制创新可以防范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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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我第一次到陷入借贷危机的温州采访后，路过台州，拜访了当时担任市委书记的前同事。 谈到温州制造业的低迷，书记自豪地说，台州是最有条件成为浙江制造业重镇的城市。
三年前的这次深度采访以及台州后来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证实了书记的预言是有根据的。
即使在脱实体向虚拟经济的浪潮盛行时，台州也始终坚持发展制造业实体经济。
台州已形成以汽车制造、医药化工、塑料模具、智能家居、泵电机为主导的产业集群。 台州大胆提出引领“中国制造2025”。 台州将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成为国际化、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之都。 台州制造业各方面数据都十分亮眼。
台州制造实体企业，资本能够坚守主业，而不会过多“炒作”这或那； 创业者在主业上努力，不要过多远离实体向虚拟多元化。 这与大多数台州企业按股权结构设立的公司制度有很大关系。
吉利汽车临海基地生产车间。
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即使股份分配给兄弟、家人或亲戚，如果离开主业或到海外投资，也不会像家族企业那样随意、自由。
采访中，记者表示台州路桥钢材市场，企业家即使想投资什么，也只能动用个人财富，不能贸然动用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公款”。 他们称之为防范市场风险的“防火墙”。
股份制恰恰是“防火墙”的最佳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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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的金融稳定性绝对走在全省前列。 不良贷款率和坏账核销的好数据在全省11个城市中很难找到。 台州稳定的金融秩序与温州民间金融借贷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
记者在温州采访时，听到不少企业家对金融机构的抱怨，认为影响整个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与金融机构的种种行为密切相关。
在台州采访中，企业家们对金融机构特别是三大股份制民营银行给予了高度评价。
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也波及了邻近的台州，但情况比温州好得多。 这与台州拥有3家民间资本参股的小微银行密切相关。
同样的股份合作制，给台州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近年来创新型的股份合作农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 在台州农村，最具活力的股份合作制所创造的农业物质形态随处可见。
这里，股份制改革红利极大催化和释放了土地贡献率，其耕地复种指数、农产品产出率引领全省发展；
这里，股份制改革的推动，极大地促进和增加了农业经济收入，其亩均经济效益和土地租金收入均位居全省前列；
这里，股份制改革带动了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现代农业的发展，数量和质量均居全省前列。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州第50家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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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台州股份合作制的基因与制度构建
它已深深扎根于台州经济发展的进程中。 笔者曾对台州两位领导说，他们对台州经济发展印象最深的就是“活力”二字。
活力来自于改革初期一直保持的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所有制形式，是人类推动经济发展的重大创造。
它将伴随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是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最完善的制度安排。 台州作为民间股份合作制的发源地，一直走在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前列。
台州股份制改革的实践，不仅为民营经济发展贡献了新经验、新模式，避免了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和陷阱，也为全省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示范。发展与改革。
这正是我三年前在台州采访时得出的观察和结论。
（本文作者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原标题为《这也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里程碑：台州股权制度改革的前世今生》第1部分）”，丁山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