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老年，会去想过去，也会去想现在和将来；然而，更多的时候是在想着自己过往的经历。
每个人一生都拥有诸多难以忘怀的经历。我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这几个重要阶段。在这些不同的阶段里，都有着许多令人难以忘却的故事。贺兰山作为我几十年革命生涯的一部分，因其重要性而显得格外难忘。
新中国诞生后，我们的国家先经历了三年经济恢复以及各项准备工作。之后，便开始实施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在一九五三年初，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作出决定，要组建西北大区（涵盖陕、甘、宁、青、新五个省区）的煤矿、地质、机械制造等一些专业局。这些机构的演变是依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进行改变的。领导决定由我去即将成立的西北煤管局工作。
一九五三年二月初，我前往新建的西北煤管局开始工作。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后，西北煤管局被撤销。各省分别成立了煤管局，在西北煤管局的基础上成立了陕西煤管局，于是我转入了陕西煤管局。
一九六一年四季度，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煤炭工业部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商定在陕西煤管局的基础上重新组建西北煤管局。我从陕西煤管局转入了新组建的西北煤管局。
1965 年，为适应三线建设需求，在西北煤管局基础上进行组建，之后我开始上班。在那十几年间，即便机构有过几次变动，我一直担任计划部门的负责人。起初是计划科长铁道部在户开的钢材公司，1955 年改为处长。
1965 年转到贺兰山煤炭公司后，担任了计划办公室主任。那时，无论是科长、处长，还是主任，我都承担着具体计划业务的工作。在那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常常忙于编制计划、修改计划，以及检查总结计划执行的情况。通过这些工作，我能够较多地接触和学习煤炭生产和建设的各项业务。煤炭工业部后来任命我担任副经理一职，没过多久便将我调往煤炭部西安办事处担任副主任。
文革期间，我和其他人一样处于被靠边站的状态，遭受了批斗，历经了折磨。一九六九年，我的党组织生活得以恢复。当年八月，我被分配到石炭井矿务局，起初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一年，在矿务局党代会上，我被选为矿务局党委副书记。一九七二年，军代表撤走后，我被任命为石炭井矿务局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我正式调入石炭井矿务局任职是在 1969 年 8 月。在这之前，我已经踏入了贺兰山。并且，在石炭井工作的十年里，我对贺兰山有着很深的感情。
一、考察贺兰山北段各煤田与石嘴山矿区的开发
一九五三年二月初，我去西北煤管局上班。之后，在局领导的亲自主持下，我与有关专家一起研究并提出了西北各省（区）煤炭生产建设的方案。接着，我们向相关方面进行了汇报。
孙然时任煤矿总局局长，李华林为副局长，任弼绍等参与其中。他们听取了汇报，并经过几个半天的讨论，明确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西北煤炭的发展需首先解决兰州至新疆以及兰州至包头这两条铁路建成之后铁路机车的烧煤问题，因为那时火车使用的都是蒸汽机；其二，要解决包头钢铁工业基地和酒泉钢铁基地建成后的用煤问题；其三，还要解决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其他工业生产以及城乡人民生活的用煤问题。
1955 年，在甘肃的景泰县产煤地进行钻探后发现，那里的煤炭储藏量不丰富，煤层比较薄，开采起来存在困难，不能够作为包兰铁路建成之后供应铁路机车用煤以及甘肃境内（包含宁夏）工农业生产用煤的基地。
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的陈郁派遣了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由万鹏同志担任为首。这个工作组前往甘肃的银川地区贺兰山北段的各煤田进行调查。我作为西北煤管局的代表之一，参与了那个工作组。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当时银川专署的纳长琪副专员带领大家进行了踏勘工作。他们踏勘了贺兰山北段以及宁夏和内蒙境内的黄河东西两岸。在黄河两岸，先踏看了石嘴山（当地百姓称其为石嘴子）、石炭井、汝箕沟、沙巴台、呼芦斯台等地，之后又前往黄河以东内蒙古境内的拉僧庙、老石旦、鹊儿沟、卓子山等储煤地。那是一个储煤较为丰富的地区，不过山很大且很高。大山之下，风很大，雨却很少，人更是稀少，属于沙漠地带。在走过的地方，很少能够见到村庄，也很少见到居民。
有时能见到羊群和牧羊人。我们完成各煤田的调查后，回到当时银川地区的招待所，对有关资料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内蒙和宁夏交界的石嘴山，处在兰州和包头铁路的中间（距离各自都 500 多公里），那里的煤层出露较为明显，开采条件较好，可以先建成生产煤炭的基地。向西北煤管局以及煤炭工业部提出了建议，安排人员先返回西安送材料，我们的工作组从银川返回兰州。
再次前往阿干矿区和窑街矿区展开调查，接着向当时甘肃矿务局的领导阐述了石嘴山煤田开发的意见。因为当时的银川地区，也就是如今的宁夏，在当时属于甘肃的一个专区，直到 1958 年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才重新获得省级建制。
我们从兰州回到西安之后，煤炭工业部给西北煤管局下发了批文。批文的大意是：在贺兰山北段以及黄河两岸的各煤田，以石嘴山为中心，要建设西北煤炭生产基地。同时还责成西北煤管局派遣得力人员去进行筹建工作，并且要力争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年产三百万至五百万吨规模的煤矿区。
一九五六年元月，西北煤管局派遣了孙昶同志前往石嘴山开展筹建工作。
那次调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从贺兰山前的西大滩开始向北进入贺兰山，在很窄的大山沟里步行了三十多公里到达汝箕沟。那里有一个地方国营的小煤矿，在没有电、没有水的情况下进行手工生产，（当地人称其为“掏炭”）。我们在那个矿上住了三到四天。我们实地察看了汝箕沟的煤炭露头情况，也察看了大峰沟的煤炭露头情况，还察看了白芨沟的煤炭露头情况。同时，我们还察看了小煤窑在这三条大沟中开采的情况。
那是一个有着较久开采历史的无烟煤矿区。人们把大炭掏走了，留下的碎煤在山沟里漫山遍野地散堆着。人们行走的一些地段是从堆着碎煤的半坡上通过的。已经被开采过的小煤矿，有的已经着火，到了夜晚，就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火光。
在山脊以北有一个叫古拉本的地方，那里也有阿拉善左旗的小煤矿。当时未进行勘探，仅通过煤层出露以及小煤窑开采的情况来估算，整个煤田的储量超过八亿多吨。然而，那里山高，最高点达三千五百多公尺，风大，没有水，也没有人烟，修筑等级公里的工程量很大。建设铁路则更为困难。若要进行开发，还需先开展地质勘探。
平罗向北行走五十多公里，途经沟口滩地，从贺兰山内的马莲滩进入石炭井沟，那里的煤层露头十分明显。人们早已开始从露头处挖煤，把大块煤掏出来后，将碎煤堆放在井口附近，连同露头的风化煤，到处都能看到一堆堆的碎煤。我们去的时候，有一个名为代开煤矿的十三人的小煤矿，其含义是汉人代替蒙古人开煤矿。
据说原本存在一个煤矿，由于无法交付蒙古人的租金，所以该煤矿停止了运营。当时，地质部有一个勘探队已经在那里开展勘探工作，然而因为进入冬季，勘探人员已经撤回，只留下了两名看守人员，他们用一扇猪肉来度过冬天。
他们接待了我们，同时还介绍了一些情况。那里的煤是石炭二叠纪的主焦煤。从石炭井朝着西北方向走十多公里，就能到达呼芦斯台，它位于贺兰山北麓，是一个无人居住且少水的丘陵地带，也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处女煤田。
在石嘴山矿区，我们得知它是宁夏与内蒙交接的市镇，当时隶属于银川专区的惠农县所管辖的一个镇。据传闻，历史上这个地方曾有过繁荣的时期。我们前往时，镇街上有二百多户农民，人口有一千多口，还有一个陶瓷厂，该厂安装有一台一百零八千瓦的小发电机，用于提供动力和照明。
贺兰山脚下存在自然通风的小煤窑，工人会点着油灯下井进行挖煤作业，然后将煤放到柳条筐内背出井外。地面上还有一个进行土法炼铁和铸锅的场子，此地在当时是有煤有铁的工业基地。据悉，那个地方曾经最多时有六十八盘辘辘井在进行挖煤作业，这证明很早之前这里就已是一个手工采煤的矿区。
我们从石嘴山来到附近一个叫沙巴台的地方，那是在贺兰山脚下的一个储煤之地。我们前往的那天，恰好是大风天气，风大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也看不清道路，行走起来十分困难，仅仅模模糊糊地看到有一个用石头垒砌而成的羊圈。在 1958 年大炼钢铁的时候，石嘴山矿务局也曾派人建造了几排房屋，顺着露头处挖掘煤炭并炼焦，之后又将人员撤回了……
四十多年过去，国家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当年踏勘过的那些地方，大部分都已被开发。那里有了输电线和变电站，通了铁路，还建设了矿井。石嘴山、石炭井（包括汝箕沟、葫鲁斯台）矿务局也相继成立。每想起这几十年的变化，我就常常感到兴奋和自豪。
二、按照“三线建设”的要求安排建设项目组建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煤炭工业部召开了计划会议。经国家计委同意，将开发宁夏汝箕沟矿区以及在石炭井矿区的南部大武口建设年入洗原煤三百万吨的选煤厂这一事项，列入了一九六五年的国家计划。在那次会议当中，有的同志觉得建设那样规模较大的选煤厂，存在投资大以及用钢材多的情况，所以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为保证供应酒钢的需求，最终确定了相关事宜。会议结束后，煤炭部指派一位姓欧阳的工程师抵达西安，协助我们与西安煤矿设计院一起编制了设计任务书，接着由设计院开展设计工作，汝箕沟的铁路专用线也被纳入铁道部建设计划当中，在 1965 年进行了勘察定线并开始了建设。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期间，煤炭工业部的钟子云副部长与计划司的许在廉司长等相关专家抵达宁夏石嘴山和石炭井这两个矿区。他们审定了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上述两个矿区的建设项目以及最终规模。同时，还确定了开发呼鲁斯台矿区的计划。
他们生产的煤炭，会被运到即将建成的大武口选煤厂进行加工。大武口选煤厂建成投产之后，所生产的精煤，一部分会供应酒钢的需要，还有一部分会东运到包钢。从这时起，“三五”期间西北各省（区）的煤炭建设任务就基本上被明确地确定下来了。
（一）组建
煤炭部和西北煤管局的领导为了进一步推动西北煤炭第三个五年建设计划的施行，曾有这样的设想：从组织管理体制层面来改变西北地区的煤炭领导机构，也就是撤销西北煤管局，然后组建陕西的渭北煤炭工业公司。
一九六五年的一、二月期间，我依据领导的意图编写了加强三线建设的意见书。我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进行了汇报。之后，当时西北煤管局的负责人高杰同志在去河南省平顶山矿区参加煤炭部召开的基本建设会议时，携带书面报告向煤炭部领导进行了汇报。
后来获得当时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批准，以铜川矿务局作为基础，组建了渭北煤炭工业公司；以西北煤管局作为基础，进行组建。
在当年的四月和五月这两个月里，我与干部处一同研究并提出了人员安排。其中，有些人员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前往宁夏贺兰山工作，便被分配到西安煤矿设计院工作；还有一些人员留在了西安组建了留守处，之后改称为办事处。到五月底的时候，煤炭部的李建平副部长带着干部司长来到西安对这些安排进行审查并定案。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五日，新组建的在宁夏的石炭井矿区开始办公。下属有石嘴山矿务局；石炭井矿务局，其中包括即将开发的汝箕沟矿区；甘肃境内的阿干镇煤矿、窑街矿务局、靖远矿务局、山丹矿务局；青海省境内的大通矿务局；新疆境内的哈密矿务局；还有贺兰山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所属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包头矿务局，以及乌达矿务局，乌达矿务局包括即将开发的呼鲁斯台矿区；另外还有在上述各个矿区担负煤矿建设及洗煤厂建设的七个工程处。（后来煤炭部统一编号为七十九到八十五）。
有担负煤田地质勘探任务的，还有其所属的各个勘探队。这些队伍都是加强西北三线地区煤炭建设的重要力量。当时各个矿区的煤炭年产量总计为六百万吨，在建的矿井、露天共有九处，设计能力为五百五十万吨。
我安排好搬往贺兰山的相关事务后，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日这天，离开了西安，去往宁夏石炭井开始上班。开始办公之后，各个矿区的建设任务，自然是由各矿务局来负责组织并实施。呼鲁斯台矿区的新建矿井由内蒙古分公司组织筹办。汝箕沟矿区新建的白芨沟矿以及在大武口地区建设的洗煤厂、总机修厂、总仓库，是在贺兰山公司内组织总指挥部领导实施的。我担任指挥，主管机电的副总工程师担任副指挥。这是在新的地区开展新的项目，一切都需从最初开始，当时面临的难度确实很大。现在回忆当年，历历在目，也常使我感慨万分。
（二）、协助高杰组织宁夏大武口地区的规划与建设
1、实地规划大武口
大武口地区处在贺兰山下的一块扇形坡地上。山坡上有一座武当庙，此庙已历经岁月侵蚀，年久失修，并且没有僧人来主持。古长城沿着山前的低峰，从东往西延伸而去。山前的坡地上是一片被洪水漫流的荒滩，荒滩上稀疏地生长着一些当地人称其为骆驼剌的灌木。在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两三个村庄，还有牧羊人居住的窝棚以及用石头垒成的羊圈。
一九六四年我们在那里看到，当时的荒漠之上，有一九六零年为建设六零型简易洗煤厂而挖的大坑。在大坑旁边，有一幢比较好的砖砌小平房，里面住着几户看守人员及其家属。那地方真是一片荒凉。
一九六五年煤田地质勘探队布置了水源勘探工作，并且已经进行了抽水试验。清澈的地下水，能够用深井泵抽至地面，潺潺流淌。地下水源丰富，水质优良，既可以供人饮用，又可以用来种菜、栽树。这些条件使得居住大量职工家属具备了可能。
一九六五年九月，我与贺兰山公司党委书记高杰同志以及主管土建工程的仝立民工程师一起，手持地形图，在长着骆驼刺的荒漠中边走边看。首先确定了未来大武口市镇建设的主干线，也就是如今大武口街上的贺兰山路。接着沿着平罗火车站到大灯沟的铁路线，选定了将要建设的大武口选煤厂的方位以及建设办公室和家属住宅区的位置。
后来经过数次讨论，选定了大武口市政建设的三条主干线，从东到西；还有三条横路，从北到南。我们那时满怀信心，要在雄伟的贺兰山脚下、腾格里沙漠边沿的荒滩上开创一个新的工业基地，为祖国的大西北绣出一朵灿烂的金花。工作虽然紧张且艰苦，生活条件也很恶劣，然而却充满着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自信与光荣感。为一九六六年开春后在大武口地区进行植树以及绿化做准备。
2、“大武口”洗煤厂的建设
煤炭部给予支持，鸡西矿务局组建了一支用于建设洗煤厂的队伍。在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后，建设洗煤厂的工程处的五百多名职工陆续抵达大武口。他们首先依据西安煤炭设计院编制的设计文件，为开工建设积极做好准备工作，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开始破土动工。那时是天寒地冻的时节。贺兰山下的冬天，格外寒冷。当天晚上实测温度达到了零下二十五度。
工程处的工人同志们，从东北的黑龙江远道而来，来到了祖国西北边陲的贺兰山下，进行冻土开挖工作。他们艰苦奋战的情景，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五百多名工人来到大武口后，他们的家属也跟着来了。为了解决那部分职工家属的住宅问题，当时既没有砖瓦，木材也十分缺乏，然而工人同志们自己动手，用木板抹泥土来建设临时工房，并且每户还补助一百元。
当时建设了四百户临时工房，仅花费四万元。这些临时工房在九月开始动工，到十二月初就完成了。其建设速度之快，花费之省，在当时堪称奇迹。一九六六年春节前后，四百多户职工家属从鸡西矿区搬到大武口。工程处的广大职工安排好自己的家后，便开始为后续建设而艰苦奋斗。
后来这个工程处新增了部分复转军人以及宁夏地区的农民青年，煤炭部给它统一编号为第八十一工程处。一直到七十年代的中期，陆续把永久性的职工宿舍建造完成了，那些居住在临时工棚里的家属才慢慢住进了永久性的公房。
在洗煤厂开始动工之前，从波兰进口的洗煤设备，有七十多节火车厢装着各种设备，这些设备陆续从郑州仓库被运到大武口。大量的设备以及各种材料需要从火车上卸下来，并且搬运到储存的地点，这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
我们建筑安装处的职工在没有专用卸车设备的情形下，用大木头绑成抱杆，挂上道链。在骄阳似火的荒漠之中，他们一件一件地将设备从火车厢内卸下来，接着搬运到临时堆放的席棚仓库里。工人同志们克服重重困难，展现出忘我牺牲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永远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光荣。
3、汝箕沟矿区白芨沟矿的建设。
为保证酒泉钢铁公司投产后生产钢铁所需的无烟块煤，我们需积极开发汝箕沟矿区的无烟煤。汝箕沟矿区位于贺兰山中，那里长着白芨芨草，海拔达三千多公尺。有一股小泉水从沟内流出，牧羊人将水引至沟内平地上，种着一块约五、六亩地的土地，这是在沟内所能见到的唯一一户居民和一块农田。
在一九六五年的七、八月期间，建筑安装工程处的领导况敬友和谢成武两位同志带领着少数工人同志，来到了白芨芨沟。他们首先在山坡上挖掘地窝子，这样晚上就能住人，白天还可以做饭。接着一段一段地开山，修路，寻找水源，并且架设高压输电线路。我们与西安煤矿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一同在白芨芨沟内，一项一项地对矿井井口的位置以及工业广场的位置进行研究和选择。
那里没有开阔的平地。因为地下煤炭资源的贮存情况，所以只能在山腰间开凿白芨芨沟矿的井口。在布置掘进巷道时，需要确定提升绞车的安装位置、地面变电所的位置，以及投入生产之后井口煤仓和井口火车站的位置。
这些地面设施需与井口标高相配合。设计人员先依据资料进行计算，接着到现场与实际情况对照，经过反复校正，确定了各项建设工程的坐标。之后根据实际地形进行大爆破，将极其顽固的石山爆破松动，再用汽车把石方拉走，实际上就是在贺兰山中开凿出一个适合建设年产一百二十万吨矿井的工业广场。
1966 年的第一季度，一次爆破开挖石方达到了十多万方，这为当年斜井的开工创造了条件。1965 年的下半年，贺山山公司的各项工作都在蓬勃开展，并且是在艰苦条件下开始创业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和我在地窝子里吃冷馒头、啃猪蹄的战友，当年的艰苦经历常常让我回味无穷。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期间，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负责人安子文同志在酒钢召开了会议，该会议是关于酒泉钢铁公司复工后各方面支援配合的协调会议。我在会上汇报了石炭井矿区主焦煤矿的建设与生产情况，还汇报了汝箕沟矿区无烟煤矿的建设安排以及哈密三道岭露天煤矿（动力煤）等的建设安排和施工进度。安主任对这些汇报表示满意，同时也很关注我们在建设中存在的汽车运输问题，他当时就给国家物资总局的马仪局长写了信，请求其予以解决。
到了一九六六年春节之后的三月初，新的五十辆进口大型卡车被排列在了大武口的广场上。这标志着贺兰山煤炭基地的建设开始了，并且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态势。
4、为选址
一九六六年三月，邓小平和薄一波等中央领导抵达西安。他们在陕西省委的丈八沟招待所召开会议，以落实三线建设的相关部署。我陪同党委书记高杰同志一同前往参加该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又陪同他们前往甘肃的窑街以及青海的大通矿区，对那里的建设项目进行了研究。
在那次会议中，邓小平同志着重指出：贺兰山的北部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阿拉善左旗），再往北便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他当年从苏联学习归来时走的就是那条线路。他还提及早年成吉思汗进入中原时，是经由这条线路先攻占了当年西夏王国的中兴府（也就是现今的银川市），之后又向东攻入了大都（现今的北京）。在广袤的草原之上，仅有由西北风吹来的砂山。若要防范敌人的入侵，就必须调动部队来进行设防。
他回到北京后，派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带领相关人员前来勘察布防。在六、七月期间，有国防军来到贺兰山驻守。此次会议使我们的战备意识得到增强，因此在西北煤矿机械厂和煤矿机修厂厂址的选择上，我们认真地贯彻执行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当时选定的西北煤机一厂厂址，选在了贺兰山脚下的乱石滩中；当时选定的西北煤机二厂厂址，选在了贺兰山脚下的乱石滩中；当时选定的西北煤机三厂厂址，选在了贺兰山脚下的乱石滩中；当时选定的机修厂厂址，选在了贺兰山脚下的乱石滩中。
1990 年我前往石炭井矿务局参加会议。在那里，我看到当年开始建设的工厂以及住宅区周边都已经长出了大树。柏油马路纵横交错在其间，呈现出绿树成荫的景象，百花也在盛开。农场里的果树结满了累累硕果，稻田和玉米地都散发着芳香。
我在建设这些工厂之前多次进行踏勘，建厂之后我也多次来开会。只有在此时再次看到它，才发现它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化。当年的乱石沟和大沙滩，如今变成了现代化的大厂区，这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呢？
5、贺兰山植树造林。
一九六六年四月清明节过后，进入了植树季节。各煤矿的职工、各施工单位的职工以及贺兰山公司的职工，都承担了具体的植树任务。那时，还有一千多名从沈阳军区复员后前来参加贺兰山煤炭建设的官兵，他们都参与了大武口的植树造林工作。
我从甘肃先赶回贺兰山去协助齐泽华副经理进行组织指挥。那几日恰好遇到刮大风，被刮起的砂子使得人很难睁开眼睛，即便戴着眼镜，也会被大风刮起的砂子打得镜片发出沙沙的声响。
我们如千军万马般上阵，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将十三万株树苗全部栽完。到了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小树苗都已长大成林。我们站在洗煤厂的八层楼顶上，俯瞰着大武口的那片绿树林带。人们生活和工作在树荫之下，内心的喜悦和自得难以用言语表达。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办成了一件应该做的实事，内心自觉欣慰无穷。
6、参加全国订货会议。
1966 年 4 月中旬，全国订货会议在北京召开。我担任贺兰山公司的总代表，由于我们的建设工程属于国家的三线建设，所以各种材料和设备都优先供应。当时，有些工程项目尚未有正式批准的设计文件，为了避免影响工程进度，只得让主管设计的工程师铁道部在户开的钢材公司，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提出需要订货的设备目录以及材料的型号和规格，并且依据这些内容填制定货单。
那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材料设备，都务必由国家进行计划分配，需经冶金部、一机部等相关部门进行综合平衡后再安排生产。其中极为重要的有总机修厂（今）的一吨半炼钢炉以及石嘴山矿务局第二煤矿福利井所需的多绳轮绞车等主要设备，这些设备都是经过多次交涉且获得煤炭部领导同意之后，才被纳入供应计划之中。
作者简介：他曾是宁夏燃化局的党组成员以及第一副局长，同时也是石炭井矿务局的党委书记和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