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图：柬埔寨暹粒吴哥考古公园茶胶寺，2016年9月5日拍摄。图片来源：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小图：2018年7月9日，在柬埔寨暹粒吴哥考古公园，中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工作组正在收尾茶胶寺保护修复工作。中方工程师周先（左）在测量石质构件。本报记者毛鹏飞摄
清晨，半掩在泥土中的石刻在阳光下露出仙女的轮廓。走过去，脚步踩在树叶上的声音让吴哥皇宫遗址显得格外安静。在柬埔寨暹粒吴哥古迹中，皇宫遗址曾是高棉帝国的心脏。如今，皇宫城墙内古树参天，野草丛生，唯有祭祀诸神的天宫静静矗立。周围散落的石雕和门楣透露着昔日的繁华。
近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修复团队再次来到吴哥，启动王宫遗址考古修复工作，他们将用11年时间揭开这片土地的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现吴哥王朝“紫禁城”的风采。
柬埔寨吴哥考古公园保护管理局发言人隆戈萨说：“这是吴哥考古公园的核心文化遗产，中国团队20多年来在吴哥保护中表现出的高水平和质量赢得了我们的信任，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许多国家的文物修复团队的高度评价。”
这支中国文物修复“国家队”在吴哥古迹保护的国际行动中赢得了同行的认可，并从这里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如今他们活跃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尼泊尔的九层寺、中亚古丝绸之路上乌兹别克斯坦的希瓦古城等众多古迹的保护一线。
地雷、疫情、疑虑……第一步总是艰难的
中国文物修复“国家队”从吴哥开始走向世界。
吴哥考古公园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散布着90多座吴哥时期的寺庙群。1992年，吴哥考古遗址以濒危遗产形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3年，中国、柬埔寨、法国、日本、意大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起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合作行动。
当时欧洲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古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吴哥古迹则全是石质建筑，中国专家没有经验，怀疑中国团队能否修复吴哥古迹。
“吴哥窟的保护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但我们在国内石质文物保护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比如石窟、石刻、石佛、石墓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王元林说，“但吴哥窟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以及当地极端炎热潮湿的气候条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东道国柬埔寨对中国寄予厚望，1996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自接见中国专家，多次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告诉中国专家，修复寺庙能赢得柬埔寨人民的心。
“对中国专家能力的质疑，只有通过实际工作成果才能得到回答。”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顾俊说柬埔寨钢材产地，当时中方团队的资金、技术实力并不强，因此根据自身情况，有针对性地配置设备和人员，并认真、虚心地借鉴各国专家的成功经验。
顾俊回忆说，针对吴哥古迹的特点，柬埔寨文物保护团队集合了考古研究、地质勘测、石材保护、文化史、建筑艺术、保护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对周萨神庙的历史、建筑特色、地质情况、石材性质等进行了深入了解，并制定了方案。
二十多年的战乱导致柬埔寨经济落后，物资短缺，很多维修材料和设备无法供应，需要从中国采购。由于当时当地物资短缺，一些工程设备如汽车起重机、钻机、切割机等需要专门从中国运输。
除了文物修复本身的挑战外，当地极端气候、战争遗留的社会问题也给首次出国的中国团队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当时柬埔寨内战刚刚结束，大量武器在民间流通，抢劫事件频发，吴哥地区还有多处地雷未排除，现场考古工作必须先进行排雷，到偏远地区巡查还得请当地警察陪同。”顾俊回忆说，热带雨林里常年炎热，毒虫横行，登革热疫情时有发生。
层出不穷的困难并没有吓倒首次出国的中国文物修复队，大家怀着“一定要做好”的信念，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周萨神庙位于吴哥城胜利门南侧，城墙内占地面积约1650平方米，由东南、西北四个入口山门、中央寺庙和南北两个经堂组成。
文化研究所的文件对这座损毁严重的寺庙是这样描述的：“整个建筑群以寺庙中心的主塔为中心，布局对称，主次分明。每个独立建筑的墙壁和基座上都布满了雕刻，特别是寺庙主塔上的34尊仙女雕像，栩栩如生，展现了高棉艺术的高超水平。”
然而，当这座雕刻精美、布局严谨的寺庙交给中国团队时，却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只有西门保存完好，其余建筑均已严重损毁。只剩下两座经堂基座严重变形，祖塔檐口已坍塌过半，殿内塑像已不复存在。寺庙周围、地下、河中，共有4000多处塌陷的砂岩构件。
在修复周萨神庙过程中，中国团队借鉴其他吴哥保护团队的成功经验，采用“复原原貌”的方法，像拼拼图一样耐心地将大部分倒塌的建筑结构拼凑起来，放回原位。历时七年，让“断壁残垣、荒草丛生”的周萨神庙重新挺立起来。
中国团队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水平和修复后的实际效果得到了同行的一致好评。
“我们的工作是延长文物的生命”
“从历史的角度看，文物是有生命的，最终都会消失。”王元林说，“我们通过研究来解读、记录它们的生命历程，通过保护来延长它们的生命。”
王元林正式来到吴哥，参与中国援助柬埔寨文物保护第二期塔高寺项目。由于长期在考古现场工作，王元林面色黝黑，面容瘦削，脸上有几道皱纹，仿佛是当年凿刻吴哥浮雕时留下的。
塔高寺位于吴哥城胜利门以东约1公里处，是吴哥古迹中最雄伟的寺庙建筑之一，建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平面布局采用中心对称与轴对称相结合的方式。整体为五层逐渐内收的方形须弥坛，最顶层的五座塔楼呈梅花形排列，雕刻并不精细，但线条硬朗，别具一格。傍晚时分，用坚硬的砂岩砌成的五座塔楼在夕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别具一格。
茶胶寺的名字也与这一奇观有关，其名字“茶胶”中的“塔”意为祖先，“胶”意为玻璃、水晶、宝藏，因此茶胶寺又被称为“水晶塔”。不过，这样的“水晶塔”却是一座“未完成的建筑”。
王元林告诉记者，查考寺虽然没有完全建成，但也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废弃寺庙，千百年来，当地民众依然在这里膜拜祈福。“它是活着的文物，同时也是受损文物，佛塔、寺门、回廊等建筑大多已整体或局部坍塌，基座也存在结构安全隐患。”王元林说，“要想保护、修缮，首先要了解清楚它。”
中国文物修复专家多次莅临察合寺，通过三维激光扫描记录、工程地质勘察、石材风化机理、保护实验等多学科的系统研究，了解这座神秘的寺庙。
对于王元林来说，修复查考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他克制自己的脾气。“我的脾气比较急”，王元林声音急促而沙哑，“但面对几百年、几千年的文物，我得有耐心。”
比如，当需要更换缺失部件时，如何选择合适的石材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需要用科学的方法。王元林说，中国团队将向吴哥管理局申请，从几千年前生产吴哥建筑石材的采石场中挑选石材。“虽然来自同一个产地，但石材的质地还是有差别的。我们需要挑选几块与塔高寺石材相似的石材样品，在项目附近进行实验，在一定试验期内，观察和记录不同石材在强烈阳光、暴雨、极端高温等条件下的细微变化。在充分的科学数据支持下，我们会选择最合适的石材进行更换。不管我们有多着急，都要用科学的方法，对历史负责。”
不过，“急脾气”在文物保护中也有重要作用。
药库寺东侧有一条长长的神道，据法国学者考证，东神道两边各有13级台阶向下延伸，在地面上可以看到台阶的第一级台阶。神道下的台阶是否真如前人学者所记载的那样？与两边的水池又有何关系？这对于了解药库寺的整体规模以及与水系的关系十分重要。
2011年5月，根据工作计划，考古队要在三个月内完成察克寺东神道地下及南北水池的考古勘探。中国专家选定了一块4米宽的区域进行考古发掘，越挖越新鲜，台阶保存完好，但夹杂着角砾岩碎片的土壤经过几百年的侵蚀变得异常坚硬，越挖越深，挖掘难度加大。
5月份，柬埔寨进入雨季，几乎每天都会下大雨，无法进行户外作业。王元林十分着急。“多一个人，力量就多一点！当时天气那么热，只要不是下太大的雨，我们中国同事就下到地里和柬方工人一起挖，手上都起了水泡。”王元林说，“有人形容我出汗就像‘狗尿’一样。”
就这样，中国专家和柬方工人齐心协力，连续挖掘了三个月。“我们每天都很焦急，很卖力，到后来连柬方工人都受不了了。在酷热的环境下连续工作三个月，已经超出了人体的承受能力和极限。但我们只专注于搞清楚遗址地下的结构，到底有多深，范围有多大。”
王元林一行早上7点就到现场与工人们一起挖掘，中午有一小时吃饭时间，下午4点工人们下班后还要在现场画图、写资料、做工作记录，一直干到晚上六七点。中国专家对吴哥文物的热情和敬业态度也赢得柬方的钦佩。
“这样做很疯狂，一两周还可以，但不建议长期这样做。”王元林笑着说。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施工，王元林终于站在了东神道十三级台阶的底部。与今天人们看到的吴哥遗址灰黑色、残缺的建筑不同，当年发掘出来的茶胶寺东神道两侧台阶表面平整、转角笔直，没有经过千百年的日晒雨淋的侵蚀，依然保留着深邃明亮的赭红色。“从底部往上看，四米多高的台阶向上延伸，加上五十米高的茶胶寺，气势磅礴，令人震撼。”
“在遗憾与完美之间寻找平衡，文物修复是一场历史的接力赛”
经过8年修复，中国专家排除了察科寺的结构险情，恢复了数万块散落的石构件，并用新石料更换了必要部位，使这座民族寺庙焕然一新。
记者在现场看到，中方团队对多处存在结构安全隐患的门框进行了钢结构支撑，并在钢材与石材接触面之间加装了橡胶，防止文物表面受损。墙体缝隙处设有玻璃条，可监测裂缝宽度变化。新增加的石材构件在面形、线条等方面已与周边协调，但游客依然能看出它与原有文物的区别。
王元林告诉记者，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已在各方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形成了《吴哥宪章》的共识，中国团队严格遵循国际公认的保护理念，经过20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以最少干预、不改变文物原貌、实验先行、研究与修复并重为特征的中国模式。
“我们特别强调尽可能采用‘可逆’的方法，”王元林说，“我们保护、修复文物是为了留给后代，我们相信他们会有更先进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方法最好是‘可逆’的，为后代留有余地。”
在吴哥考古公园里，依然可以看到一些石制文物中间用钢筋连接，或者用混凝土甚至红砖修补的雕刻和墙体，这些不可逆的做法给文物造成了永久性的损伤。
“文物修复的方法受限于当时的观念和技术条件，有时候必须在追求完美与接受遗憾之间找到平衡。”对王元林来说，今天的遗憾，也是对后人的希望。
王元林和同事们历时三个月的“冒着生命危险”的发掘，才将察那寺东神道台阶部分发掘出来。在完成考古研究后，他们选择将台阶回填，保留在地下。
“我想把它全部发掘出来，让人们真正领略到察合寺的雄伟和震撼。但如果这样做，这些保存了数千年的文物很可能在日晒雨淋、游客踩踏之后，很快遭到破坏。”王元林说，“修复文物就像是一场历史接力赛，虽然心里有些遗憾，但这样能把文物完好无损地留给后人，他们也会有更好的保护方法。”
当地工人举办婚礼、葬礼、老人祝寿等重要活动时，常常邀请中国专家参加。
20年来，从柬埔寨吴哥考古公园、柏威夏寺到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尼泊尔九层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国际考古合作领域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发展历程。如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在亚洲、欧洲、非洲等7个国家开展了13个考古修复项目。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师金照宇曾参与过塔高寺、希瓦古城、吴哥九层寺三个国际项目。“我们每次开始一个新项目，都要先虚心学习当地的艺术、建筑、历史，只有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修复当地的文化遗产。这是我们在吴哥考古公园国际合作20多年中积累的经验。”
中国团队的理念和做法，让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同行和广大民众的欢迎。记者曾陪同中国专家到柬埔寨技术组长家做客。车子还没到，就看到年逾七旬的努彭老人在家门口等着迎接我们。我们一下车，努彭便上前紧紧握住中国专家的手，拉着他进了院子，直到我们进屋坐下才松开。
努彭说，自己从事吴哥古迹修复工作20多年，和中国团队的配合最好，“我们相处得就像兄弟一样”。
金照宇告诉记者，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民众交朋友是中国文物修复队的传统。当地工人在有婚礼、葬礼、老人祝寿、乔迁等重要活动时，往往会邀请中国专家参加。“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风俗习惯是了解一种文化的关键。我们与当地民众的互动柬埔寨钢材产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完成文物修复工作，还能留下真挚的友谊。”
历时三年的中国援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州历史文化遗迹修复项目，近日通过内部竣工验收，标志着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首个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顺利完工。在这片古丝绸之路上的沙漠绿洲，由于中国文物修复专家常年在这里工作，很多小朋友见到中国人都会热情地用中文说“你好”；在柬埔寨暹粒，导游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中国、法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的吴哥古迹保护行动。
这里是不同时代、不同空间文明相互学习、交流的舞台。
2018年12月4日，在第25届国际文物保护联盟大会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徐岩、王元林、顾俊被授予柬埔寨王国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吴哥古迹保护做出的贡献。当三位资深专家从柬方接受这一殊荣时，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袁梦倩再次走上大会主席台，代表中国文物保护队向大会发言。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以往我们会介绍项目的进展情况，而这次我们想总结一下中国过去20年的文物保护工作，以及未来十年的规划，并回答各国代表的提问。”袁梦倩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自2016年投身吴哥保护事业以来，袁梦倩已多次站上这个讲台。“第一次向大会介绍项目进展时，我很紧张，练习了很多次。现在，不仅紧张感消失了，心情也平和了许多。大会上的各国代表已经很熟悉了，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
在徐艳、顾俊、王元林等资深专家的带领下，金照宇、袁梦倩、黄文兰等一批年轻科研人员迅速成长，成为各领域的骨干力量。
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徐岩对这支队伍感到非常自豪。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来自建筑、考古、法律、化学、艺术等多个领域。资深专家经验丰富，年轻专家带来新理念、新技术。中国文物保护队伍通过“教、帮、引”为文物援外工作建立了合理的年龄层次和丰富的专业背景，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积蓄人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前主席、国际文物保护理事会常任科学秘书阿泽迪纳·贝绍克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吴哥文物保护修复是一个国际项目，中国文物修复团队在整个行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团队这几年吸纳了一些年轻人，这是个好现象，可以保证中国在吴哥的保护工作能够持续下去。”
“柬埔寨年轻的文物工作者也需要更多的机会，希望中方能为柬方提供更多培训，让他们到中国参与中国的文物保护项目，学习、锻炼自己。”贝绍克说，“希望中柬两国年轻的文物工作者能够共同研究吴哥古迹保护的新方法、新技术，促进双方的合作交流。”
2019年11月，吴哥考古公园核心部分大皇宫遗址项目启动，中国文物修复国家队迎来新阶段。这是中国对吴哥考古公园的第三个保护修复项目，涉及大皇宫城墙内面积约14.2万平方米，将于2030年完工。
位于吴哥城西北部的王宫遗址在高棉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曾是高棉王朝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专家推测，从公元10世纪到16世纪，这里曾居住过多位国王。王宫遗址修复工程主要包括考古勘探发掘研究、文物及遗址修复、石质文物保护及生物病害防治、中柬联合实验室建设、环境整治及展览中心建设等内容。
贝肖克教授表示，王宫遗址位于吴哥城，其地位和意义与中国的故宫类似。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古国，也是与柬埔寨有着传统友谊的国家。中国文物专家拥有很高的技术水平，而作为亚洲国家，双方之间的文化联系也是额外的优势。
王元林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了解宫殿在整个都城和王朝中的作用，他们专门邀请了国内考古、古建筑保护修复等领域的专家前来考察。工作组利用专业技术手段，对宫殿遗址环境、文物建筑保存状况进行勘察，制定了考古工作方案和修复方案以及石雕保护、生物病害防护方案。此外，还通过无人机自动激光扫描测绘，建立了宫殿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考古工作也取得了成果。“现场出土了大量中国瓷器残片，年代久远，这说明中柬两国不仅交流不断，中国瓷器在当时的高棉王室中也颇受欢迎。”
“殿宇颇为壮观，廊庑纵横，高低错落，规模较大”，中国元朝使臣周达观在《柬中志》中这样描述昔日的宫殿。如今，中国人又来到这里，用现代技术、中国智慧和传统工艺对它进行研究、保护和修复。
“文物保护就是用我们生命中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去接触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科技与文化。”徐岩说，“这是一个不同时空文明相互学习、交流的舞台，我们欣赏他人之美，共同分享之美，我们开放包容，相互学习。我们不仅在修复文物，也在延续中断的历史与文明，通过跨时空的对话，推动文明向前发展。”（毛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