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社记者 张志然
10 月 27 日这一天的论坛十分紧凑且充实，参会者对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们不仅思考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显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摆在了面前。要使用法律，就必须懂得法律，甚至要能够解释法律。
更重要的是，在 2017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被与会的专家学者多次提及的刑事辩护全覆盖，究竟是否可行呢？
对刑法解释的影响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周光权同时也是博士生导师，他通过一段分析、一个案子以及一篇论文，将自己在刑法解释和刑事辩护方面的看法阐述了出来。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权
他介绍称，4 月份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民陪审员法。此法律中提到，陪审员参与审判存在两种形式。其一为通常的一个审判员搭配两个陪审员的小合议庭；其二为大合议庭，即有三个审判员以及四个陪审员。其中，大的合议庭具备审理死刑案件的权限，并且最高法院对此也给予了较多的重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周光权表示，首先，它对刑法的立法会提出重大且紧迫的要求。例如，有一个被告人诈骗了 100 万，该被告人认罪认罚但没有自首。按照现在的刑法以及司法解释中罪刑的对应关系，应该如何从宽处理呢？因为 100 万，按照规定最少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而目前的司法解释在很多地方规定，50 万以上就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诉法有相关规定，然而若实体法的立法不进行更改，那么在面对犯罪数额处于关键节点的案件时，被告人即便选择认罪认罚，也始终无法从中获得益处，这给立法和解释都带来了新的问题。
自首和立功的某些案件并未给予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这种思维逻辑的解释方式今后将面临巨大冲击。周光权指出，正因如此钢材购销合同简易，如何使刑法的解释更加简洁和平易就显得极为重要。尤其在今后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增多的情况下，因为今后刑辩律师不仅要说服法官和检察官，还要说服陪审员。
周光权提到，在说服司法人员时，当面对检察官时，检察官常常会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通常是朝着对该行为进行定罪的方向而言的，所以必然存在一个实质判断，有时会超出法条字面的含义来进行解释钢材购销合同简易，而这会对刑事辩护产生影响。
在司法实务中，实质的解释这种方法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周光权指出，在刑事业务中需要承认实质解释，然而实质解释是有限度的。这主要是为了约束法官和检察官，尤其是检察官。例如，现在在好多地方都发生这样的案子，就像这瓶矿泉水，它的有效期从今年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这就是一年的有效期。这个产品到批发商手上已经过了四个月，到了 2018 年 4 月份。我若要在自己手上卖，最多也就八个月。于是我把标签改了，改成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4 月，往后推了四个月。倘若昨天办案部门称我修改了标签，但在查扣时产品仍在有效期内，就不能定销售伪劣产品罪。然而在实际情况中，被告人却被抓捕了。该省公检法司自身有一个针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用法律的座谈会纪要。周光权觉得，这属于违法立法行为，同时也是很恶劣的做法，并且已经引发了诸多恶果。这个纪要表述得很清晰，即便只是更改了生产日期，而产品仍在保质期内，也需要定罪。因为法条本身是管控产品质量的，并非对外包装进行管理。这个案子案发时未过有效期，所以若抓人，就抓得太早了。而且，要马上上升到刑事高度又存在其他问题，因为违反标签标识规定有其他处罚。
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黄倩
从案子中可以发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轻重之分，对于司法人员而言很重要，对于刑辩律师而言也很重要。周光权通过自己的一篇论文《实务中对托盘融资行为定罪的误区辨析》来进行说明。托盘融资行为主要是这样的情况，国有企业拥有很多闲置资金，然而却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投资，于是就想要将这些钱拆借出去。很多私人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困难，然而国有企业却表示，若需要资金，他们可以提供，利息为 12%。不过，钱不能直接给到私人企业，而是要签订一个购销合同，通过购买东西支付货款的方式，将钱以货款的形式打到对方手中。私人企业购买东西后，需自行寻找关联企业，再将这些东西卖给关联企业。即左手买入，右手卖出，中间的差价就相当于利息。从表面上看，这呈现出一个购销三方合同的形式。
这种交易在很多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借款的人也秉持着诚信。然而，在有的案子中，拿钱的人参与了一些高风险的活动，致使钱无法收回，随后就出现了报案起诉的情况。报案的原因是对方存在诈骗行为。在当初的购销合同中，标的物并不存在，因为好几个亿的合同涉及的是钢材、煤矿、铁矿石这类物品。实际上，当初签订的是借款合同，这些东西你原本就不想要，你所期望的是利息。这类案子的被害单位大多是国有企业，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最终，这些被告人大多被定了罪，很多人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此类案子中，有 99%的情况被告人被定了罪，而有 1%的案子，律师向侦查部门讲清楚后，侦查部门从法理上可以接受，在那个环节就作出了撤案处理。但只要在那个地方未撤案，到了法院和检察院就起不到作用。认罪认罚从宽对这些案子都没有用，并且也根本没罪。
周光权称，对于刑辩律师而言，其一要关注诉讼技巧，对诉讼程序做到熟悉；其二要提升提炼事实的能力，以便能够精准地找出犯罪的客观要件；其三要通过实质解释方法以及客观优先的解释方法等一系列的运用，去说服法官，从而在刑事辩护业务中切实地将维护被告人的权益做到最大化。
周光权的发言在逻辑方面，从制度的逻辑开始，逐步深入到实质性判断，进而区分客观性主观性的主次，其逻辑清晰且层层递进，令人难以移开注意力。对于制度的逻辑推演，需要对制度有深入的了解；而对于案件的剖析，则更需要对社会乃至人性有深刻的洞察。
刑事辩护全覆盖可为
广州是全国首个制定出全覆盖实施细则的城市，也是率先将全覆盖试点办法具体落实的城市。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黄倩女士介绍，2017 年 10 月 31 日，广州市司法部门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了广州市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的实施细则，并且举办了新闻发布会，随后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开了这项工作。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期间，全市有 6320 件刑事全覆盖案件。这些案件占全市法律机构承办的 9535 件刑事法律案件的 66.28%。全市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 174%。值班律师参与了速裁简易程序的法律帮助，共 9235 人次。通过这些，有效维护了被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
实践中发现了一些情况。例如存在严重的人手短缺问题，工作量和案件量都大幅上升，然而人员数量却没有增加。个别法援机构的经费存在欠缺。另外，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成效未达到预期，主要是在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方式及内容方面尚未具体确定。黄倩指出，接下来要加强与法院在这方面的沟通协调。这方面极为重要。最近有一个成功案例，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因阅卷和会见当事人，前期工作做得很充足，从而改变了最后的判决。
黑龙江省法律援助处的王立男女士介绍了黑龙江省的成果和推进情况，同时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她提出可以根据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情况，打造一支专业高效的刑事法律援助队伍；还可以加大派遣志愿者的力度，以解决基层法院人才短缺的问题。例如，经济欠发达且财政困难的地区，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较高。因此，需根据各省实际情况对公共法律服务进行分档。对于经济困难的省份，要提高中央财政分担比例，确保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按时拨付到位。同时，可借助互联网平台探索新型法律援助机制，接受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捐助，以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在以案件类型作为基础时，要明确案件的工作量，根据差异来发放补贴，这样就能让法律援助资金得到更合理且更有效的运用。
刑事辩护全覆盖是个大课题，也是个大有可为的课题。令人欣喜和鼓舞的是，当前在一线耕耘的法律援助工作者们既有成果，也有不足，既有问题，也有想法。这样一来，这件事就有了可能，有了希望。
第十二届尚权论坛已经圆满结束。由于内容充实，参会者需要高度集中精神，所以会感到有些疲惫。然而，在疲惫之中，他们又会觉得兴奋和意犹未尽，甚至还想听更多。因为很多发言都非常精彩，让参会者获益匪浅。今年的聚会已经结束，明年的重逢依然值得期待，祝愿尚权论坛在完成十二年的“周期”之后能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