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边陲城市丹东，我从小在鸭绿江边长大。这里与朝鲜隔江相望，鸭绿江对岸是朝鲜平安北道的首府新义州市。鸭绿江最宽处不过1000米，站在江畔，对岸的建筑能看得一清二楚，路上的车辆能看得一清二楚，行人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毕竟是两个国家，谁都不能跨越到对方的岸上，朝鲜在对岸，对我们而言既熟悉又陌生，鸭绿江为国界，以水为界，不上岸就不算越界，船只能够驶近对岸，彼此友好地打个招呼，仅此而已，小时候在江边上玩耍，望着对岸景色常常会想，对岸山的后面是什么样子，多年来，对岸的朝鲜依旧是个神秘的世界。
1990年前后，边境贸易蓬勃兴起，我也参与其中，在丹东筹备并成立了分公司，分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对朝贸易。
和朝鲜人开展贸易往来后，便能时常进出朝鲜，得以接触到该国的政府官员、商贸从业者、军人以及普通民众。对这个国家，从起初的陌生逐渐变得熟悉起来，亲身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事情。在此，以“我与朝鲜做生意系列”作为题目，将我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大家听。
连接两个国家的是鸭绿江铁桥，这座铁桥公路和铁路并行，持有边境通行证就能多次往返两国，通常对方邀请的商社要在朝鲜海关登记，我们这边边防电话核实后即可放行 。
开车一分钟便能通过江桥，朝鲜的桥头上设有岗哨，那里有人民军站岗，持枪站岗的士兵身着土黄色军服，大概因换洗的衣服不多，其衣服表面常显脏污，朝鲜规定每个到法定年龄的男人都需服兵役，这些士兵年龄在20岁上下，通常他们会检查证件，主要查看证件上的照片与本人是否相符。通常情况下这个岗哨没有不让汽车通过的权力，不过我们都会随车带上几条香烟，当士兵检查证件时，给他两包烟，汽车就能顺利放行 。
开始几年，通过检查后，我们能驱车前往市区的新义州宾馆，在那里开展业务洽谈，那时朝鲜方面管理不太严格，谈判之余能开车游览新义州市容，逛逛商店，有时还能去熟悉的华侨家吃午饭。
朝鲜是个外表与实际反差极大的国家。若你作为游客，跟随组织好的团队去朝鲜进行短暂旅游，那你所见的一切都十分美好。旅游线路途经之处，农村的集体农庄里住的都是楼房。你入住的宾馆，服务员会精心且热情地为你服务。到学校参观时，你会看到天真烂漫的儿童为你表演节目。平壤市容整洁，景色美丽，会令你惊叹。总之，你见到的一切会让你感觉朝鲜人民很幸福，朝鲜真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你真正深入其内部，你会发现，看到的真实情形与那些表面现象大相径庭。
初次踏上朝鲜国土，怀着特殊感情与朝鲜朋友打交道，因为我是军人后代，父辈曾在这片土地流血、负伤，他们常提起朝鲜战争期间与朝鲜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这些从儿时就潜移默化感染我，让我骨子里把朝鲜人视为朋友和兄弟 。所以，和朝鲜人做生意，在感情方面，与和日本人做生意存在差异，原因在于朝鲜人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跟朝鲜朋友做生意，讲信誉、讲信用，是我的基本信条 。
与我们打交道的朝鲜商社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级的大商社，这些商社中出来洽谈贸易的人员政治素养一般都很高，业务水平也很高，他们各个训练有素，很多人会讲汉语，也会讲英语，他们精通外贸业务，对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这些人应该是他们国家的精英 。另外一部分是一些行业成立的商社，还有一些是地方成立的商社，这些商社是在朝鲜经济不景气后，经中央批准而成立的，从这些商社出来的人的素质良莠不齐 。
在贸易形式方面，90年代初期主要是易货贸易，那时朝鲜能够出口的大多是资源，像矿产品、有色金属以及水产品等，他们一般会把商品运到口岸，我们前去看货后，谈好彼此的价格，接着交换商品。
朝鲜人对我国物价十分了解，我国对朝鲜人入境后的管理较为宽松，他们过了中国海关后能去任何地方，不受限制，所以有大量朝鲜人在中国搜集经济情报，对我国各种商品的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都掌握得清清楚楚，这些情报汇总至他们国家的经济委员会，随后据此制定出他们国家进口中国商品的统一计划价格。政府对出口商品价格规定得十分严格，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进行更改，各商社必须遵照执行。他们进口的计划价格常常就是我们产品的出厂价，这使得我们中间商的利润被挤压得荡然无存。所以在价格方面很难从朝鲜人那里获取利益。
做生意的目的是赚钱，不能做亏本买卖。易货贸易赚钱要从数量上想办法。比如我们进口他们的废钢材。汽车前往时要带足香烟食品。先与商社人员达成默契，接着和现场所有工人搞好关系。给他们提供食物，供应他们香烟。在每台车检斤时他们就会多给一些。货物运回后，同样要用这种方法，对海关、商检逐一疏通打点。少计算一些重量，少收取一些费用。如此这般，等货物卖出去，能有一点利润就挺好了。挣钱并非易事啊。
咱不会欺骗他人，而是真诚相待，给他人发送商品时，既能保证时间，又能保证质量和数量。同时，人事关系处理得很好，做生意不黑心，愿意与大家共同获利，出手大方。愿意认可自己少赚一些，给对方更多让利，多给一点回扣，不亏待各方面的人。这样一来，结交的朋友增多了，接触的商社也逐渐增加，贸易量不断上升，开始进行一些额度更大的现汇贸易。
边境贸易是民间贸易，并非国家政府间的贸易，我国不接受朝鲜银行的信用证，我们与朝鲜商社只能通过易货或现汇贸易开展，朝鲜未参加国际仲裁组织，也未加入世贸组织，若双方出现贸易纠纷，没有仲裁机构受理这些案件，只能双方进行交涉，中国政府也没有相应机构保护边贸企业的经济利益。这就构成了中朝之间边境贸易的风险性。
在中朝边境贸易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有公司遭遇问题了。1992年2月16日是金正日的生日，朝鲜一家商社按照朝鲜每户居民一台的数量订购了价值上亿元人民币的石英钟。付款方式是T/T（即货到付款）。在银行的支持下，货物按时发出了，然而货款却一直没有支付。从那以后，这家公司就踏上了漫长的讨债征程。几年下来，朝鲜各商社欠中国公司的货款就高达几亿美元。
我经营的是一家小公司，承受不了欠款压力，所以自从涉足朝鲜生意起，便一直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时刻担心稍有不慎就会陷入陷阱。我认同少赚些钱，也要做到每单生意都结清款项。每次我都会暗自庆幸一番，还会向同行炫耀，我的公司既没有银行贷款，也没有朝鲜方面的欠款，就如同诸葛亮一生行事都极为谨慎一般 。
1993年，我结识了姜社长，他当时36岁，拥有中校军衔，并非专业外贸人员，做起生意来颇具军人风范，与他谈判没有其他商社的繁杂规矩，行事干练果断，说做就做，有时甚至连合同都不签，告知对方有货可直接拉走，卖了钱再回货，我诚心与他合作，彼此相处十分愉快 。后来我邀请他到丹东访问，给予其高规格的接待，回国时我送了价值5万多人民币的礼品给他，礼品装满了一卡车，有家用电器，吃的用的都很齐全，临行前，他握着我的手说，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说我就像他亲哥哥一样 。
我这个来自朝鲜的弟弟在新义州确实颇具影响力，由于他在国家安全部门拥有特殊身份，致使普通朝鲜人都对他心生畏惧。有位华侨告知我，姜在我们这儿是个能决定他人死活的角色。朝鲜民众碰到他都会低下头，不敢直视他 。
他手中并无货物，见到其他商社的货便索要过来发给我，那些商社不敢不给，等货物返回时他再给商社一部分，自己赚取一部分，曾经有段时间朝鲜允许出口桑蚕茧，姜给我发送了大量蚕茧，丹东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进蚕茧，江浙一带的丝绸原料供应商纷纷赶来，主动要求把钱先存到我的账面上，致使我公司门庭若市。
他给我发送了许多废钢，每次都是主动先行发货，钢材每次为一个整列，货到后，我将货物售出，再依据他提供的清单把他所需货物运回，既无需我的本钱，又有可观利润，他还帮我做了一些协调工作，所以和其他商社的生意也进展顺利。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生意日益兴旺，进出口贸易额在本地位居前三，因此受到了市政府的表彰奖励。
古人说过：福运之中，潜藏着灾祸。当前呈现出一片兴旺繁荣的景象，然而危机已然在悄然无息地向我们靠近。
1994年春节刚过，与姜社长会谈时，他取出一个样品交给我，称这是一个重要定单，我看样品是人造革，姜说今年4月15日伟大领袖金日成过生日时要举行阅兵式，要为参加阅兵的战士加工一批武装带，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在3月10日前交货。
两天后我找到了生产这种人造革的厂家，了解了工厂的生产能力，知晓了质量情况，带上工厂样品前往新义州继续谈判，对方看了样品后表示满意，我向他们报了价格，根据对方所需数量，货款总价50多万美元，然而对方提出的接受价低于我报的价格，且货款要用钢材支付，若同意他们的价格，这批货我大约会亏损1万多美元。
经过几次协商，对方坚守他们所接受的价格。姜表示明白这个价格你们无法完成，此次的亏空日后必定给你补上，期望你能帮我一回。鉴于我们长期合作的情谊，最终我做出了妥协，明确表明态度：承担十万元人民币的亏损，让你完成这次任务。随即签订了合同，合同约定朝方的钢材要在三月一号之前运抵丹东大东港 。收到钢材后，3月10日我方用汽车发货到新义州。
回来后，我们认真进行了研究，进而确定了这次供货的原则。这次供货数额颇为巨大，总价超过400万人民币，并且还不盈利，纯粹是为了协助姜社长完成任务。所以一定要把控风险。我们事先已经计算妥当，只要朝方的船一抵达，便马上通知厂家生产。抓紧一些，10天之内能够保证交货。因此在合同方面，朝方交货时间比我们早10天，这对我们有利，能够控制风险，还能避免朝方到货后我们无法按期交货。
临近朝方交货期前两天，朝方发来传真称，发运钢材的船已抵达南埔港，因船有故障需检修，估计发船时间要向后推迟 。接到传真后，我们觉得事情有蹊跷，决定按兵不动，暂不通知厂家生产，看看对方有何反应 。
3月10日很快就到了，我和公司人员一同过江去和姜社长见面，见到姜社长时，发现他面容憔悴，嘴边起了一圈水泡，原来是因为前一晚他接到丹东朝鲜人的电话，得知我们没装货，这让他着急得一夜没睡，嘴上都起泡了，姜社长见到我后，气急败坏地发起火来，质问我为何不发货过来。我说，你们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执行，在3月1日之前，你们的钢材没有发送过来，这表明你们违约了。
姜把我领到海关外面让我看，那里停着一排兵工厂的军车，一字排开。他说，你看，这些车都在这等着拉这批货，已经到了三天。如果这次任务完不成，我的脑袋就掉了。我的3000吨钢材已在南埔港开始装船，船名是XX号，价值70多万美元的货全部给你。从来都是我先给你发货，这次你先发一次难道不行吗？在这种生死关头，你还强调是谁先违约，你还算什么哥们儿？
看到姜着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我询问姜：“你还剩下多少时间？”姜回答：“最长不能超过10天，要是超过10天，即便货物到了，加工成皮带也来不及了。那样我就死定了。”我说道：“那好吧，我明天答复你。”
回来后的当天晚上，电话通知了平壤的朋友，让其明天第一时间赶到南埔港，查看是否有XX号船在装钢材。中午时分，传真传了过来，显示南埔港上确实有XX号船在装钢材，且发货人和收货人不详。
从下午起我们就开始研究，一直持续到深夜。会上讨论了究竟要不要发货。我的两个朝鲜族翻译情绪变得激动起来。他们表示，姜社长向来都是讲信用的，一直都是先给我们发货。这次要是他交不上货，这么重大的政治任务就会被他耽误，朝鲜可不会惯着，他肯定会掉脑袋。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发货。
朝鲜族翻译身为中国人，然而在一些重大利益问题上，他们常常倾向于朝鲜。朝鲜是单一民族国家，朝鲜将中国的朝鲜族都当作自己的同胞。我带领朝鲜族翻译前往朝鲜，在与朝鲜客户见面握手时，朝鲜客户对我的翻译说：“欢迎你回祖国来”。我微笑着询问翻译：你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翻译的回答称，在中国自己是中国人，在朝鲜自己仍是朝鲜人 。由此能够看出他们之间存在民族主义的倾向 。为解决这个问题 ，自己用了4个翻译 ，朝鲜族的两个 ，汉族的两个 。以此来防止出现一些偏差 。
我们讨论的交点是，这次究竟会不会是一个骗局。经过反复斟酌，却又找不出可疑的迹象。姜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政治任务是真的。兵工厂的车在等着拉货也是真的。3000吨钢材是真的。南埔港的船在装货同样是真的。
大家一起分析，要是不交货，我们确实有可能失去姜这个朋友，还会失去这个客户 。从今后的情况来看，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损失 。要是交了货，最坏的情形就是钢材不过来 。那样我们就会损失惨重 。公司或许会因此破产 。不过也有人提出，即便出现了这种状况，鉴于姜和我们这么久的关系，姜肯定会有个交代的 。凭姜的能力，在今后别的的贸易中也能把这笔款还上。
经过反复权衡，我心想，如果当下我们不发货，而姜真的遭遇了被处理的情况，那我们就对不住姜了。要是真如姜所说，因为这件事而掉了脑袋，那我岂不是要负疚一辈子？自我踏入社会起，从未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在朋友有难时，为保全自身利益而不帮朋友，这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倘若我们发了货，钢材却没运来，那就是姜对不起我们了。认可别人对自己不好，自己也不能对别人不好。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是自己的道德观促使自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决定发货，要保住朋友，因为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连夜发传真，要求10天之内交货，当即通知工厂开始加工，由于时间太紧，工厂召开了动员会，所有工人吃住在工厂，24小时倒班，我公司全体人员也到工厂去，做后勤保障和监督质量，我们都盯在工厂里7天没回家，全力以赴昼夜奋战赶了一个星期，全部货物加工完毕。第八天运到了新义州。
兵工厂的那个军官在新义州等了10多天，胡子长得很长了。看到货到了，他高兴得跳了起来。姜热烈地和我拥抱。我拍了拍他的脑袋说，为了你这个脑袋，我差点没把自己的脑袋给你。姜拍着胸口说，我们像亲兄弟一样，钢材很快就到。
货已经发出去了，姜回到平壤去复命。然而钢材却一直迟迟没有到达。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姜没有一点音讯，我们每天催问所发的传真也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朋友前往南埔港去查看，那条船早已经不知道去向了。
这一切表明事情真的出现了最坏的结果，公司上下都处于沮丧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我表面上依旧保持着镇静，然而嘴上却冒出了水泡。由于这次发货我已经竭尽全力做钢材生意的人有钱吗，要是血本无归，公司将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可是事情已然发生，又能去埋怨谁呢？我不禁想起了电影《南征北战》中的一句台词，苦笑着对大家说道：“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
就在这个时刻，姜社长发送了传真，内容是近日到丹东当面洽谈，这使得大家失落的心再度燃起了新的希望。
姜社长过江后径直来到我们公司，和往常并无不同。与他一同前来的是金部长。姜社长表示自己的工作已经调动。商社的工作将由金部长接替。公司里常与姜社长打交道的几位部经理见到姜社长后，情绪失控，纷纷说道：为帮你完成任务，我们公司赔上了全部家底。大家连续一个星期没回家，没日没夜地干活，最终把货给你发了过去。你可倒好，人都不见踪影了，货也没了。你怎么如此没良心？为何要骗我们？我们公司待你多好啊，你们全家，还有你们公司从上到下吃的用的，哪一样不是我们给的？你们朝鲜人难道没良心了吗？你的钢材去哪儿了？给你发了那么多传真，你为何不回复？总之，把这些日子等待产生的焦虑怨恨全都发泄出来 。
姜做出一副很无辜的模样说道，并非是我不给你们发钢材，那批钢材正要发船的时候，朝鲜政府出台文件了，不允许钢材出口了，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你们尽管放心。我此次领金部长过来，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交接，金部长以前在我们部里担任管财务的部长一职，他肯定会把这笔钱归还给你们。
我明白这样继续争吵下去不会有任何作用。在公司进行面谈时，大家的情绪很难得到控制。所以安排人员将姜送到宾馆，准备下午在宾馆面谈。送姜去的部经理在为姜办理住宿手续时扣留了姜的护照。部经理对姜说，你就在这里住着，等什么时候把钱拿来了你再回去。护照由我来为你保存着 。
当天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必须把姜的护照还给他，他持有的是外交官护照，还称我们扣留会出事，我这才知晓扣留护照这件事。
我打电话劝阻属下，我表示姜之所以敢来中国，是因其身份特殊，他在国内身为军人，同时又是国*安*人员，而出国后则成为外交官，所以他敢前来。别说我们，任何人都不敢扣留他，对他不能采取强硬手段。
我赶到宾馆，把护照返还了。我和姜进行了一次长谈，交谈时推心置腹。我们历数了双方合作以来，我们为他们所做的种种事情。姜信誓旦旦地表态，称绝对不会忘恩负义，还说金部长是他的好朋友，就如同金部长和我是好朋友一样，他一定会想办法还钱的。姜住了一夜后就急匆匆回国了。我们只能礼送他出境 。
新的希望寄托在了金部长身上，金部长在丹东停留了一星期，每天都有专人陪着他吃喝玩乐，他还采购了价值一万美元的电警棍，钱依旧是由我公司垫付的，价值12500元的日本原装东芝火箭炮彩电被作为礼品送给了他，其他吃的用的就不用说了，他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收到了礼品。公司处于资金耗尽的状况下，仍筹集资金，吃、住、拿等方面花费不少，又额外支出了十几万。金回来时握着我的手，眼眶饱含热泪，称回去后肯定会尽快把钱给我们，永远不会忘却我们对他的好。
金回去后，没有像他之前表态的那样，此后邀请我们过江的次数逐渐变少，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只能通过其他商社邀请过江，然而找到他时，他总是说现在没钱，等有钱了肯定会还 。
后来金被调走了，换成了其他人。再后来又换了新的人，结果我们都不知道负责这个商社的是谁了。我曾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去交涉，也曾找过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可都没有起到作用。
后来知道了，姜把那批货献给国家了，所以他被晋升为上校做钢材生意的人有钱吗，朝鲜是个没有税收的国家，各公司不用交税，而是要给党中央和领袖献礼，姜是把这批货当作伟大领袖金日成的生日礼物献上去的，所以他们根本没钱还这批货款，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还钱。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便是经过精心谋划的。完成任务之后，为了让姜摆脱困境，他们采用了工作调动的方式。实际上这很简单，他们部门有两个公司，将两个公司的名称进行调换，那么所有人的工作也就相当于都调动了。
几年后，我在新义州再次见到姜，他依旧热情地拥抱我，然而我却无法像他那般热情，我向姜提及那笔欠款，他故作惊讶地问怎么还没还，还表示以为早就还清了，此时我真想揍他一顿，因为我感觉自己被戏弄了，不过我还是克制住了，姜说我们还能重新合作，我回应说别想了，我没有50万美元再给他买个大校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10年，这笔钱只是挂在我公司应收款科目上的呆帐，也基本放弃了讨要，公司把几年艰苦创业积累的全部家当都捐献给了朝鲜，而我们自己却开始了“苦难的行军”，50万美元的教训让我和大家变得成熟清醒了一些，在后来的业务中，多了一份理智，多了几分戒心，少了许多感情色彩。公司从最初的一无所有，发展到后来又走向衰落，经历了首次归零，没有其他选择，唯有继续前行，生活需持续，公司要存续，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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