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韦斯利的观点在大众媒体中可能仍属于非主流，尽管业内不乏支持。随着一些最新研究成果的发表，这一观点逐渐有了事实依据。
《纽约时报》于 2024 年 5 月报道了两项试验的结果，并采访了主要研究人员。
英国进行了一项名为“青年复原力研究”的试验（My in，）。该试验涉及英国 85 所学校的 8000 多名青少年。根据学校规模，随机为一半学校开设校本心理健康课程，共10节课，每节课30至50分钟；另一半学校照常教学，没有专门的心理健康课程。实验结果显示，接受心理健康课程的在校学生不仅在几个主要指标（焦虑、抑郁）上没有显着改善，而且在几个次要指标（多动、强迫行为、惊恐发作）上也出现了恶化。
同一时期，澳大利亚对 37 所学校 2000 多名学生进行的一项试验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心理健康课程的学生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和抑郁症状。
鉴于这样的结果出人意料，上述两项研究的主要作者英国剑桥大学的露西·福克斯（Lucy）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杰克·安德鲁斯（Jack）于4月报道2023年3月《心理学新思想》发表联合文章，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患病率膨胀假说（）。
普遍通货膨胀假说
流行率膨胀假说表明，当前精神疾病发病率的增加部分归因于宣传。然而，这种影响也有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宣传活动让一些本来应该就医的患者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通过打破对精神疾病的偏见和歧视，也降低了患者求医的阻力。这群患者才是这场运动真正应该争取的目标，也是这场运动应该继续下去的原因。
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过度解读（）。过度解读既来自宣传，也来自自我。一些宣传活动未能区分正常的情绪反应和真正的精神疾病，鼓励有负面情绪的人大胆“站出来”、“发声”。社交媒体有时会美化精神疾病，让抑郁症看起来很时尚、很酷。个人的过度解释通常是通过个人预言实现（自我）的过程发生的：如果一个人被自己和他人贴上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的标签，那么他们往往会表现出更多该疾病的症状。 。最常见的例子是焦虑：很多人都有焦虑，有些焦虑症状是正常的，比如害怕在公共场合演讲。但如果被贴上焦虑症的标签，有些人就会积累更多的焦虑症状。
前面提到的西蒙·韦斯利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也与过度解读有关，是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他个人长期从事与军人相关的精神障碍研究。他发现，创伤事件发生后立即进行心理干预往往是无效的，甚至会增加创伤后应激症状。他的建议是尽快将伤者送回家人和朋友的环境中，只有在几个月后严重症状仍然存在时才进行干预。原因在于，早期干预的人了解了创伤后压力可能出现的症状，这会让受创伤的人“预期”压力症状，并放大可能出现的症状。
如上所述，流行通货膨胀假说和韦斯利的观点至少在大众媒体中尚未成为主流。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宣传教育利大于弊，更何况一些实验结果是积极的。 和文章的主要目的也是呼吁对这一假设进行更多的研究，并且还列出了许多研究思路。结论是什么还有待观察。
社会问题的医学化
自由撰稿人科莱特·沙德在社交媒体上询问人们对心理健康运动的看法。许多人回应道，其中包括一名被诊断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建筑工人：“我讨厌这种宣传……他们对身后堆积如山的粪便视而不见，只是用苍蝇拍拍苍蝇。”
沙德在《国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现代病理学之父鲁道夫·威廉的说法，将流行病分为自然流行病和人为流行病。前者影响任何社会阶层，而后者主要影响穷人。换句话说，很多健康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
公众不愿意进行宣传，部分原因是旨在提高人们对精神疾病认识的宣传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并不是很多人不知道精神疾病的存在，而是他们缺乏获得医疗和资源的机会。例如，在美国，很多精神科医生不接受保险，一次心理治疗可能要花150美元，而看一次精神科医生要花250美元。有些接受保险的地方还得自掏腰包几十块钱。很多美国人没有存钱的习惯，很多账户余额不足400美元。
另一方面，贫困、失业、文化和种族冲突以及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等其他问题都是令人焦虑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将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加剧。重大气候灾害会给群体造成深刻的精神和心理创伤。这些问题不是通过提高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就能解决的。
自1977年美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乔治·恩格尔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社会因素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无论是身体疾病还是精神疾病，仅仅把它当作医疗问题来对待，就是将社会问题医疗化。
仍然有一些心理健康危机无法仅通过提高认识运动和教育来解决。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怀疑者也认为促进心理健康有积极的一面，像世界心理健康日这样的活动将会继续下去。
参考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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