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瑜，观察者网专栏作家
由布兰登·费舍、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美国电影《良医》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约翰·克劳利的两个孩子都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病——庞贝病。在二女儿危及生命抢救后，约翰冲动地飞到内布拉斯加大学看望庞贝病研究专家罗伯特·斯通希尔教授。
斯通希尔教授被约翰一家人的真诚所感动，决定辞职与约翰共同创办一家公司，研发治疗庞贝病的药物。为了给新公司招商引资，约翰克服了一系列困难，甚至频频惹恼冷酷无情、极难相处的斯通希尔教授，拼尽全力与死神赛跑……
《良医》剧照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著名电影，讲述了约翰·克劳利为寻找庞贝病的治疗方法而付出的艰辛和牺牲。
今年初，美国国会《生物安全法案》将中国药企药明康德列为打击对象，立法程序仍在进行中。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贸易组织BIO首席执行官雷切尔·金随即表达了担忧。但一个月后，形势突变，BIO更换了领导人。
新任CEO正是电影中的约翰·克劳利（该角色与真人同名），3月12日，药明康德宣布自愿退出BIO，第二天克劳利撤回了前任CEO对《生物技术安全法案》的反对，支持该法案，并将终止与药明康德的合作。
戏剧性的是，克劳利为给女儿治病而创办的这家药企，有一款重要产品是与药明生物合作生产的，药明生物将此视为与他关系良好的证据，甚至在对外宣传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生物技术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这句话在克劳利上任后成为了BIO的首要任务。
凭借这种观点，克劳利表现出了明显的公私分明。虽然很多国会议员和业内人士反对在医学上采用小庭院和高墙的做法，毕竟医学是一项造福人类的事业，但一直忙于女儿病情的克劳利似乎并不认为人道主义应该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上任后，许多持不同意见的 BIO 高管纷纷辞职。
克劳利领导下的BIO所做的调查显示，许多成员需要八年时间才能将上市药品的生产从中国合作伙伴转移过来。这一调查结果促使《生物安全法》在立法过程中进行了修改，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的“宽限期”从2年延长至8年。
生物技术领域对于行业外的人来说相对陌生，很多人是通过投资医药基金才第一次听说药明康德的，但这家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一个数据就能说明一切——药明康德参与了美国四分之一药物的研发，这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想象。
药明康德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在过去二十年是如何取得成功的？这家为美国市场生产大量药品、为美国人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公司，是如何成为美国国会议员的？立法者想要立法打击的对象又是什么？
制药公司面临两座悬崖
2016年，作为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桑德斯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他们反对辉瑞和艾尔建之间史上最大的制药业并购案。桑德斯批评辉瑞，这笔交易是“不爱国”的避税行为，并指责辉瑞裁员、削减研发经费。特朗普说：“辉瑞给我们国家留下了很多工作岗位，光这一点就令人恶心。”
特朗普和桑德斯所说的，合并后的新公司将迁至避税天堂爱尔兰都柏林，这将让总部设在纽约166年的辉瑞公司节省大量税费，无一不体现出当时全球制药行业的深刻变化。
二战后，药物研发迎来“黄金时代”，官企校合作、军队对抗生素和血浆的新需求、私人医疗保险的普及等都是这一时代制药业快速扩张的动力。
当时，美国的制药业还远未成熟，需要政府提供输血，比如资金、土地、设备、资源等。为了研发新型抗生素，美国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研发资金。当时的制药公司“不缺钱”，可以自己主导药物的发现和开发。
但制药业的好日子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前面还有两座悬崖。
一是“B轮融资悬崖”，随着产业成熟，美国在支持创新生物药时会考虑对行业整体的税收优惠，这对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小公司来说远远不够，而且小公司的容错能力也无法满足投资者的需求。“B轮融资悬崖”意味着大部分美国生物科技公司无法熬过B轮，相比大型药企，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非常有限。
然而，大型药企也面临着营收增长停滞、成本上升的局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专利悬崖”，一旦某款药物专利到期，竞争对手就会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导致公司营收大幅下降。
一种趋势正在出现：每当制药公司发现一种药物所需的新化学实体（NCE）时，其估值就会上升，而每当专利到期时，其估值就会下降。
但与此同时，研发成本不断上升，将药物转化为治疗药物的时间、药物审批的时间越来越长，从药物研发到上市平均时间已达15年以上，耗资超过10亿美元。
专利到期、政府价格管制、仿制药的竞争等因素都在侵蚀制药公司的收入，挤压其利润空间。由于医疗保健占 GDP 的 17%，美国两党就医疗保险费用削减问题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谈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控制药品成本的措施，如谈判降价、增加药品供应、减少独占性、制定国际参考价格等。
迫于财政压力，美国政府的资金支持也在减少。
即使是像辉瑞这样的巨头也开始面临盈利困难。
辉瑞与艾尔建的合并可以说是对“专利悬崖”等营收困境的应对，当一些新兴生物科技公司的新型治疗药物进入开发后期时，大型药企进行收购，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除了裁员、并购、避税，面对这两座悬崖，美国制药业开始采取另一种策略。
那就是合同研究外包（CRO）和合同制造外包（CMO）模式。药企不再内部完成所有工作，而是将研发工作外包给拥有相当科技创新能力但成本较低的专业公司。这些专业公司大多是由前制药公司高管或科学家创办的，产业逐渐从美国和西欧转移到中国和印度，尤其是由于中国大学可以提供大量高技能毕业生。它将止步于研发外包，但也将走向药物发现和开发。
要了解药明康德这样的公司从何而来，首先要了解上述背景。
药明康德的诞生
1993年，默克公司的科学家鲍德温也被公司逼迫提前退休，尽管他手握180多项专利，研发出了很多赚得盆满钵满的突破性药物，其中包括著名的畅销药物。
无奈之下，他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新的组合化学技术。哥伦比亚大学的克拉克·斯蒂尔和冷泉港实验室的迈克尔·威格勒开发了一种新技术，可以比传统方法更高效地生产样品，数十万种小分子化合物可以快速低成本地合成。而使用传统的人工合成方法，化学家每年只能合成25-50种化合物，需要从中筛选出可能用作药物的先导化合物。
可用化合物的匮乏是当时新药研发的瓶颈，在药物研发过程中，从筛选到体外试验、动物试验、临床前试验，需要尝试数千甚至数万种化合物，但最终可能只有一个能够成功。
鲍德温和几位默克公司的同事想将这项技术商业化。1993年3月，鲍德温团队成立，并签署了独家授权，获得了这项技术的专利申请许可。尔教授的几位博士生也加入了新公司，其中就包括李格。
作为一家早期的CRO公司，USP抓住了医药研发外包的趋势。如前所述，生物技术公司规模较小，大多数都无法撑过B轮。它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在内部建立一整套新药开发功能。外包公司可以在新药发现和化合物授权方面提供合作，为他们节省资源并填补空白。
尽管业务蓬勃发展，但 USP 的工作非常耗费人力。为了制造不同的化合物，必须使用不同的试剂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复杂的化学过程。降低价格最明显的方法是将化合物生产转移到低成本工厂。东欧和印度都是 CRO 人才套利的市场，中国也正在加入这一行列。
美国药典预测化合物结构的编码方法在当时非常先进，印度没有人这样做过。因为李格有中国背景，他和鲍德温一拍即合。为什么不降低成本，把这些工作搬到中国来做呢？1999年，温家宝和李格来到中国寻找合作伙伴。
位于江苏无锡的国企太湖水务被认为最具潜力。太湖水务有化工生产经验，比如生产绿茶提取物作为原料销售给美国食品公司。李戈考察后认为将部分工作转移到中国是可行且经济的，但董事会有很多疑虑，选择不搬迁。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也不是如今这样的经济强国。
李革和鲍德温决定自己创业，他们创办了药明康德。李革辞去 USP 的职务，出任 CEO，鲍德温则成为新公司的董事。李革的妻子赵宁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她也加入了丈夫的新公司。太湖水务集团也提供了资金，公司落户无锡，也是为了靠近上海和太湖水务总部。在当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药明康德享受到了土地使用优惠和部分税收减免。
药明康德创始人李格和赵宁
成立后的第一年，药明康德就招聘了48名员工，其中27名拥有博士学位。2001年12月，李戈拜访了第一位客户。药明康德的第一个客户最终确定为默克公司。药明康德第一个真正的大合同，来自于美国药典几位创始人的前雇主。美国药典的管理层不愿意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但并不介意把业务外包给李戈的新团队。
商业成功的逻辑
CXO是从事医药外包的公司统称，包括CRO、CMO/CDMO、CSO，分别服务于医药行业的研发、生产、销售三大环节，可以简单理解为研发外包、生产外包、销售外包。
为什么像药明康德这样的企业会落得如今的境地，以致那些对生物制药并不太了解的美国反华政客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推动针对性的法案对其进行打压？
中国的人才套利机会肯定是一个大前提，美国博士毕业生起薪能超过20万美元一年，但中国博士毕业生起薪只有2-3万美元。有投资人问李戈，招聘科学家难度有多大，李戈回答说不难，因为中国每年能培养30万名生命科学相关专业的毕业生。
药明康德技术员
但单靠价格竞争力是不够的。从药明康德的诞生故事不难看出，这类公司都有熟悉的人脉，比如默克、USP等药明康德创始人的前东家。这是常见的做法，但对于需要交换知识产权的复杂项目，客户肯定不确定，因此管理层的经验和人脉至关重要。
药明康德的一位投资者评论道：“如果没有李革，如果没有他的信誉、鲍德温博士的信誉以及他周围人的信誉，这家公司就永远不会成功。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当你接触知识产权时，你就借用它，工作完成后你必须归还它。如果有任何违反这一点的行为，公司将立即完蛋。’”
该公司之所以能够起步，得益于其强大的国际关系和业内信任。但这些还不够。
印度是除中国之外，CXO行业另一个核心区域，如果对比人力成本、人脉关系，印度也占有一定优势，不过印度CRO/CDMO领域虽然也在快速增长，但高端产能仍然匮乏，因此无法达到和中国一样的水平。
与半导体晶圆代工类似，CXO存在技术差距，即便是同样的技术，在品控合规性、生产效率等方面也存在差异，相比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中国CXO的品质控制能力是关键优势。
《仿制药的真相》一书揭露，印度仿制药行业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润，不惜进行伪造数据、无视安全生产原则等欺诈行为。业内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不建立体系，我们想方设法规避体系。”如果这样的药品流入医疗体系，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甚至欧洲大型CDMO公司如美林等，也曾被曝出多次质量问题，未能通过FDA检查，导致“药王”索马鲁肽的灌装产能出现重大问题，连累了大客户诺和诺德，被坑惨了的诺和诺德无奈出手，直接以165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该公司。
相比之下，药明康德在 2023 年接受了来自全球客户、监管机构和独立第三方的 748 次质量审核，并满足了 100% 的要求。这意味着它平均每天要面对并通过两次严格的审核。
这还不是全部。高度的灵活性和容易的合同终止使中国领先的CRO对制药公司更具吸引力。在药明康德的大多数合同中，客户保留单方面终止合同的权利。只需提前30-90天通知即可。
中国CXO供应商支持超大规模快速交付和灵活的高端生产能力，而印度CXO企业经常无故延迟交货、随意更改交货要求，且交货质量不稳定。
结论显而易见，尽管《经济学人》称部分药企正在从印度寻找替代供应商，但高端产能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取代的，即便印度的成本优势确实很大，其自身的制药业也严重依赖中国供应链，2022年，印度近70%的原材料仍将来自中国。
绝望的脱钩
在中国CXO突飞猛进的同时，地缘政治的阴影仍然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去年曾对中美十大战略产业产值、供应链、依存度等方面的优势进行了比较，与全球平均产值相比，中国目前产值领先全球，而这7个领域中，美国唯一占优势的领域是IT信息服务、生物制药、飞机。
生物制药与芯片、大型飞机一样，并不是美国所关心的。
目前的《生物安全法》草案将矛头指向药明康德、药明生物等五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限制与其合作。美国正试图加快摆脱对中国生物制造的依赖，已经到了拼命的地步。
最先被牺牲的是美国病人。
《纽约时报》在查阅了全球数百页的记录后也承认，美国人使用的很多药物都与药明康德分不开，这家公司生产的药物在美国市场销售额达数十亿美元，部分或全部主要成分包括广泛用于治疗白血病、癌症、肥胖症和艾滋病的药物。
突然脱钩可能危害美国数百万患者，因此新法案提供了近八年的豁免期。但考虑到美国目前正经历20年来最严重的药品短缺，这种过渡真的能顺利吗？
下一个被牺牲的人是。
BIO 调查了 134 名受访者，代表 124 家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其中 79% 表示他们至少拥有一份由中国 CDMO 支持的合同或产品。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美国小型生物科技公司的“B轮融资悬崖”，这些小公司尤其依赖中国的CRO，美国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离不开中国CRO，否则就会破产。而在欧洲，他们没有能力去寻找其他选择。美国领先的CRO公司虽然质量高，但价格“高得离谱”。印度的服务虽然价格低廉，但质量低劣，正如《经济学人》所说，甚至“其监管标准松懈，早已引起美国监管机构的担忧”。
到最后被忽视和打脸的却是美国地方政府。
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获得数千万美元税收优惠，在麻州和特拉华州建设大型研发和生产基地，这些基地能创造就业和收入，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欢迎。与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合作，为晚期皮肤癌患者提供增强免疫细胞抗癌能力的前沿疗法。合作与斗争并存的尴尬，或许也折射出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州长与当地官员在美国特拉华州药明康德药品生产基地开工仪式上合影。特拉华州提供了1900万美元的税收资金。
那么，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中国医药外包企业该如何应对？
到底哪一方有罪，其实并不难分辨。美国议员们想到了一个致命的举动，但还没来得及动手，他们就退缩了，并同意8年后再动手。如果这是一场高手之间的决斗，那该有多尴尬啊？扫地出门。
中国企业的应对很简单：继续努力练好内功。
一位CXO药企创始人表示：“与其被政治左右，不如回归本源，精心打磨技术和业务，通过更加国际化的市场拓展方式，打造国际品牌。”
早在美国打压之前，药明康德就已开始全球布局，在爱尔兰、德国、新加坡建厂，爱尔兰工厂目前正处于工艺验证阶段，预计2025年将全面投产。
如果比较中美在生物制药领域的竞争力，美国拥有以FDA为核心构建的制药产业创新体系，确实具有中国无法比拟的技术优势。
技术固然重要，但技术不是万能的。前面我们花了很多篇幅介绍了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中国CXO们是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发展壮大的。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并不是万能的。
生物制药行业是一个高度依赖经验和人力的行业，CXO已经成为制药行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平台和行业know-how的核心，医药外包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的服务，而不是某种产品或者某种原料，无法通过简单的技术迭代或者规模扩张来取代。
能够在保证足够产能的同时，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符合法规、保证质量的服务，是中国CXO无可替代的关键。过去几年，全球最火的药品是口服新冠药物和GLP-1减肥药，这两种产品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销售，最终进入“百亿美元俱乐部”，都需要解决可靠的产能问题。无论是辉瑞还是礼来，都只能求助于中国CXO公司。
这就保证了在未来的8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中国CXO企业一定能够站稳脚跟，不断磨练技术，不断向新药研发的价值链上游迈进，新的产业格局一定会形成，这是无论任何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的。
来源 | 心灵观察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