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资持股让娃哈哈留住人才，凝聚力强。 2007年“达能娃哈哈风波”中，达能利用公开声明等方式挖走娃哈哈干部，内部分裂瓦解。据老员工回忆，“没有一个员工站在达能一边”。
3．全员持股也带来了“大锅饭”。 2018年，在宗庆后的带领下，以3元/股的价格回购员工股，并做出分红承诺。有些人不愿意签字。娃哈哈方面给出了不同的回应，部分未出售股份的员工当年没有拿到每月1500元至2500元的津贴。
4、宗馥莉将于2024年接任。在9月份回应今年不会取消分红之前，多位娃哈哈员工透露，“干股分红取消”的消息是在内部会议上从上到下传达的。人很少。此前并没有明确的文件出台，但这个信号确实存在。
5、凤凰网《暴风眼》从娃哈哈维权协会相关人士处获悉，法院已受理起诉材料，正在立案处理。目前还没有书面验收文件。目前参与维权的人员中，大多数是近年辞职的员工。大多数现有员工仍因担心工作问题而观望并暗中表示支持。只有少数人明确表达了维权意愿。
凤凰网《风暴之眼》出品
作者丨李秋涵 编辑丨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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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馥莉时代”的娃哈哈开始解决集团内部最深层次的历史问题。
9月初，有媒体曝出娃哈哈集团员工劳动合同被要求变更为宏盛饮料集团，并取消“股份分红”。一些员工愤怒了，成立了维权委员会（以下简称“娃哈哈维权委员会”）。
取消“股份分红”让这些娃哈哈员工如此愤怒，因为它牵动了公司的“大动脉”。娃哈哈集团推行全员持股制度已经有20年了。尽管娃哈哈集团在2018年通过股份回购计划将员工持股转为干股，但员工依然享受着集团发展背后的红利收入。突然宣布取消分红，意味着娃哈哈集团最能体现“公平精神”的全员持股制度已经成为历史。
在一片哗然声浪下，宗馥莉做出让步，紧急召开娃哈哈第八次职工代表大会，解释称：“娃哈哈今年不会取消干股分红，薪资结构不会改变，按照个人工作表现分红” ，而不是仅仅根据过去的资历或级别来分配。”
但这似乎并没有完全打消一些老员工的担忧。二十多年来，他们早已与全员持股制度接轨。宗馥莉时代的诸多改革，拉开了他们与第二代的距离。不安之中，他们开始要求重新审查宗庆后生前实施的一项政策——2018年集团回购员工股的合法性。
这或许也加剧了宗馥莉第二代接班人过渡时期的动荡。在变革与阻挠、野心与纠缠的反复拉动中，宗馥莉是否会放慢脚步、调试矛盾，似乎成为决定娃哈哈集团命运的最大谜团。
01
投资娃哈哈需要借钱买
刘建国是第一批加入娃哈哈集团的大学生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他刚加入娃哈哈时，业务主要集中在杭州地区，但发展势头良好。同一批加入他的数十名大学生后来认识了娃哈哈集团并成为股东，迅速实现了财富的增长。
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娃哈哈集团”）前身为1991年吸收合并罐头厂后的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由杭州市上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100%控股。 1999年，娃哈哈进行重组。经过多次股权转让，娃哈哈集团由上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持股46%，宗庆后持股29.4%，近2000名正式员工持股24.6%。
在当时的重组浪潮中，娃哈哈的重组并不彻底，娃哈哈员工持股和国有持股的并行结构至今依然存在。改制完成后，根据职工持股会章程，正式员工在职满一年即可持股。到2003年，娃哈哈几乎全部由全体员工持股。
刘建国回忆，当时一名普通员工可以以每股1元的价格购买5000至2万股。持股后“一元可分八十九分”。也就是说，如果持有股票数量为2万股，每年大约有16,000股股息。他还记得当时有一位领导一口气买了45万股，一年就拿到了36万元的分红。
这是一份稳定且可观的收入。到2000年左右，刘建国持有4万多股，年收入7万元。这样的薪资水平在杭州并不多见。他还跟风花5000到6000元买了一部三星手机。 “当时还没有理财概念，娃哈哈买手机的人也不少。”
这些记忆碎片与当时的股权文件一样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员工持股后，会收到一份股权证书，相当于“凭证”。刘建国说，后来它变成了银行存折。若排名或年份发生变化，新股数量将逐行列出。
员工通过持股分享集团发展红利的模式也获得了高度的凝聚力。这一点在2007年爆发的“达瓦之争”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当时，与娃哈哈合作近十年的法国饮料巨头达能想低价收购宗庆后在娃哈哈集团体系外公司的股份，但遭到宗庆后的强烈反对。
2000年前同样加入娃哈哈的前员工谢永强回忆，当时达能通过公开声明等方式想挖走娃哈哈干部，并在内部分化。 （指宗庆后）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娃哈哈的员工。”
达能亚洲高管在诉讼中声称，是因为宗庆后“通过丰厚的工资和资金，让达能-娃哈哈合资企业的高管对他绝对忠诚”。
隶属于职工持股协会的娃哈哈职工会当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达能和娃哈哈拥有39家合资企业。 “职工会”是合资企业的职工代表，“职工持股协会”是合资企业的股东之一。有资格将达能告上法庭。诉由为“侵权损害”。 ——当时乐百氏和娃哈哈是竞争对手，但达能的董事同时也是乐百氏和乐百氏的董事长，可以起诉达能“违反竞业禁止行为”。
立案后，工会只需提交审判报告，达能在39家合资公司的外资股权将随时被查封。起诉后，达能持有的境外上市公司股份立即被释放，达能转而请求和谈。
这只是达瓦争端期间提起的数十起诉讼之一。谢永强对这起官司仍然有印象。他表示，作为个人，他在这起诉讼中没有做任何事情，但如果要求员工签署协议等程序，他“会毫不犹豫地起诉达能”。
如今提起当年轰轰烈烈的“达娃之争”，谢永强的语气中依然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自豪。
大娃丑闻爆发的第二年，王克刚刚大学毕业，通过校招进入娃哈哈，一待就是十多年。当他回忆起刚加入娃哈哈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兴奋。他说，那是他一生中非常幸福的一段时期。他不仅赚到了令同龄人羡慕的丰厚薪水，而且还结识了生活中的朋友。他收获了事业和朋友。对于同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娃哈哈更像是一个精神天堂。 。
娃哈哈内部晋升机制顺畅。由于工作出色，他不断得到晋升。王克后期直接向宗庆后汇报。他非常尊敬宗庆后，“他不是那种嚣张的大老板，他真的像个族长。”他曾想一辈子扎根在娃哈哈集团。
现阶段，娃哈哈集团发展迅速。 2013年，娃哈哈实现营收782.8亿元，创历史新高，几乎是1999年的40倍。同年，农夫山泉营收仅为90亿，统一集团饮料营收也仅为140亿。宗庆后也因此多次登顶中国大陆富豪榜。
02 红与黑，全体员工全资拥有
娃哈哈集团员工的年收入通常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和股息组成。分红比例可达50%。职级越高、在娃哈哈工作时间越长，分红比例就越大。在完全持股的最初十年左右，娃哈哈集团和员工收入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2013年后，娃哈哈似乎失去了“动力”，新品乏力，销量下滑。此时，随着新消费品牌的出现和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崛起，娃哈哈的员工收入也失去了优势。
2008年娃哈哈给王柯带来的收入光环，到了2018年已经消失了。此时，算上分红，他的年收入依然在10万以上，而和他同龄的人加入阿里巴巴，年收入可上万。 。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娃哈哈股权机制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员工的基本工资近十年来并没有太大增长，他们的收入仍然主要依靠分红，分红机制并不与业绩挂钩。因此，能力强、加入晚的员工不一定能获得高收入。
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越来越丰厚的股息回报确实会滋养人们的懒惰。 “大锅饭”让这家老公司至今在工作上表现出一种低效和缓慢。
娃哈哈供应商的送货司机向凤凰网风暴之眼分享了今年给娃哈哈工厂送货的经历。早上7点，他开着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来到娃哈哈基地，却等了整整一个上午娃哈哈员工来卸货。在他的催促下，10时30分，仓库管理员试图呼叫叉车工操作叉车卸货，但该男子仍在吃饭，仓库管理员无法呼叫他。直到12点30分，他才成功卸货离开。他还给统一、康师傅供货过，所以对比感很强。他说，“他们还是人工卸货，效率比这还快，通常不到一个小时就发货离开了。”
2020年后加入娃哈哈的渠道员工王培龙将自己接触到的一些老员工称为“师傅”。他说大家执行力没有问题，只是不喜欢动脑子。他们只是按部就班，顺其自然。 “没有压力，也没有激情。”
他对娃哈哈实行多年的联合销售制度感触更深。与传统经销商先拿货再退货不同，娃哈哈是先给钱再拿货。 “经销商自己申报份额，每年卖出足够的份额即可。每个产品都规定了最低数量，不好卖的产品他们不会卖。经销商都有大客户，所以他们把数量给了酒店和大公司集中消费，个人顾客基本买不到娃哈哈产品。” 2024年娃哈哈客流量猛增之前，他所在地区的一家超市，10箱娃哈哈一年都没有卖完。
为了改变“大锅饭”现象，2018年宗庆后出面代表娃哈哈对员工持股制度进行重大调整——员工持股将回购员工持有的全部股份。
看来作为补偿，回购后，员工虽然不直接持股，但仍以干股的方式享受分红。据娃哈哈公关人员当时对媒体的回应，具体方式是：在原有员工持股基础上重新分配为干股。这种分配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干股分红金额与原来保持不变，并且随着公司利润的增加，情况将会有所改善。
尽管娃哈哈集团宣布主动收回股权。不过，凤凰网“风暴眼”联系到的多位员工回忆，当时很多员工都不愿意出售自己的股份。 “3块钱的价格太低了。”但碍于宗庆后的威望，他承诺“干股”和未来分红，所以协议就签了。
也有员工不愿意签字。对于不愿意签字的娃哈哈会有不同的反应。据裁判文书网记录，未签字回购的员工并没有像其他进行回购的员工一样领取2018年每月1500元至2500元的津贴。 。
长期研究公司治理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唐跃军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员工持股并不一定会带来“大锅饭”。他以同样有员工持股大会的华为为例。华为设置了虚拟限制。股票制度和TUP计划，持续实施动态配股和动态分红，可以将股票和分红与个人和团队绩效紧密联系起来。
据他观察，娃哈哈此前的员工持股并没有采取相关的动态激励机制设计，这可能会导致“大锅饭”的问题。后续股份回购后给予的所谓“股份分红”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利润分享计划”，“目前很多公司对干股的概念比较模糊，实际上，如果已经获得了干股，他们就已经获得了干股。”通常只根据持股比例收取股息。”唐跃军表示，回购后，员工基本上所持股份不再相关。
在他看来，娃哈哈想要改变大锅饭现象，回购股票并不是唯一的途径。用股份留住员工和“利润分享计划”，一是用长期福利留住员工，二是偏向短期激励。我们不能简单判断哪一个更好，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动态激励相容”原则。 “我们可以考虑相关机制的变革和创新，让持股比例和分红更具活力，根据员工绩效和公司业绩实施动态股权激励，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但当时回购股份并没有引起员工的反对，因为从2018年到2023年，员工仍然可以以“股份分红”的名义收到公司发的钱，但当宗馥莉真正接手俱乐部后，事情有点不同。
03《宗馥莉时代》
2018年对于宗馥莉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一直在娃哈哈集团系统外培训的宗馥莉正式参与集团管理。同年4月，出任娃哈哈集团品牌公关部总监。 2020年3月起，兼任娃哈哈集团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2021年12月，正式担任娃哈哈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
在此期间，性格更加果断的宗馥莉展现出了与父亲完全不同的管理风格——她会更直接地处理员工工作效率问题，将分红与业绩挂钩，针对的是40岁的人。上述老员工的要求就更高了，这与员工早已习惯的宗庆后式大方“家庭文化”完全不同，也引起了不少内部争议。私下里，很多老员工都会称呼宗馥莉为“大小姐”，心里很反感。
父女经营理念的差异在娃哈哈内部已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共同领导公司的那些年，“对中高层来说是一段非常煎熬的时期”，一位娃哈哈中高层员工说。那时，面对父女两人截然不同的指示，“只是谁的声音最大而已”。谁？”
王柯上任时，我有很强烈的感受，尤其是宗馥莉决定取代娃哈哈品牌代言人王力宏20多年的时候，因为她想吸引年轻人。在内部协议达成之前，宗馥莉公开表示自己“不喜欢王力宏”。 “存在审美疲劳，”王克说。王力宏与娃哈哈合作20年，一直称宗庆后为“大哥”。宗馥莉的表情或许让他们的关系有些尴尬。
但不得不说的是，宗馥莉渴望改变集团内部员工的地位，带领娃哈哈走上现代化企业的轨道。
对于旧有的薪酬制度，当时尚未完全掌权的宗馥莉就已经尝试改变原有的模式，将分红与员工绩效挂钩。 2018年之后，随着宗馥莉更加深入地参与娃哈哈的管理，很多老员工的分红也在下降。至少两名员工表示股息下降了 40%。
上述诸多矛盾或许也加剧了宗馥莉在父亲去世后接手娃哈哈集团的风波。今年2月宗庆后去世后，宗馥莉高管任免在内部引起巨大波澜。首先，网上流传宗馥莉的辞职信。 8月29日，宗馥莉突然回归，正式接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职务，同时多名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退出。
完全掌控公司后，宗馥莉想要采取更大的举措，取消干股的红利待遇，必然会遭遇更大的反击。这一次，情况可能比以往更加严峻。娃哈哈维权委员会人士表示，目前已有包括集团创业元老、前员工、现任员工在内的50余名娃哈哈员工提起诉讼，千余人表示愿意参与维权。虽然这在娃哈哈集团数万规模的规模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因为取消“干股分红”政策将影响数万名员工，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老员工。他们工作经验长，持股比例高，每年股息收入也大。一旦取消干股分红，可能意味着几万的分红不复存在。同时，如果按照要求将劳动合同改为宗馥莉控股多年的宏盛饮料集团，不少人担心工资会进一步下降。
多位员工向凤凰网《风暴眼》表示，宏盛饮料集团的收入普遍低于娃哈哈集团。 “同等职级的员工，收入可以减半。”如有裁员，工时将按照新劳动合同的时间计算，且裁员期间补偿金将大幅减少。
维权事件发酵半个多月后，宗馥莉提前召开员工代表大会并做出适当让步，宣布娃哈哈不会取消分红，但分红将严格与业绩挂钩。这种激励效应虽然可以缓解暂时的紧张局势，但本质上还是在调整股份制。
许多员工认为这是一种拖延措施。 “如果今年发生，明年或后年会发生吗？”娃哈哈维权协会相关人士告诉凤凰网《风暴眼》。
针对近年来娃哈哈员工分红收入变化、2018年股票回购定价、40岁以上员工调整等问题，凤凰网《暴风眼》致信娃哈哈集团求证但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04再清算回购计划：定价是否被低估？
为了顺利通过接班过渡期的考验，宗馥莉现在必须解决一个紧迫的问题——老员工要求重新清算6年前股权回购计划的合法性。
尽管不少员工在2018年签署并同意了股权回购计划，但在遇到各种变化后，他们开始对股权回购产生了各种疑虑。娃哈哈维权协会相关人士向凤凰网《风暴眼》表示，他们的主要诉求是确认2018年股权回购无效，还要求对回购资金来源和回购价格作出说明。那个时候。
对于娃哈哈员工声称2018年股份回购协议无效的问题，多位律师向凤凰网暴风眼表示，几年后想要推翻该协议难度很大，因为该协议已经签订得很早了。
一般情况下，企业回购员工股权时，大成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股权投资纠纷的合伙人熊攀律师表示，一般会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按照公司当时的净资产计算退出股份。首先，价格基于购买时的公司章程或协议。
在娃哈哈事件中，根据凤凰网《风暴眼》当时获得的股份回购协议，其中提到，根据2017年度会员代表大会特别决议，每股回购价格总额为3股。元，其中2元以特别股息回报的形式支付。剩余1元，由双方按照原《员工持股会章程》的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作为股份回购价款。
这意味着，公司章程中可能约定了1元的股份回购价格，但2元特别股息的定价依据却外界不得而知。娃哈哈维权会相关人士表示，如果不回购股份，短短三年就可以实现类似利润。这相当于一次性用三年的盈利权买断了未来的盈利权。
股票回购定价是否太低？一位执业领域包括公司证券、并购的匿名律师提到，如果存在回购定价协议，则应按照协议办理。如果没有，则需要双方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协商确定。 。因为无法得知是否有具体约定，因此无法准确判断。
不过，他强调，“员工股权回购本质上是民事法律行为，对于回购定价没有法律强制性规定。只要双方自由协商达成协议，价格就可以确定。”
虽然当时协议是自愿签署的，但如果确实存在股权抑价问题，还有讨论的空间。熊攀律师表示，员工与公司在判断股票价值时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很容易形成不公平的交易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职工个人可以行使民法第一百条的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有撤销权，但撤销权的行使有期限，且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该权利必须在股权回购之日起5年内行使。该权利5年后不再行使。 2018年实施的股权回购，距今已过去六年。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股份回购后的六年里，员工并没有立即维权。这是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是按照相应的交易条件进行经营的，即：他们获得了股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当时回购存在附加交易条件，即有干股分红。虽然目前员工手中并没有干股协议，2018年至2023年发放的股息可以作为凭证。”熊说。潘说。这也意味着，如果娃哈哈取消干股分红，员工起诉就有依据。
目前，娃哈哈维权协会希望通过诉讼宣告《回购协议》无效。不受5年行使期限的限制，但必须符合合同无效的原因，如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这很难证明，”熊攀说。
凤凰网《暴风眼》从娃哈哈维权协会相关人士处获悉，法院已受理起诉材料，正在立案处理中。目前还没有书面验收文件。目前参与维权的人员中，大多数是近年辞职的员工。但出于对工作问题的担忧，目前大部分员工仍在观望或暗中表示支持。只有少数人明确表达了维权意愿。
娃哈哈过去形成的稳定、保守的治理方式，在遇到变化时，必然会影响到复杂的劳资关系。尤其是这种已经存在了20多年的全员工持股制度，几乎开始于宗馥莉继任之前。宗馥莉的严厉举措，在没有父亲权威保护的情况下，面临着诸多挑战。接下来，娃哈哈的命运将会如何？第二代能否完成父辈未竟的事业，成为了这家饮料巨头的一个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员工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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