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
作者是黄忠廉，他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的教授；佟颖是天津外国语大学欧语学院的副教授。
学人小传
方梦之出生于 1935 年，籍贯是浙江嵊县。他是上海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位翻译家。1957 年，他从大连外语专科学校（今辽宁师范大学）毕业。早年，他从事科技信息的翻译、研究以及编辑工作。1978 年，他开始转任教职。他创办了《上海翻译》杂志，并且长期担任主编，从 2014 年起担任名誉主编，还是国际生态翻译研究会学刊的顾问。他曾担任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的理事长，以及中国译协的理事。倡导进行中国应用翻译研究，出版了《中国译学大辞典》等 45 种编著、译作和著作，发表了 210 余篇文章。先后荣获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上海市外文学会以及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终身成就奖。
方梦之（右前）与应用翻译界同人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小黄，你好呀。我是方梦之。你今天发言的那篇文章，能不能给我们《上海科技翻译》呢？一位长者走到跟前，在说“黄”字的时候带有“Wang”音。时间是 1991 年 4 月，地点在无锡太湖边。
谢谢方先生。不过文章已经被《中国科技翻译》约稿了，这是我硕士论文的其中一章。我可以再从这章当中拆出一篇给您，您看可以吗？后生赶忙回答道。他硕士毕业才半年多一点，这是他首次参加会议，就得到了学界前辈的约稿，顿时感到非常惊喜和不安。
先生面带和善之色说道：“先把它发过来看看。”到了第二年，所约定的那篇论文顺利地被刊登了出来。在这不知不觉之中，先生的平易以及对后辈的关爱，为我这个从事译学研究的晚辈播撒下了希望的种子。
多语的种子
在表哥家，他阅读原版著作，并且接受一对一的辅导。1951 年，方梦之进入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毕业后，他被保送成为大连外语专科学校的调干生。由于品学兼优，他被留校，参加助教进修班。在此期间，他经历了两年俄籍教师用原版教材进行的密集授课，几乎将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俄苏名家的名作都读了一遍。
他对语言有着浓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与生俱来。他回忆说，只要一有空闲时间，那些弯弯曲曲的外文字母就会像“寄生虫”一样在他的心头浮现。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东的一家厂矿企业。在此之前，他苦心孤诣地学习了三年多的俄语，然而这些俄语仍然在他的梦境中纠缠不休，难以挥去。在休息日，他经常前往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阅读外文报刊。所学语种不断增加，在“文革”那段时间里自学了德语；当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之后，每周会利用业余的时间前往南京工学院，去听两三次日语课，并且还曾经对日文专业文献进行过译校工作。
对于翻译家来说，双语就如同“双枪”。在儿时的国文课上，他会进行默写，会进行朗读，对于五言或七言的短诗，更是会反复诵读，从而受到了基本的审美熏陶。等到稍大一些的时候，父亲为他订购了四大名著，他自己也购买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大众哲学》，甚至还有《少年机电工程师》等书籍。每当兴致到来的时候，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书读得多了，也就自然而然地萌发了创作的欲望。1959 年他在《前哨》上发表了处女作，名为《我的苏联老师》，以此表达对外国老师的感恩之情；1964 年《矿区晨歌》刊登在《雨花》上。“文革”期间，他阅读外文的科技报刊简报，从中捕捉到苏联科研机构因体制变化而受到影响，出现了转型的迹象，于是撰写了长文《“苏修”科学技术的衰落》。
图片由作者提供
翻译意识萌芽
小学时，他的父亲是做生意的，经常督促他练习珠算。初中开始，方梦之起初喜欢观察和思考生物，之后又迷上了组装矿石收音机以及电子管收音机。在三年的中专学习期间，他既注重理论学习，也重视实践操作，学过铸造、钳工、刨床、钻床等技能，还到工厂进行了实习，他的血液里仿佛流淌着工匠的基因，乐于去触摸机器。
在大连外专读书的时候，学校专门开设了“工业俄语”这门课程。方梦之的翻译意识恰恰是在那个时期开始萌芽的。大连外专的翻译教学具有很鲜明的特色：老师常常随身携带一卷纸，每一张纸上都有一个例子，然后将其挂在黑板中央，使汉俄语上下相对应。老师会逐词逐句地进行讲解，两堂课讲解一种翻译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含义讲精准，从而引导他不断地领悟翻译的真谛。
1957 年年末，俄语助教进修班停止了办学。方梦之于是凭借中专时所学的专业被分配到了济南。他在济南担任技术员，负责锅炉的运行以及全厂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工作，这与他所学的专业并不相符。1958 年年初，他被赋予了“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筹建炼铁车间。一座三层楼高的小高炉迅速地矗立起来，这全部都是由他一个人设计并组建的！业余时，他除了读书之外，还喜欢动手动脑。他会摆弄器物，比如敲敲煤油炉，打打柜子，修修家具。这样做既充实了他的生活，又让他保持了与科技的接触。
双语能力为其奠定了基础，科技爱好为其在科技翻译方面插上了翅膀。方梦之到济南工作之后，由于出身于自行车生产经营之家，不经意间发现了俄文版《双座自行车》。他试译了几页并投给人民体育出版社，竟然被接受发表。1959 年，他的译著面世，此时他年仅 24 岁。他在大连造船厂同窗的帮助下，译了《船用蒸汽锅炉的自动控制》这本书。过了仅一年的时间，这本书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了。
工厂劳动间隙，翻译给予了他精神上的慰藉。20 世纪 60 年代初，他开始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出版的《机械制造文摘（动力分册）》翻译和校订文稿，每月大约一万字。校译稿都来自他所在矿山的锅炉旁的汽包房，大炉间既是他的工作场所，也是翻译室。左边放置着词典，右边摊开着稿件，“噗——噗——噗”的蒸汽冲水声仿佛在为他潜心翻译的工作伴奏。锅炉房进行着能量转换，而他在进行语际转换。嘈杂的环境使他练就了心态平衡且思绪稳定的功夫，锅炉房成为了他避俗遁世的地方；他所翻译的内容与所学相契合，他以诗意的方式栖息着，翻译了数十万字的科技资料。
1964 年，矿山领导询问他，是要享受政策调回上海与家人团聚，还是按照专业特长调入江苏省冶金研究所担任专职译员。他一心专注于事业，不贪图安逸，没有过多思考，就做出了选择前往南京的决定。他一到任，就投身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文字世界中，尽情地去钻研、去汲取，那种状态就如同老鼠进入了米缸一般。
他有三年工科基础，四年外语科班经历，在工矿摸爬滚打了六年，汉译英、德、俄三语文献将近百万字。刚转为职业翻译，他就展现出了能手的能力：担任《冶金动态》季刊编辑，经常为重要科研项目提供定题咨询服务，负责收集、翻译、研究和整理情报，进行摘译和编译文献，并且定期做英、俄、日、德等多语多国文献的专题综述。1975 年，他参加了广交会。1976 年，他应邀编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金属材料实用手册》的“进口钢材”部分。他在编辑工作上十分用心，对国外的信息进行筛选提炼实用钢材手册，对其进行调整和补充，突出重点内容，对背景进行注释，使得译稿几乎看不出翻译的痕迹。当下国内最需要的外译工作和变译工作，他都已经实践过了。2013 年，他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多年来一直浸润在科学研究的氛围里。翻译实践的经验在不断地积累，就像一寸一寸地积累、一尺一尺地累积一样。科技方面的新知识每天都有进步。科学思维在不知不觉中对他产生了影响。科研方法也在他身边不断地熏陶着他。创新思辨在他心中不断地涌动着。
著名学者王佐良给方梦之的信图片由作者提供
走向应用译学
学人必须具备理论素养。方梦之在读中专的时候，上过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制造工艺学等理工基础课，同时也接触了部分大学课程。他对速算法特别喜爱，曾经写文章投稿，但没有收到回复，然而独立专题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上大学时，大多数人觉得俄语语法枯燥且难以理解，但是 20 岁的方梦之通过三轮语法学习，领悟到了理论课的趣味。他继续深入研究，产生了初步窥见堂奥的感觉。他在读助教班的时候，会忙里偷闲去泡图书馆。他会翻阅《文艺报》《文史哲》《文艺评论》等这些报刊。他还和志同道合的人发起了文艺理论学习小组，并且每两周就会进行一次讨论。
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领域的开拓起始于汉外对比以及教学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初，西方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开始被系统地引进。方梦之以这些引进的理论为基础，凭借着自身的多语功底和丰富的互译实践，本能地对汉语和外语进行对比，看到了它们的异同之处，从而得出了一些规律。接着，他进一步深入理解了翻译的实质与原则。在领悟了翻译的真谛之后，他开始从微观层面进入到宏观译论研究以及译才培养的领域。翻译经验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让他明白实践能够充实教学，能让理论引证变得更加自然，还能够验证翻译理论。
科研的思想和方法已然融入到我的血液之中。在面对应用译学研究时，方梦之是逐步迈进的，他先从语言迈向科技，接着从科技迈向应用，而后从应用迈向理论。他发现，通过语言科学来认识译论以及分析实践，这样许多具体问题就能够得以解决。这特别有助于翻译方法和转换层面的研究。这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在科教兴国主旋律之下学界的主要论题之一，同时也是他能够跻身译学研究前沿的敲门砖。而科技翻译因为涉及科技文体，所以又成为了最佳切入点。1989 年他推出了首部学术专著，名为《科技英语实用文体》，反响很不错。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佐良教授称这部专著“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在国内似乎还没有第二本”。中国海洋大学的杨自俭教授肯定这本书是 1983 年到 1992 年“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可以说，这本书的问世打破了当时国内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的瓶颈，让该领域的研究在中华大地上开始萌芽。1998 年，该书全面修订为《英语科技文体：范式与应用》。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入世”之后，各类应用文体的翻译大量涌现。科技翻译无法进行一概而论的概括。方梦之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以文体作为切入点，出版了一系列的文集、教材和专著，致力于构建应用翻译学。浙江大学的郭建中教授称他为“中国当代译学发展的先行者、推动者以及建设者”。他立足于中国实际，以热切且冷静的目光去注视新思想和新成果。他用理性的省思来诠释古今中外的译学观、哲学观和话语体系。他突破了霍尔姆斯翻译学谱系图对译学的界定，明确地提出了“应用翻译学”这一学科。他搭建了中国译学体系以及译学建设的方法论体系。他的研究体现出了纵横时空的二维进路和一分为三的“用中”思想。其中，三分法是方梦之翻译思想的一个独特方面。“一体三环”论和“宏—中—微”论是三分法最为典型的体现。
“一体三环”论里的“一体”指的是翻译的本体部分，这里面包含了翻译原理、策略、技巧以及翻译史；“一环”是指语言学以及它的分支学科；“二环”涵盖了与翻译相关的交叉学科；“三环”则指的是文化与翻译技术。苏州大学的王宏教授觉得“一体三环”论明确指出了译学的本体，以此来和其他学科进行区分，通过三分法划分出了与译学相关的学科，展现出了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译学研究所起到的作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蓝红军教授察觉到“三环勾勒出了由多学科途径的翻译研究所构成的、内外结合的译学体系”。江南大学的包通法教授指明“一体三环论是现当代哲学中有关本体论、知识论的认识属性以及知性构式在翻译研究里的创化”。
“宏—中—微”论是应用翻译理论的框架。它摆脱了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具有极大的创新性。在方梦之看来，应用翻译研究特别注重“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原理。其中，中观研究是“顺木之天”的途径，能够勾连起宏观译论与微观技巧。也指明了翻译的个性化。中观聚焦翻译策略，其中包含策略三要素以及策略三元图。从上面来看，它可以通过理论推演而得到；从下面来看，它又可以由翻译实践经验进行范畴化和集约化而产生。微观方面探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之间的三位一体关系，把翻译技巧纳入到理论范畴之中，从而深化了对技巧的认知。方梦之通过实践表明，宏观理论需要借助中观理论进行过渡，这样才能更接近实践；中观理论充当着下层理论的媒介；微观理论能够对上层理论产生反馈作用。这三层理论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实现了翻译之“道”“技”“艺”的融合贯通。
1955年，方梦之（左三）与同学、外教合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传播应用译学
方梦之奠定了应用翻译学的基础，其依据是《科技英语实用文体》，这也促进了翻译学的创建。与此同时，他以多种身份推动着翻译学的发展。作为教师，他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应用翻译人才以及译论研究者。在 1978 年，他进入上海工业大学，担任大学英语教师，偶尔会代授俄语课。80 年代初期，他开始为研究生开设翻译课程。此时，西方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颇为盛行。方梦之凭借着广博且开阔的思想触角，吸纳了各个流派思想的精华。他重新对翻译教学进行了思考，成为国内较早对语言对比与翻译技巧进行研究的人。他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使得教学效果有了明显的提升。方梦之不仅用言语和行动来教导学生，把自己专职翻译的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还把教学实践以及理论学习所获得的成果编成了教材，使其他院校的师生和后辈都受到了恩泽。1992 年出版了《从 CET - 4 到专业阅读》。从那之后，有 10 余套教材陆续面世。每一本教材的编写都遵循科学实用的原则。这些教材体例新颖，编排灵活。它们既适用于教学，也适用于自学。因此，它们成为众多高校相关专业教材的“标配”。
他身为主编，凭借《上海翻译》这个平台，给研究者提供了交流的机会。1986 年，《上海科技翻译》刚创刊的时候，方梦之被任命为副主编（实际上是常务主编）。他在大学时代主持过校报的工作，之后又在南京创办了科技信息期刊，通过这些经历练就了过硬的编辑能力。他还养成了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精神，在担任《上海科技翻译》主编期间，更是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他一直处于学术的前沿位置。他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发现新的思想。他还能够锚定学科发展的方向。在 2005 年，刊物改名为《上海翻译》。刊物的栏目也随着时间和形势而发生了变化，并且变得更加优秀。但是，办刊的初衷和宗旨一直没有改变，一直都在瞄准应用翻译。他一直主张并践行着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的办刊思想，使刊物保持着学术性、应用性和可读性。他坚持进行翻译、期刊和出版三界的联动，以此推动应用翻译研究的发展，助力本土翻译理论的构建与传播。2013 年，方梦之平稳地将这一学术平台的接力棒交给了复旦大学的何刚强教授，现在又传给了上海大学的傅敬民教授。
他身为活动家，多次组织并召开会议，从而掀起了国内应用翻译研究的热潮。1985 年年初，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得以成立，方梦之担任学会的领导职务，并且多次组织以及参加全国翻译学术会议。他发出号召并进行组织，全国举办了 20 多届大型应用翻译学术研讨会。中南大学的贾文波教授说：这些会议起到了重大作用，包括凝聚共识、壮大队伍、稳定方向、推陈出新以及繁荣学术。另外，先后举办了与国内外有关单位的各种学术活动，举办了翻译比赛，举办了全国翻译教师暑期研习班等。通过这些活动以文会友，以会构建团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为译学建设贡献了力量。
方梦之身为辞典编撰者，推动了译学研究的规范化，对确立翻译学的独立地位作出了贡献。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他以译学的发展为背景，参与并主编了 7 部辞书。在这些辞书中，1991 年版的《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以人作为主线，对中国科技翻译史进行了梳理，此辞典是我国第一部科技翻译家辞典。《译学辞典》于 2004 年出版，是按照术语的单义性、简明性、科学性、系统性原则进行整编的。这部辞典很受刚开始涉足翻译工作的同行们的喜爱，还被多所院校列入了考研参考书目。20 世纪末的时候，国外的翻译理论大量被引入，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新的术语也非常多，业内人士都应付不过来，而且常常感到迷惑不解。这部辞典就是应这种需求而出现的，它把翻译术语都搜罗齐全了，并进行了整理和陈述，以便帮助读者接收、理解、消化和接受这些术语。2011 年出版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专注于“中国”，其编撰基础和原则是“一体三环”，在学术性和史料性方面较为突出。2019 年推出的《翻译学辞典》与时俱进，收录了许多在新世纪发展较快领域的新词，辞典大小适中，繁简也适宜，是面向初入译学殿堂的读者的。上述系列译学辞典的编撰充分展现了编者的胸怀与才华。它既关注当下的起步阶段，又瞄准未来的长远目标。既注重实际行动，又具有理论的高度。这对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起到了推动作用。
方梦之像一粒种子，在中国应用翻译的土地上开始萌芽，接着秀穗，然后不断成长；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播种者，进行拓荒工作，辛勤耕耘，精心呵护幼苗。到了现在，中国应用翻译学这片沃土上繁花似锦，结出了累累硕果。
学人忆往
“大跃进”的飓风刮过之后，全国那如繁星般分布的小高炉便都停止了运作。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我进入了矿山工作。这是一个露天的白云石矿，它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总部和矿区。总部位于长江边上，具备行政楼、机修车间、碎石车间、专用码头、仓库以及职工宿舍等一系列设施。矿区距离长江大概 3 公里，处于地势较高的宁镇山脉的余脉处，山的高度约为百米，植被比较稀少，很适合进行露天开采。
我一开始在总务科做杂活：挨家挨户去抄电表，售卖饭票，刻蜡纸然后油印（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打印文件），在发薪日给财务员提供协助，骑着三轮到镇上的银行去提取用麻袋装着的现金。总之，没有固定的岗位，整天都很忙碌，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终于，有一天人事部门突然通知我要到离总部 3 公里远的采矿区去烧大炉。锅炉属于特种设备。按照规定，操作工人需要经过劳动局的培训并且考取执照。我在中专学习的是锅炉制造，属于免考的人员。调动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充满了“螺丝钉”精神，守着本分，安于命运，顺应时势，听从天命，当然也随时准备听从调遣。不过我所学的是电站锅炉，与即将要面对的生活锅炉（俗称炮仗锅炉，因其形状而得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锅炉为立式，高度达 3 米多。其原理较为简单，仪表以及辅助设备的数量极少，一眼就能看清楚。我虽然没有操作的经验，但是心里已经有了把握。
矿区距离“山下”总部工会阅览室比较远。为了让矿工借阅图书更加方便，矿区设立了图书借阅处。筒子楼宿舍通常是四人一间，我和室友两人的房间被用作阅览室。室内有一个大书架和一张阅览桌，藏书大多是文艺类图书，由室友负责管理。阅览室每周开放三次。这里人来人往，是信息汇聚的地方，工友们喜欢来到这里交流，既能谈论矿里的琐事，也能讨论读书心得。
人们印象中烧大炉又黑又脏活又重，然而我在矿山从事这一工作却感觉很舒畅。我既能握住铁锹劳作，又能拿起笔杆创作，劳作与文思相互交融，在人生的萧瑟之中展现出独特而孤高的意态。在那空灵辽阔的矿山里，这可以说是最契合我的岗位。在炉边进行翻译和书写，在炉边进行学习，这成为了我走出低谷的一个重要途径。
锅炉房位于生活区北端的一个拐角处，它与浴室和开水房连在一起。平日里，除了工作日定时洗澡和打开水的时候，这里很少有人来。这里需要僻静，需要独处。对我而言，大炉间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进行翻译的地方。
锅炉房分为内外两间。外间的正中间，有一台高大的立式锅炉迎面而立。里间用钢架将一个直径 1 米、长 3 米的供开水的汽包托举向房顶。在里间的另一边，靠墙放置着工作台，而这个工作台也是我的写字台。工作台有两个抽屉，一个抽屉里放着螺丝刀、扳手等工具，另一个抽屉里放着我的稿子、书籍和文具。
每日的劳作有间歇性，且很有规律。就如同学校上课一样，甚至能精确到分钟。在 60 年代初，我通过同学的介绍，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出版的《机械制造文摘（动力分册）》（第八分册）翻译和校订文稿，每月能达到一万字。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匮乏，工资微薄实用钢材手册，这份稿费就好像雪中送炭一样，为小家庭稍微弥补了一些不足。确实，更为重要的是翻译给予了我精神方面的满足感与慰藉感。校译的稿件全部出自位于锅炉旁边的汽包房内。汽包房终究不是专门为读书写字而设计的，它高敞且昏暗，在北墙的上方开有一排小窗，微弱的光线只能照亮汽包，却无法照到工作台，即便在白天也需要开灯。我一边摆放着词典，将稿子摊开，对照着原稿，时而快速地书写，时而用心地思索考证，所翻译的内容与我所学的专业相契合，字句都经过仔细推敲，很少有语言上的阻碍。
对着燃烧着的炉膛舞动锹来添加煤炭，干煤碰到烈火，在鼓风机的帮助下，火借助氧气的威力，炉膛中火星四处飞溅，火苗向上升腾，猛烈地直冲向炉壁。有时候，添加完煤炭后来不及关闭炉门，炉膛的火苗就会沿着炉门外壁蹿出来，一阵热浪迎面扑来。接着，炉温会升高，蒸汽压也会上升。这便是我一天中不到两小时烧大炉的工作状况。此外，有运煤、出灰、清炉、放气、补水等辅助性工作，还有开水房、浴室的保洁工作等。工作的顺序以及心态要靠自身来控制和调节。烧炉的时候，要专心进行操作，不能一心二用。在给浴室水池或汽包送汽时，会伴随着蒸汽冲水“噗噗噗”的击拍声。这种有节奏的音响不会妨碍人们凝思默虑，依然可以让人们沉潜于译事之中。在嘈杂的环境里，我似乎培养出了心态平衡、思绪稳定的功夫。
锅炉房是将煤的化学能转化为蒸汽热能的地方，同时也是两种语言转换的场所。火、汽、水在这里相互作用，知识、思想、语言在这里相互碰撞。锅炉房成为了我躲避世俗、遁世隐居的地方，这里既是我劳作的地方，也是我进行阅读、翻译和备课的地方。领导和同事很少来到这里，任由我独自占据这一处地方。我同时运用手和脑，锻炼了体力，增进了知识，完成了数十万字的翻译工作。两年多后，由此走上了专业翻译的岗位。
——摘编自方梦之《译林碎影》，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2日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