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媒体出版行业，充满着墨水芬芳的印刷业一直备受青睐，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总流传着各种关于印刷店老板的神奇传说。
比如在北京，任何一所大学的周边，或是商业综合体的边缘，只要有几栋装修着极其廉价的“地铺”的旧居民楼，几排担心被拆迁传言的小平房，甚至几间用石棉瓦、铁皮搭建的违章棚户区，就会看到一些难以捉摸的简陋宣传海报，上面写着“复印5分钱（双面），打印1毛钱，数量越多越好”。
海报附近，总有一群人，有老有少，带着家人，在狭小的室内空间里，围着几台破旧的复印机、二手电脑、打印机忙碌着。时不时能听到他们用同样深奥的方言，即便强行转换成普通话也难以听懂，在用粗糙的双手复印、整理、装订各种千奇百怪、包罗万象的与生活无关的文字的同时，也在频繁的方言对话中传达着他们真实生活：今天晚上谁做饭？吃土豆还是豆腐？隔壁街上叔叔的复印店有人从老家带了一袋腊鱼，该派谁去取？
这是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复印印刷大军在北京开设的一家三步一哨、五步一卫的复印印刷店。不仅在北京如此，在全国也是如此。据统计，发往全国各地的新化县复印印刷大军占据了中国复印印刷市场份额的85%，而如此雄厚的市场份额，完全是靠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简陋小店面建立起来的。
据说，这支“土鸡大军”的形成纯属偶然：20世纪80年代，新化县的一些村民靠修理打印机、复印机获得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后来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这些机器不仅可以修，而且修好后还能下蛋。
于是，新化有些人开始进军日益壮大的印刷复印市场，很快便找到了一条不易被发现的赚钱门路，家人、邻居、老乡都倾尽全力。在新化的一些乡镇，90%的人都靠搬运自己修理或组装的二手打印机、复印机为生。孩子们连拼音和加减乘除都还没学，却已经学会了拆装复印机，把它们当巨型变形金刚玩。
这支大军席卷印刷市场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新华社出现的地方，复印印刷的价格低得惊人，人们蜂拥而至，转眼间就能拥有无数厚如砖头的廉价书籍，版权则躲在法律条文后面，擦去辛酸的小泪水。
我家附近就有这么一户新华人家，他们谋生的艰辛和坚韧可以和“建青”相媲美，他们先是在小区门口的平房里开了家店，但很快平房就被认定为违章建筑，一夜之间变成了废墟。
仅仅过了一天，她们就将机器搬到了附近的一家情趣用品店，在店内不足5平米的角落里继续做生意。或许是经常去复印打印的女学生羞于进入这家橱窗里摆放着极其怪异样品的情趣用品店，所以搬到这里之后生意极其萧条。
家主咬着牙，把机器搬到了交通要道上的一个公共卫生间里的小盥洗室里，顶着难以言喻的恶臭，继续为学生们服务。
我一直没搞清楚，这家人到底有多少亲戚在店里工作。听力下降、视力模糊的老人、留着广式发型、手臂上刻着粗粗“忍”字的年轻人、满地鼻涕爬在地上的小孩，都在店里上演着他们“复印的生活”，但核心员工始终是一个声音沙哑的一家之主和两个展现劳动之美的女人。这两个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女人，可能是声音沙哑的男人和他嫂子的“表妹”，但看了这么多遍，我还是分不清哪一个是老板娘。
新华社复印业的生命史
新化县是湖南省娄底市下属县，位于湘中西部，群山纵横，环境恶劣。2009年，新化县人口130万，耕地72万亩。这种人多地少的刚性结构，导致新化县有“科技补农业”的传统。
1960年，新华人易代兴、易代玉兄弟在四川涪陵偶然获得了机械打字机修理技术。从此，经过40多年的演变与变迁，新华人发展出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复印行业经营网络，从业人员近20万人（数据来源于广东（湖南）办公耗材行业协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新华人龙三元先生），从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华现象”。
新华现象（模式）是：国际贸易+专业市场+专业商店。新华人通过国际贸易，把日本、美国的二手复印设备传到中国，再通过专业市场卖给专业商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如今，新华有人开始生产制造办公设备和耗材，为新华复印业开辟了新的方向。新华复印业是如何起步的？经历了怎样的产业生命史？我们对此进行了研究，重点关注北京高校复印业。
那么，这个行业是如何开始的？
1.机械打字机的移动维护
新华的复印业是从流动修理机械打字机开始的，最早的源头是易代余、易代兴两兄弟。至于为何1960年跟随师傅周游全国，易代兴说：“那时候家境不好，很早就不读书了。1960年，家里饿了，我就和弟弟以及一个姓张的人出去干活。当时干什么呢？修钢板。”正是在修钢板的过程中，新华的复印业诞生了。 对此，易代行说：“我们修理第一台机械打字机的时候，是在涪陵人民银行，我记得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它有一个夹子，你把它拧紧，然后前后移动，它是一个定位器，右边有一个定位铃，如果定位铃不准，打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它不响，打多一个字，再打两个字，这样文件打得不整齐。我坐在那里看她打字，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我问她：“同志，有热水吗？”她说：“有。”等她给我倒了热水，我拿起螺丝刀一摇，问题就出来了。她回来后，我告诉她，我们是专门修打字机的，修打字机的，钢板的我们也修。但是修打字机是免费的，所以我明确表示，无论什么时候修，只要45元。我拿起螺丝刀，我到处摆弄它。我只是在向她炫耀。真正的目的就是稍微移动一下那个地方。”
此后，易代星、易代玉兄弟俩就把各单位坏掉的打字机当成了学习维修技术的途径和平台：“我记得当时在潼南县有一所学校，修不好就跑了，可那台打字机却给了我机会，我们把它拿到宾馆，拆开再装，我渐渐懂了，于是到了雅安，就大张旗鼓地把它修好了。”
新化复印业的另一位老手，是新化县洋溪镇寨边村人邹连静。他的父亲解放前修笔，邹连静继承了这门手艺并加以创新，学会了修锁、修手电筒、修缝纫机，一直在湖南新化县及周边地区辗转。
1970年，邹连静回到新华，偶然结识了易代玉的弟子袁希初，并拜其为师，学习打字机修理技术。这是新华复印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后来新华复印业由邹连静开拓、壮大。
但在当时的国家体制下，整个社会结构都是固化的，易代星和邹连静两人都面临着合法身份的问题，他们在本案中私自刻制单位公章、伪造单位介绍信，使得他们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收益，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制度风险。
对于私自刻制公章、伪造介绍信一事，易代兴称：“我记得很清楚，是我伪造的，但当时不知道办公设备是什么，只知道跟文化有关，公章都是我自己伪造的。介绍信上说，我们厂为了支援外地，特意派我们的技术员XXX到某地修理打字机、油印机等。介绍信和公章都是我自己刻的，先从钢板开始，再用油印机印出来。”
邹连静所伪造的是“”，满脑子都是想法的邹连静也开始规范这个行业，他不仅伪造公章、介绍信附近二手钢板市场，还私自打印发票、价目表，这样自己做手机维修就会显得很正规。
由于油印的介绍信模糊，肥皂上刻的公章很淡，再加上当时严格的检查制度，易代兴和邹连静很难逃过经验丰富的公安人员的眼睛，所以尽管胸前挂着共青团团徽，易代兴还是很快被抓获，关进了看守所。不过被关了几天后，就被释放，继续四处活动。
1963年，四川凉山，易代兴兄弟身着时尚服装，在彝族聚居区脱颖而出，很快被公安人员发现，并被怀疑是蒋介石的间谍。易代兴察觉危险，让已婚的兄弟先跑，很快因伪造公章被捕入狱，直到1979年才回到新华社。
邹连静几乎每年都被捕，1973年在湖北云梦县，1974年在陕西商南县，每次都是先被拘留，再被送回新化，但回来后邹连静仍然四处活动。
1978年以后，国家政策松动，如何用好邹连静就成了新化县有关部门的难题。1979年，新化县有关领导商量决定办一个厂，由邹连静任业务主任，1980年改为这个厂。这个厂主要负责介绍信、发票等的法人鉴定，以及技术人员的培训、考核。就这样，从1979年开始，邹连静、易代行等人终于有了合法身份，新化县的打字机修理也走上了正规发展的道路。
到1983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数已达200多人，1987年增至2000多人，1990年增至5000多人，新华人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庞大的打字机维修流动大军，这是新华复印业发展史上的“打字机维修流动”阶段，直到90年代中期机械打字机淘汰，这个阶段才结束。
2.复印机移动维修
新华第一批流动复印机维修工有龙三元、杨桂松、曾启东等。
在流动打字机维修过程中，一些新华人陆续遇到了复印机，其中不少都有一段令人着迷的技术学习故事。
龙三元回忆起1986年学习复印机维修技术的经过：“那时候我很小，也很喜欢努力学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中国第一台复印机的诞生地贵阳的人，当时他们在经营日本的Yumi复印机。他们在贵阳办了一次复印机展览会，我就认识了他们的一个工程师，叫王利华，就跟他学了维修复印机。”
随着办公设备越来越复杂，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开始学习新技术时的“惊心动魄的跨越”。一旦先行者学习了新技术，新华社“地缘社区”内的技术扩散机制就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启动，迅速蔓延。
在学会了“神奇”的复印机技术后，龙三元辞去了云南下关的打字机维修生意，开始了流动复印机维修的阶段。他去了有“天堂”之称的西藏。龙三元说：“我住在西藏自治区工业厅的招待所里，每天早上都有好几辆车等在门口等着我去修他们的机器。我是第一批去西藏修复印机的人，我带了两个徒弟。当时只有厅级单位才有复印机，我就去了省城。在西藏，每个单位都管住房、管烟酒，还有厅级干部陪你吃饭，真是太好了。”
一旦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利润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再加上荣誉和尊严的精神享受，学习新技术的动力也非常强大，正是这种利益驱动的模式，让新华复印业一步步发展起来。
此时，汕头大学的杨桂松和广州的曾启东也接触到了复印机，通过类似的学习故事，他们掌握了复印机维修技术。
这些先驱者将新技术引入“区域社区”后，他们的继任者往往推陈出新，上演着精妙绝伦的维护故事。
刘宏宇现在在中关村科技交易中心五楼经营着一家二手复印机商店，以前他经常去一些国家机构修理复印机。 刘洪宇还记得1996年第一次修彩色复印机的情景：“当时一个老乡接了活儿，修好之后人家就问，这么大的东西能修吗？我一看，好像一个柜子，复印机。他们说，彩色的，18万美金。”说实话，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修，因为根本没见过。我说修的话，至少得赔我三四千块钱，修不好的话，坏了也不赔偿。他说没关系，过几天日本就有人来修，而且都在保修期内，只是现在急用。其实故障是代码问题，我感觉代码跟模拟机的代码差不多，当时接触的佳能机器也挺多的，就查了一下错误代码的信息附近二手钢板市场，发现是定影器（即加热部分）的温度故障。那时我从未见过彩色机器，所以我不知道是否也是如此。我一个接一个地尝试，嘿，我找到一个代码并解决了它，错误信息就消失了。”
复印机上门维修这个行业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现在已经进入了衰败阶段，因为现在市面上的复印机基本都是保修期，这个市场已经很小了，原来的上门维修人员要么开维修店，要么开复印店，现在新华做复印机上门维修的人已经很少了。
3. 复印店阶段
第一批在新华开复印店的有邹连静、龙三元、邹让宇、罗旭辉等。
1986年6月，邹连静购买了一台佳能270复印机，开始做复印生意，这标志着新华复印店历史的开始。此时，正在西藏修理复印机的龙三元在有了经济条件后，就在拉萨布达拉宫下开了一家复印机、打字机修理店。
1988年，龙三元从西藏教委借了一台旧复印机，做起了复印打字生意。对于自己的第一台复印机，龙三元说：“当时西藏有个卖复印机的，跟我们关系不错，他们一台机器坏了，用了几个月，修不好，我就说，你卖给我吧？当时我还拿不定主意，他好像要12万，我就把它买回来了。噢，我还记得修理那台复印机，拆开，一片一片校准，一片一片修好，最后，我把它修好了。”
我用了两年，后来卖了一万多元。”
自从二手复印机被发现并大规模流传到全国各地后，复印店便开始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起来，随着二手复印机大量涌入，新华人的复印店也迅速扩张，直至形成遍布全国的复印店网络。
开复印店积累了大量资金后，一些新化人便将复印店升级为图文店，第一批开图文店的新化人有杨文辉等人。
1993年，杨文辉在广州开了一家复印店，规模不断扩大后，2002年升级为图文店。杨文辉去世后，由其子杨菁经营。据杨菁介绍，图文店的设备一般有复印机、喷墨打印机、印刷机、彩色打印机等，投资较大，一台彩色打印机就要100多万元。只有少数实力雄厚的新华人才可以开办图文店。
4.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阶段
新化最早从事二手复印机销售的有杨桂松、邹武德、曾启东、邹连民等。新化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真正发展壮大，是在1992年邹连民发现来自台湾的二手复印机货源之后。
对于那次发现，邹连民说：“我当时在广东省清远市开了一家打字机修理店，经营了两个月后，我在龙塘发现了复印机的零配件。当时打字机上面有小滑轮，可以和打字机配套，我就去买了一些。看到复印机的零配件，我就开始问他们这里有没有复印机，他们说台湾人有，第一次去没有带我去，就买了6台卖给我们。后来我和他们沟通，问他们想要什么型号，我告诉了杨桂松，跟他商量了一下要什么型号、多少钱，他说可以造，我就买了。”
后来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了台湾人那里，在清塘。当时我带着3000块钱买了一台复印机，后来回家借了2万块钱，才慢慢发展起来。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曾启东。“当时有些台湾人在广州从美国、日本等国家进口废金属到大陆，然后拆解、分类出售。”
当时台湾人还没有意识到旧复印机的价值，杨桂松、曾启东发现后，开始向台湾人大量收购旧复印机。台湾人发现旧复印机不需要拆开，进来的货很快就被新华人买走，于是开始大量进口旧复印机，台湾人和新华人由此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杨桂松、曾启东等人收购旧复印机，修复翻新后再进行批发和零售，就这样在广州天河科技街逐渐建立了新华人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
新华人在广州开设的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的建立和壮大，逐渐传播到全国，以致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有新华人开设的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
如今在北京科贸5楼经营二手复印机批发零售店的刘道文说：“我1995年就来北京修复印机，当时我姐夫等人也来了，我来到北京后就一家家去修房子。1997年我在八里庄开了一家复印店，一年能赚七八万。我们的生意是慢慢做起来的，我们几个人都不是有钱人，都是一步步做起来的。于是2001年，我开始卖二手复印机，投资了20多万，因为当时赚钱。”
一些在广州从事二手复印机市场的新华人在资金充裕后，于1999年不再从台湾收购，而是直接到日本、美国收购二手复印机，再寄回国内。这标志着新华人的二手复印机市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从美国、日本收购，新华人建立了完整的二手复印机产业链。
现在，新华人中已有一些人专门在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从事二手复印机贸易，并源源不断地供应国内市场。
5.办公设备制造阶段
新华第一批从事办公设备制造的人有曾书申、曾文辉、曾晖、邹敢定等。
2003年以后，一部分积累了原始资本的新华人开始生产办公设备，这标志着新华复印业走向了一个重要的方向：意味着一个依靠维修、贸易为主的产业开始转向实体产业。
1993年在云南德宏开复印店的曾文辉是新化最早配备刻字机的复印店之一。当时正在北京采购配件的曾文辉看到新推出的刻字机，就花了两万多元买了一台，这给曾文辉带来了不菲的利润。曾文辉对新技术、新设备十分敏感，认为一台新设备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他尽可能多地购置新的办公设备，让复印店经营多元化。
对于为何2004年就投入生产写真机，曾文辉说：“我第一次看到写真机是2004年在上海参加办公设备展会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应该有市场，有前途。当时是从日本进口的，一台要11万多元。我1993年不是就买了一台刻字机吗？当时在国内复印店就像是一场革命，后来复印店几乎都备有刻字机。所以我就想写真机应该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决定生产这个东西。”
2004年，曾文辉在福建厦门投资生产写真机，一开始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基本处于组装阶段，即从国外进口配件，在国内组装生产。
在制作过程中，曾文辉发现应该将照相机和绘图机的功能结合起来。带着这个大胆的想法，曾文辉与清华大学物理系合作，最终制作出一台兼具照相和绘图功能的照片机，这在当时的国内尚属首例。如今，这台设备不仅在国内热销，还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邹甘定和曾树申也以此方式开始制造办公设备。邹甘定的朋友曾辉从中国香港进口了一台胶装机。当时两人觉得这东西应该有市场，于是决定投资制造。他们也走的是先组装，再研发生产的路子。
曾书申生产打字机零部件，源于珠海打字机通用耗材产业的聚集效应。据曾书申介绍，全球60%的打字机通用耗材零部件产自珠海。在经营打字机零部件时，曾书申认为有些零部件可以制造，于是开始投入生产。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从事新华复印业的人，都经历了各个阶段的循序渐进的发展。比如曾文辉，修过打字机，开过复印店，修过复印机，卖过二手复印机，现在又做复印机制造。其他新华从业者，或许没有这么完整的履历，但很多人都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新华复印业的生活史，也是新华从业者的生活史。个人的生活，交织在行业的生活里。
六，结论
可见，新化县的复印业是从新化县的易代兴、易代余兄弟等人开始的，却由洋溪镇的邹连静等人发展起来。为什么呢？这要从关键人物的关键作用，以及新化县和洋溪镇的社会结构两个方面来解释。
邹连静在新华复印业早期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在邹连静这位技术员的安排下，才使得公司落户在洋西镇，让洋西镇的维修人员有了体制上的优势和合法的身份。
与此同时，邹连静始终是先进维修技术的传播者，1977年后，他到洋溪镇当学徒，学习了先进的维修技术，还把打字机等设备带回洋溪镇，带徒弟、开办培训班、现场演示，培养出一大批维修技术人员，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技术传播效应。
从社会结构来看，洋西镇属于同质化乡村社会结构。
虽然易代玉、易代兴、袁希初等人也培养了一些学徒，但由于他们在县城的社会关系有限，所以在县城学习维修技术的人数有限。
但在邹连静生活的洋溪镇，乡村社会却密密麻麻地交织着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数以万计的人民挨饿的农业社会，他们一边在家里挨饿，一边出去修理，赚得盆满钵满。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打字机修复技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沿着地缘关系网络迅速传播，让洋溪镇成为新华复印业的扩散中心。
新华复印业的生命史也是产业升级史，呈现出阶梯式的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为，一个发展阶段还未结束，以此为基础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就已开始，如此反复，多个发展层层堆积，犹如交错的木板。
新华复印业“阶梯式”发展的根源，在于行业的技术升级和工业设备的更新，以及新华人在利益预期下对新设备、新技术的天然亲和力。正是因为伴随行业不断进步，不断学习、紧跟产业发展潮流，新华复印业才不断发展壮大，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二手复印机肯定只是新华复印行业的一个插曲。龙三元介绍，我国二手复印机行业至少还有30到50年的生命周期。
如果中国办公自动化的普及程度能达到日本、美国的水平，如果中国复印机的国产化能再次腾飞，那么二手复印机一定会被淘汰出历史舞台。到那时，新华复印业“阶梯式”的发展也将通过路径依赖的循环积累不断与时俱进，从而迈向更高、更远的世界。冯俊琪：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冯·朱q（Feng Junqi）博士的“中央县干部”和“新华社的影印行业的生活历史”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回应，以其扎实的研究和深刻的见解而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