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历经四十年，无数渴望实现阶层跨越的普通人，曾遭遇过七次难得的机遇。回顾历史，作者总结出的阶层竞争四大策略，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8年，热播剧《大江大河》赢得全国观众的一致好评。该剧聚焦三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剧情层层递进，展现了他们历经艰辛，从求学、创业到经商，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历程。这种深受大众喜爱的励志题材，不仅契合了时代的大潮，也赢得了官方和民众的广泛喜爱。
热衷于观看的观众们，不容忽视这样一个议题：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我国普通民众究竟有多少次机会能够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
阶层与阶级，自古以来便是触动民众情绪的关键词汇。在改革开放之前，历经多年的社会运动冲击，我国社会结构演变成了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模式。对此，梁晓声曾以如下比喻进行阐述[3]：生产力就好比一把梳子，在落后的时代，梳齿分布稀疏，只能将人群大致划分为几个有限的群体。
自1978年起，中国经济迎来了四十年的迅猛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社会阶层也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重塑。正如革命导师所言：“历史乃是由人民群众所塑造。”在人民群众塑造伟大时代的进程中，他们自身也迎来了七次较为显著的阶层变迁机遇。可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如此密集的阶层跃迁机会实属罕见。
四十年时光荏苒，往昔的简单架构已被彻底翻新，变得错综复杂。社交媒体上，人们纷纷表达着根深蒂固的忧虑，而那些跃升的秘诀却渐渐淡出公众视线，藏匿于悄然运作的乡村工坊、亟待补充的干部空缺、双轨制中微薄的获利许可、日夜不息的货币发行闸门等看似无关的历史片段之中。
跨越社会阶层的秘诀与途径，能够有效缓解阶层固化带来的焦虑情绪；只有洞悉过去是如何演变，我们才能明确未来应当如何前进。
第一次： 高考归来
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
——1978年，北岛
1977年10月的夜晚，天色昏暗，一位名叫罗中立的青年在锅炉房辛勤劳作了一整天后，急忙收拾起画具，沿着大巴山脚下的州河，摸黑踏上了十多里崎岖的山路，去报名参加全国高考。他每次进入城市，总是沿着河边行走，那时河面上大雾弥漫。他的母亲是当地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遭受了冲击，被迫剃了阴阳头，她热切地希望儿子能通过这次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一年，与罗中立并肩踏入高考战场的共有570万考生，其中不乏王毅，他在黑龙江的农村插队，最终成长为国务委员；还有郭树清，他在内蒙的农村度过青春，后来担任了银保监会主席的重任。他们同样参加了那一届的高考，而后来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语气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正是由高考所塑造。媒体对此也给予了极高的赞誉：1977年，寒冬不再。
考试作为改变人生轨迹的途径，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一做法在朝廷与百姓之间已形成长达千年的共识。
从1977年至1979年，这三年间的高考录取人数达到了约一百万，这一群体被誉称为“百万雄师”。他们的命运在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人的前途都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大学生被视为珍稀人才，被誉为社会的精英，而考取大学对于出身贫寒的学子来说，成为了实现阶层跨越的最直接途径。然而，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一般高校在帮助学子实现阶层跃迁方面的作用逐渐减弱，要想改变命运，就必须考取211、985等更高层次的学府。
曾勇敢挑战体制的韩寒，成年后亦感慨道：“教育能极大程度地改变命运和阶层，但这样的机会窗口期并不会持续太久，或许仅限于几代人……等到几代人之后，社会阶层将基本固化，改变命运的道路将愈发艰难……趁着现在，大家都还在自然吸气，你不妨多呼吸几口，让自己拥有更大的排量吧。”
曾有一则故事颇具代表性：昔日，孔丹（其父为中央调查部部长）曾带领一众北京四中的高干子弟联名呼吁废除高考制度。尽管他未曾踏入大学校园，却在动乱结束后顺利考取了社科院的研究生，并最终担任了中信集团的董事长一职；反观当年盲目跟风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出身于无背景的农民家庭），却因之付出了长达15年的牢狱之灾。
这正如韩寒所概括的：那些通往成功的路径，寒门出身的孩子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充分利用，若效仿他人随意丢弃，最终遭受不幸的往往是自己。
第二次： 乡镇企业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邓小平，1987年
1980年的寒冬时节，山东胶南县城的一座破败体育馆内举办了一场汽配展销会。然而，体育馆内却显得异常冷清，反倒是馆外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摊前，人群络绎不绝。35岁的鲁冠球正热情洋溢地接待着顾客，一边高声推销着自己的产品。就在这时，有人从楼上突然泼下一盆冷水，将他们浇得全身湿透，冷意直透心扉。
展厅内，那些心怀嫉妒的同行向鲁冠球施以了挑战。即便他那双破洞的解放鞋也未能幸免于淋湿，鲁冠球却依然笑得合不拢嘴。他们的产品价格比体育馆内那些所谓的“正规国营厂家”便宜了整整20%，短短几天便揽下了超过200万的订单。在那个时代，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这200万元只是个起点。五十年后，鲁冠球所掌握的那家不起眼的小工厂，逐渐演变成为了一家民营汽车零部件的领军企业。曾经食不果腹的鲁冠球，成功实现了从普通农民到企业家的身份转变。
数千年来，农民一直居于中国社会最底层，位于食物链的最尾端，他们改变社会阶层的机会极为罕见。
1978年，位于安徽凤阳的小岗村，有八位村民因无法忍受贫困生活，毅然决然地签署生死状，从而开启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新篇章，使农村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得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然而，这并未能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阶层。在这个时期，一些思维活跃的农民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到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应运而生，迅速崛起。
在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两个显著的飞跃阶段：首次是在1984年至1988年期间，第二次则是在1992年至1995年之间。到了1995年，乡镇企业所贡献的工业增加值已接近全国工业增加值的三分之一。此外，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工业进步，还成功解决了众多农民的就业问题，据估算，到1988年前后，就业人数大约在1700万至1800万之间。
鲁冠球之外，今日我们亦能枚举众多出身贫寒、辛勤劳作、从无到有的农民企业家典范。如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华西村的吴仁宝、横店集团的徐文荣、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温氏集团的温北英等······在80年代，乡镇企业为农民带来了首次改变命运、实现社会阶层提升的契机。
在我国历史上，农民阶层实现了唯一的一次大规模“从耕者变商者”的转变，众多农民成功挣脱了土地的桎梏，实现了社会地位的飞跃。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即将完成，这样的机会可能就此消失。
第三次： 双轨生意
这一场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骆一禾，1989年
正如前文所提及，在1978年以前，家庭拥有的知识资本与政治资本未能找到有效的变现途径，然而到了80年代，政治资本迎来了其首次大规模的变现高峰，这主要体现在价格双轨制的套利行为上。
在20世纪80年代，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价格双轨制应运而生。自1979年起，我国对原材料实施了价格控制，同时亦放宽了企业自主销售产品的权限，这一举措导致了“计划”与“市场”两种价格体系的并存。从1984年的提出到1989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将“双轨”转变为“单轨”，这一制度仅存续了数年，却催生了一个迅速崛起的阶层——倒爷。
倒爷们凭借关系网，获取到计划经济时期商品供应的批文，以计划内低价购入，随后以计划外市场价出售，从中赚取官方与市场价格的差额利润，可谓是“空手套白狼”。这种做法，对于那些拥有政治资本的国人而言，无疑提供了一条合法的变现途径，他们纷纷效仿，热衷于这种倒卖行为，以获取高额利润。
新华社的一名记者曾经讲述过一则真实的事件：在天津的一家旅店中，一位从事钢材买卖的“倒爷”将一张钢材的提货凭证转手给了与自己同住一室的另一位“倒爷”，加价200元每吨；而这位“倒爷”又轻易地将提货凭证转给了第三位“倒爷”，接着第三位“倒爷”又将它转给了第四位……如此循环往复，提货凭证尚未离开旅店，价格便从每吨700元飙升到了1600元。
在80年代，许多人通过倒卖商品积累了财富，从政府批文到日常用品，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他们赚取利润的对象。
在1989年，《党的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提到：“如今流行这样一句俗语：辛勤劳作一生，不如投机倒把一时。”
第四次： 九二下海
四十年代，全国上下人人持枪；五十年代，全民投身炼钢事业；六十年代，大家齐心协力备战荒年；七十年代，全民响应号召，纷纷下乡；八十年代，全民投身商海，各显身手；九十年代，人们纷纷梦想成为大款。
——民谣，1990年代
1992年5月，黑龙江省绥芬河市的市长赵明非于清晨5点钟起身，身披夹克，携带两个饭盒、一套个人护理用品、一台收音机以及数瓶蜂王浆，于贸易市场的街头摆设起临时摊位。不久之后，电视台、工商部门以及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相继到来，有的进行拍摄，有的大声呼喊，共同为这场“市长摆摊”的表演推波助澜。
这场真人秀节目后来备受关注，其关键原因在于担任摊位市长的角色是总设计师的亲侄女婿[13]，而且这位总设计师不久前，也就是三个月前，刚刚完成了一场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南方巡视。
春江之水渐暖，鸭子们早已感知。那些洞察先机的人，此刻正跃跃欲试。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落幕，随之诞生的《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与《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两大文件，标志着这一年成为我国公司发展的新纪元。进入十月，中共十四大隆重召开，"市场经济"一词正式载入党章，这一举措瞬间点燃了人们投身商海的激情。
众多官员凭借其资源充沛与敏锐的嗅觉，纷纷投身商海价格双轨制 钢材价差，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他们中不乏行业翘楚，名单之长令人瞩目，如泰康人寿的创始人陈东升、华泰保险的创始人王梓木、中诚信的创始人毛振华、爱国者集团的总裁冯军、汇源果汁的创始人朱新礼、巨人集团的创始人史玉柱、董事长田源以及北京中坤集团的董事长黄怒波等。
陈东升为这些人群体命名，称其为“92派”，据数据统计，在1992年，投身商海从事商业活动的体制内官员以及知识分子的人数达到了至少十五万。
自然，这股投身商海的浪潮并非仅限于体制内的官员，同样也吸引了众多普通的知识分子。1992年左右，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郭广昌选择离职，随后创立了公司；北京大学青年教师俞敏洪亦在此时辞去教职，创立了北京新东方学校；此外，当时年仅34岁的车间主任许家印也于1992年毅然辞职，踏上了南下的征程，投身于商海的浪潮之中。
第五次： 资源巨潮
我常常怀念那些煤老板担任投资人的时光，他们性格极好，除了在挑选女演员上有所偏好价格双轨制 钢材价差，别无其他特殊要求。
——汪海林，著名编剧
2005年9月，北京建外SOHO项目正式开盘，一位来自山西的煤炭大亨出手阔绰，一次性投入5亿巨资，购得了一半左右的住宅单元；到了2006年，这位大亨杨三俊携手亲友，一次性购得了位于北京二环周边的100套房产；2007年，另一位煤老板耿建平举办婚礼，其12辆悍马车队的豪华场面震惊全国；而到了2012年，柳林地区的首富邢利斌在女儿出嫁时，以7000万的豪华嫁妆，赠送了6辆法拉利跑车。
晋商，这个曾在历史长河中喧嚣一时的商帮，在2000年之后再次崭露头角。此时，他们的代表人物不再是乔家大院的乔氏家族，而是那些以煤炭生意起家的煤老板。对于他们来说，暴富成为了他们身上最鲜明的标志。
享有“中国富豪杀猪榜”之称的胡润排行榜曾进行过相关统计，指出山西的黑金财富状况：至2017年，该省家庭资产超过600万元的户数达到49000户，千万资产家庭有16300户，亿元资产家庭则有1460户，超过70%的富裕家庭均与煤焦产业密切相关。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7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仅为7万元。
山西的土地上，煤炭成为了致富的象征，暴富的传说如同喷薄的火山，挖煤、洗煤、贩煤、设备制造、运输业，乃至路边的小店，都随之蓬勃发展。随着煤价的飙升，一度贫困落后的山西，迎来了煤炭产业的迅猛发展，长达十年的辉煌时期。这一切，都源于2000年之后我国进入的第一个工业化高峰期。
在黑金热潮席卷之际，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以及陕西的榆林等城市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它们不仅带来了众多关于权力斗争、奢华生活、暴力冲突以及挥霍无度的传奇故事。
第六次： 楼市疯狂
我不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房价大幅下降的情况。
——任志强，2016年10月
在2001年，《温州晚报》择取了8月18日这一吉祥之辰，精心策划了一场活动。当日，150余位温州市民被召集，他们乘坐了三节火车车厢，抵达了上海。在那里，他们耗时三天，对超过100套住宅进行了激烈的竞购，最终豪掷5000万元巨资。
温州这座三线城市的小圈子内，消息如同野火般迅速蔓延，一波又一波温州人纷纷踏上前往北方的列车。数字6800万、8000万、1.2亿，这些不断攀升的金额最终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温州炒房团”这个名字也因此正式进入了历史记录。到了第二年，仅《温州晚报》一家媒体组织的购房团，就成功购入了价值高达2.5亿元的上海房产，共计数百套。
现在回顾过去，那些专业的炒房团体无疑是市场中最具敏锐嗅觉的获利者，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通常包括新闻联播以及权威报纸的报道，而政策上的变动，往往就潜藏在那些公文式的语句之中。
从2004年起至2014年，中国GDP从16万亿增长至64万亿，涨幅为4倍，然而大部分一二线城市房价的涨幅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水平，当然，房地产最后的疯狂尚未到来。
2014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再度调整利率，引发南方深圳房地产市场率先升温，涨势逐渐扩散至北京和上海。2015年9月30日，央行下调首套房贷款首付比例，短短四个月后，这一比例进一步降至20%，去库存的信号全面吹响，房地产市场如烈火烹油般沸腾。进入2017年，一二线城市溢出的资金与棚户区改造货币化政策相呼应，一股狂潮般涌入二三四线城市，全国范围内呈现出燎原般的增长态势。
若将先前房价涨幅比作从1增至5，那么此次则从5升至10，尽管增长幅度较前次略逊一筹，然而所承受的成本却显著增加：2014年，居民住房贷款余额已突破10万亿，2015年增至14万亿，至2016年更是直线攀升至19万亿。这些新增的债务，预计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对居民的消费能力造成挤压。
应当指出，不论是投资房地产还是其他，在1998年至2014年这段时间内购置多套房产的人，普遍实现了财富的显著增长，这股财富力量甚至有可能让众多人的社会地位发生转变。
某开发商曾风趣地概括道：旺季时，挂出“热烈欢迎温州看房团”的标语，紧张不安的本地居民必定蜂拥而至；淡季里，不惜重金于凌晨一点让一众人在售楼部前排起长队，那些还在犹豫的客户便会心动；而在市场低迷期，敢于雇佣人砸售楼部，制造“大幅降价激起老业主不满”的舆论，尾盘便能迅速售罄。
在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展现出诸多显著特征：门槛较低，使得众多普通民众得以参与；持续时间较长，上涨周期长达二十年之久；涨幅显著，多数城市的房价涨幅甚至超过了十倍；同时，还具备杠杆效应，便于通过按揭方式轻松购房。这不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价格牛市，更是一场全民共参与的资产盛宴，空前绝后，独一无二。
自然，房价的攀升使得所有涉足其中的人均实现了财富的增长，然而若想实现阶层跃迁，所需的条件还需进一步紧缩：须拥有一二线城市的3套或以上房产，且无负债或仅有少量负债，这才意味着从温饱之家迈向了富裕阶层。尽管门槛较高，但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人口逼近亿级的背景下，我国符合这一标准的家庭数量至少已达百万之众。
从代际的角度来分析，那些在1970年至1985年之前出生的人已经充分领略了房地产市场牛市带来的丰厚回报。然而，对于1985年之后出生的85后和90后群体而言，他们或许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遇到与他们同等级别的机遇。
第七次： 网络红利
五十年代选择与英雄结为连理，六十年代则青睐于贫农，七十年代转向军营，八十年代看重的是学历，九十年代则更倾向于富翁，而到了2000年代，人们开始青睐于码农。
——民谣，2015年
水木论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何北京的南城房价明显低于北城？一位网友给出了一个幽默的回答：那是因为南城是程序员难以触及的区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次创业高潮，分别是84派、92派、99派以及11派。其中，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为代表的99派，以及以今日头条、美团、滴滴和摩拜为代表的11派，他们都是典型的“互联网创业家”。这两拨创业者受益于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五次经济周期——信息技术革命的红利。这一技术创新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并在千年之后逐渐转移到我国。
信息技术变革显著影响了社会阶层结构，尤其是IT行业精英的崭露头角。以美团上市为例，在近五万名员工中，诞生了4614位百万富翁。小米公司上市的消息更是传得沸沸扬扬，据说工号前1000名的员工都能轻松支付北京购房的首付款。其中，一位无上海户口的老程序员也松了一口气：凭借2000万的财富，孩子的教育问题迎刃而解，国际学校一年的费用也不过多出30万。
中国互联网创业的先锋群体主要由60后和70后构成，例如马云（生于1964年）、李彦宏（生于1968年）以及丁磊（生于1971年）。紧随其后的是80后这一代，其中王兴（1979年出生）、程维（1983年出生）和张一鸣（1983年出生）等成为新秀。前者受益于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而后者则搭乘了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东风。
创业者并非唯一受益者。1999年，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计算机专业因其热门地位吸引了众多有潜力的储备人才。在这二十年间，人才培养的蓬勃发展以及互联网企业的迅猛崛起，共同描绘出一幅完美的双曲线图。资本的大量注入，IT产业应用步入黄金时代，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程序员成为社会高收入群体的重要推手。
尽管中国人合法积累财富的历史仅有短短四十年，然而，企业家群体已经显现出老牌资本和新锐资本的差异。可以说，互联网行业，这个崛起过程中原罪相对较少（尽管并非全然无瑕）、创始人背景清晰透明、基础员工薪酬丰厚、企业形象总体健康（尽管也存在一些负面案例）的领域，正是中国新锐资本的代表。
在目前这个时点，移动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即将落幕，其估值泡沫仍需逐步吸收，尽管如此，互联网领域的新模式、新技术和新生态依旧接连涌现。故此，只要中国工程师的劳动力优势尚未完全消失，通过互联网行业实现社会阶层跃升的机会，依旧敞开大门。
改革开放历经四十年，七次社会阶层跃迁的宝贵机遇，时至今日依旧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我们将这一过程中的经验提炼为：遵循合法途径、利用制度优势、抓住行业发展的风口以及享受资产增值的红利。
在中国，读书和考试仍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可行途径，高考、考研及公务员考试构成了通往成功的既定阶梯。尽管这些途径存在诸多挑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个人的才智与努力，并且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尽管这些通道有时会变得狭窄，但它们却难以被彻底封锁。
对于那些背景单薄的年轻人而言，通过合法途径实现阶层跃升是他们的首次机会，理应毫不犹豫地把握住。然而，遗憾的是，众多学子缺乏这种认识，许多人直到步入职场后才深感懊悔。
制度优势：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见证了经济的腾飞，同时也见证了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一过程中，时常伴随着短暂的制度红利释放。双轨制下的套利行为，正是利用了定价机制的不足之处；而乡镇企业的崛起和九二年下海潮，则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成功填补了市场空白，为企业和个人积累了原始资本。
我国的改革进程尚需持续深入，故而制度带来的潜在利益仍将持续涌现，诸如农村土地的流转、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垄断行业的准入放宽等，然而，这些机会让普通民众参与的可能性却日渐减少。
行业机遇：无论是资金雄厚的煤炭商人，亦或是薪资丰厚的软件工程师，都因各自行业的迅猛增长而获益。常言道，“男人怕入错行，女人怕嫁错人”，选对职业往往比辛勤付出更为关键。在能力相当的两个年轻人之间，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提供的职业回报常常存在十倍的差距。
对于大众而言，若想凭借行业发展的红利实现社会阶层的跃升，他们应当积极寻觅一个充满潜力的行业，相较之下，投身于一个正在衰退的行业中进行摸索与尝试，前者所面临的挑战更小，实现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
周金涛曾言，十年前在中信建投求得一份职位或许无足轻重，但若在朝阳门中信建投证券旁购置房产，其重要性则不言而喻。资产红利，作为一条超越辛勤劳作之外的关键社会阶层提升途径，在过去十余年间尤为显著。若不积极投身其中，不仅难以实现阶层跨越，甚至可能面临阶层下滑的威胁。
随着房地产市场牛市逐渐走向尾声，大多数中国民众渴望通过投资收益实现财富的逆袭和阶层跃升，他们或许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证券市场的持续繁荣和强劲涨势上，而对于匹凸匹、比特币这类所谓的“机会”，普通民众最好是保持距离，不宜参与。
总体而言，各个要素在不同时期对人们财富积累的影响各有差异。在计划经济时期，收入趋于均衡，通过升学成为干部或创办乡镇企业来填补市场空缺，均能带来丰厚的回报；随着市场经济全面展开，投身商海成为实现社会阶层提升的关键路径；步入新世纪，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开始超越努力，资产增值和行业机遇相较于个人的勤奋显得更为关键。
这些能够改变人生轨迹的良机，大约每隔5至7年便会降临，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都与其中的2至3次擦肩而过，距离它们仅有一步之遥。
若始终未能成功捕捉，很可能在四十年间原地徘徊甚至退步；若能抓住一次，便不会被时代所遗忘；若能抓住两次，便能在社会阶层上显著提升；若能抓住三次或更多，那便几乎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励志传奇。
以许家印为鉴：他于1978年凭借周口市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武汉钢铁学院，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机遇。毕业后，他被分配至河南舞阳钢铁公司从事工作。随后，在1992年，他毅然辞去国企职位，前往深圳投身商海，抓住了第四次机遇。再后来，1996年，他创立了恒大集团，专注于房地产行业，这是他的第六次机遇。通过连续三次精准把握时机，许家印成功登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
在深入阅读那些激励人心的故事之际，我们必须明确意识到：尽管在过去四十年的时间里，我国民众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然而，大多数人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实际上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动。
从耕作的贫困农夫，到富士康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身份地位并未发生转变；从狭窄街巷中的贫困市民，到勉力维持生计的街头小贩，阶层依旧未变；从工厂的基层工人，到办公室中的低薪职员，情况亦然。普通人想要提升生活境遇并非难事，然而要改变在社会中的地位，数千年来始终是一项艰难的挑战。
跨越社会阶层的障碍，我们需具备借助时代潮流的智慧，需拥有做出重要决策的远见，更需展现出离开安逸环境的勇气。对于普通人而言，我们绝不应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轻易放弃。
小华为，大作为，我们一直在努力。
巍巍大秦岭，悠悠汉江情，层峦叠嶂茶叶乡，哺育汉文明。
事业需要有心人，
一杯清茶清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