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动画电影“大本营”的暑期档已过，但多部作品的票房成绩并不理想。27部动画电影中，票房收入过千万的作品有15部，但其中国产作品仅有5部。暑期档13部国产动画总票房为5.59亿元。相比之下，去年暑期档仅《三千里长安》一部的票房就高达18亿元。
而今年，除了春节期间斩获20亿票房的《熊出没·时光倒流》、贡献暑期档动画电影近80%票房的《白蛇：浮生》外，尚无其他国产动画电影票房过亿。
（图／《伞女孩》）
而小众的2D动画行业，情况也不容乐观。暑期档电影《伞女孩》票房仅过千万，导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背后的困难是：一些工作室裁员、倒闭，人才不断流失。
如果要给不同行业的职业下定义，动漫自然是最接近年轻人梦想的行业。但如果把目光投向工薪阶层，在那些真正为“梦工厂”付出的人眼中，国产动漫行业是什么样的？《新周刊》采访了四位不同岗位的从业者，了解他们的经历。
“工作一年，欠债8000元”
这一代年轻人与动漫的命运起点相似，大多从小观看国内外动画，逐渐产生了对创作的向往。
2000年出生的Mola喜欢画画，考入了一所动画学院，主修艺术专业。“刚进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练习制作简单的火柴人动画，发现角色在我的笔下有了生命，这太奇妙了。”
学校课程与实践差距很大，好的动画学校会鼓励学生创作原创独立动画，但一般的动画学校更像是照本宣科，学生只跟老师学，对工作申请帮助不大。
于是Mola从大一开始就尝试动画外包和实习，“实习工资很低，甚至没有。有些公司会提供培训，但不能保证你一定能学到技能。”
角色动起来，仿佛有了生命。（图/@动画绘制者Mola）
Mola 大概是雇主们最喜欢的那种大学生——“刚毕业两年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在大学期间，她通过中剪开始接触真正的动画行业。所谓中剪，就是在两张原图之间插入的过渡画面。中剪是最容易的工种，对 Mola 这样的学生来说，练习起来正好。随着经验的增加，到大四毕业时，Mola 已经是能画出第一张原图的熟练工了。
毕业后，她成功加入了一家视频平台。相比于她在电影里工作时每张图片4到6元的工资，这份工作的薪资已经相当不错了。但她的主要工作“仅仅”是修改进口动画的图片，以达到平台的审批要求，比如“打马赛克、加衣服、擦掉血迹”。
Mola觉得这并不是真正参与动画制作，一年后就转行去了动画公司。
但即便你距离梦想又近了一步，职场上的现实也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这家公司虽然有原创作品，但也接外包项目，Mola 没有选择权，无论项目有多烦人，Mola 也无法拒绝。
更糟糕的是，莫拉忍受不了提出辞职后，才发现公司并没有给她缴纳公积金。
“我入职的时候，他们说很多外包员工要求不交五险一金，问能不能也给我交。我不同意，没想到他们居然偷偷不交公积金。”莫拉还发现自己的社保也是按照最低基数缴纳的，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公司按照她的实际工资为基数给她缴费，并开始给其他同事缴纳公积金。
莫拉感叹：“我以前总是熬夜拍完这部电影，但现在看来真是太荒唐了。”
《一人之下》原画。（图/@动画绘制者Mola）
26岁的李三国一直从事动漫行业，经常加班，“我下午3点上班，早的话1、2点就下班了，晚的话就4、5点了，再忙的话就得通宵加班。”最忙的时候，同事们甚至都住在公司里。
动画并不是高薪行业，一些从业者在网上晒工资，一个月能挣2000元的并不稀奇。刚毕业时，李三国的工资只有3000多元，每月房租1000多元，加上其他日常开销，日子过得拮据。
眼看加薪无望，李三国工作一年后便选择辞职，不仅没攒下钱，还欠下了花呗、借呗8000多元。
后来，李三国跳槽多次，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动漫行业。工资涨到8000元/月，但并不稳定，没有项目的时候，只能拿到3000到4000元的基本工资。他所在的公司，因为客户拖欠尾款，已经几个月没按时发工资了，他还从一些同事口中得知，已经半年没发过工资了。
至于那家给他开8000元薪水的公司，老板是个富二代，出于个人兴趣选择开动画公司，但不懂动画，也没参与管理。现在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损失了几百万。“老板说以后再也不碰2D动画了。”
部分光影、水火等特效在后期制作中完成。（图/《大鱼海棠》）
李三国也是哔哩哔哩的UP主，有时候他会拍视频，讲述自己从事动漫行业的经历，引来不少围观。他的评论区和粉丝群里，经常有人讨论“要不要转行”。
“我曾经找过粉丝群里的人一起做外包，但后来再联系的时候，他们已经转行了，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就走了。”
门槛最低的剧本其实最难拍
小A在日本动画界从事美术工作五年，有位资深动画总监问过她：“中国历史那么悠久，为什么没多出点（好的动画IP）？就一个西游记？”
人物扁平、剧情不连贯、产量大但精品少……这些国产动画屡屡被诟病的问题，在业内外都堪称老生常谈，用“祸不单行”来形容也不为过。
正如《伞女孩》的导演沈杰所说，这部动画电影花了两年时间筹资，又花了一年半时间找编剧写剧本。这期间，团队没有动画电影可拍，很多人因为等不及而离开。所以，当投资方给出定稿剧本时，尽管知道不够好，团队还是开始了制作。
“因为每一轮修改基本上都要半年时间，半年之后剧本就真的好了吗？2D人才的流出，从来都是单向的。”
这只猴子曾多次创作出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动画和游戏。（图/《大闹天宫》）
李三国刚毕业时，一位组长就用心教导他，“他详细地解释了怎么调颜色、为什么要这样调”。动画行业很大程度上依赖“教书育人”的模式，如果经验丰富的人才不断离开，新人开拓的难度就会加大。
在生存优先的前提下，打磨剧本成为了一种奢侈。在整个影视行业，好的编剧都是稀缺的；而相比真人影视剧，动画项目能付给编剧的片酬要低得多，自然聘请到好的编剧也更加困难。所以很多时候，即便剧情被吐槽，但在大荧幕上呈现给观众的动画故事，已经是整个团队倾尽全力的最好结果了。
不过，在行业中浸淫数年后，莫拉认为这并非单纯的钱的问题。“很多导演都是学绘画的，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编剧，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想法，很少考虑聘请专业编剧。”
动画制作的每个环节都有技术门槛，只有剧本创作除外。“很多人以为只要拿起笔就可以写剧本，其实不然。”
无论场景大小，讲好一个故事都不容易。（图/《新神榜：杨戬》）
Mola参与过一部动画的制作，第一版剧情几乎是“想到就写”的，导演不小心“忘记”了一个关键人物，导致逻辑漏洞百出，尽管后来极力挽救，但这部作品在播出时还是因剧情僵硬遭到观众诟病。
她和导演有过分歧，但“没有反驳的余地，只好接受。”剧本往往由说了算的人决定，有时候是导演，有时候是投资方或者老板。
“我们老板曾经自己写过剧本，被批评得很惨，所以就不再插手了。就算没人敢提出问题，网上的舆论很多，老板们也知道。但有些老板看到还有人在付费，能赚钱，就不会考虑改进了。”
K 也是一位喜欢动画的年轻人。出于对这个行业的好奇，他曾加入过一家动画公司的宣传部。公司原本计划推出一部电影，但在被邀请观看动态分镜（动态分镜可以理解为一部动画的“草稿”，已经确定了每个镜头的内容，但还未细化、上色、配音）时，各部门的同事发现了许多不合理的剧情问题，包括不尊重女性的剧情。
但听到同事的建议后，这位中年男导演却很惊讶，似乎并不理解这些批评，好在老板最终做出了最终决定，认为剧本不符合标准，将这个项目扼杀了。
K还为一部动画电影的专家研讨会撰写了一篇宣传文，“参加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男性专家，他们给出的观点很肤浅，和年轻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图/《年会不能停》）
流水线上的动画师，无助
如果动画不够吸引人，除了剧本之外，往往还有“表演”方面的问题。
由于不是真人演出，动画角色“表演”的真实性取决于制作人的“表演”。因此，日本很多公司都设立了专门的表演岗位。小A说，表演很重要，相当于导演的助理，主要职责是画静态分镜、监督整部动画的质量。一个团队会有一个总导演，两到三个表演。
小A2021年从日本回国，她发现：“国内的动画公司往往不重视表演，甚至不设表演岗位，原本属于表演的工作，就丢给动态分镜师，但他们很多都不会画静态分镜，甚至不知道镜头语言和专业术语。”
静态分镜决定了每个镜头的构图和动作、角色动作、台词、时长等，对后续制作起到指导作用。（图片/白箱）
在日本，需要经过前辈导演多年的指导，才能独立演出并取得好成绩，而在中国，演出可能交给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演出机会，Mola转投动画公司，但在实际工作中，她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万能的工具人”。
对于涉及人数众多的项目，如何协调决定了效率。开会的时候，主管会告诉各个部门要做什么，但到了每个环节，还是很难避免“各忙各的”。
Mola 做概念艺术家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连最简单的文件命名都没有标准化，“我得翻一大堆文件才能明白前一个人在画什么。”流程往往由导演设定，导演只考虑自己的方便，“每个导演的习惯都不一样，有的导演喜欢用 PS，然后后面的人就遭殃了。”
连续动画需要保持一致性。（照片/）
小A指出，插画与动画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连续性，“总导演负责定下整体基调，没有精力去关注每一个镜头，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一个负责人带领团队。”统一各艺术家的风格和品质是督导和表演者的责任，确保项目按时、在预算内完成是制片人的责任。
在日本，制作人会像秘书一样协助各个部门，帮助解决问题。但在中国，制作人往往只把员工当成下属，“出了问题，就希望艺人自己承担责任。”
动画的制作就像是流水线作业，工序运转时，每一次的重复修改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剧本和分镜定稿后，即便不完美，也几乎不可能再更改剧情，螺丝钉们只能专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一旦工作完成，向公众宣传就变得更加重要。
作为一名宣传官，K经常需要与其他部门沟通，但往往很难取得进展。“我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动画的成果，比如获奖、参展、海外销量等，但当我向相关部门询问信息时，他们常常显得与此无关。”
K的职责范围有些模糊，他原本只负责企业宣传，但渐渐地也被要求做很多面向观众的宣传工作。
《制作进行中》从制作人的角度讲解了日本动画的制作过程。
K认为，宣传推广需要多方商讨、配合，但某部动画电影上映前，公司把宣传推广工作交给了宣传推广公司，影片上映后，上映率不理想，公司便拿出预算，打算独立再做一套宣传推广，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反而浪费了钱。
“他们很难把握观众的情绪，也没有想到提前准备相关素材。结果，我这个助理当晚就加班剪辑视频。”作为一名前媒体从业者，K很不理解公司为什么不策划话题，“如果想上热搜，平台也要有针对性的话题。”
最后，K因为长期加班而辞职，被借调到其他部门做社区运营。“一部已经下线的电影，我为什么要做社区运营？”他终于意识到，动画公司的职能部门并不是自己理想的工作岗位，距离自己喜欢的动画太远了。
热爱动画不是工作者的弱点
在日本时，小A经常加班，每天十几个小时，因为无法忍受这种劳累而回国。“有一次加班后我想休假，但同意休假的美术总监却改变了主意，说‘别人都忙，你却没好好休息，你帮别人分担一些工作，以后别人再帮你’。”
但日本动画公司不仅按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还可以用加班时间换取休假。“日本劳动局很严格，有家公司没有办医疗保险，被罚款2亿多日元（约合1000万人民币），直接被强制解散，社长也被禁止开公司。”
据铃木敏夫所著《吉卜力的天才们》所述，吉卜力工作室为员工建造了一间育儿室。（图/《千与千寻》）
即使在日本，新晋动画师（中级）的工资也只有4万至5万日元（2000多元人民币），连平均6万至7万日元的房租都不够。“努力工作，升职为助理动画监督。”虽然有升职加薪的希望，但对于一个热爱动画的人来说，起步阶段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太难熬，很多年轻人转行，日本动画快要灭绝了。”
小A觉得，动画行业最骗人的地方，就是“为爱而生”。很多人因为热爱，所以不计较得失，不管多苦多累都愿意坚持，这也让他们更容易被过度剥削。“就算你不做了，也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做，如果他们坚持不下去了，还会有另一批年轻人。”
莫拉跳槽时，一些广告公司开出了更高的薪资，但她宁愿降薪加入动画公司。经历社保风波后，她感叹：“一些低端小公司本来就经营不下去，却以赚不到钱为由，以损害员工权益为由，以求生存，这很不合理。”
当然，行业内那些埋头苦干、努力创作作品的团队，也会给工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前段时间，李三国首次以外包工身份参与一个动画电影项目，签了不少协议，按下手印的那一刻，感觉非常“神圣”。工作中，每一道工程文件都规范清晰，每一条修改意见都非常详细。
（照片：“白箱”）
不管怎样，还是有一群人在为创作自己心中理想的动画作品而努力拼搏，而参与其中的成就感确实是无可比拟的。
K参与宣传的电影上映时，曾请观看首映的朋友们帮忙拍摄片尾字幕，定格他的名字出现在大屏幕上的那一刻。
小A的野心一点一点地大起来，“一开始能出现在片尾字幕里就满足了，后来希望自己的名字能靠前一点。入行这么久，总得有自己的作品吧，不然就辜负了自己的梦想和努力。”
从剪接到原画，莫拉的名字一直出现在片尾字幕中，直到她担任主演时，片头字幕中才出现了她的名字。“感觉之前承受的所有辛苦和劳累都值得了。”不过，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天她依然觉得自己“满满的都是班级气息”。
（照片：“白箱”）
几位动画师还没有考虑转行。“‘为热爱而工作’大概只限于应届毕业生，工作几年之后，大家都只是‘谋生’，不会再谈什么空谈。”李三国说，“但如果要离开，我应该是最后一个离开这个行业的人。”
日剧《Legal High 2》对画动画的人是这样描述的：“能画出花丛中奔跑的少女动画的人，和在花丛中奔跑的人是同一个人吗？怎么可能？他们是那些在办公桌前痴迷工作，燃烧生命去创作作品的人。”
但对于观众来说，在期待值不断透支的情况下，国产动画的成长速度或许需要更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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