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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内：
一是疫情期间，商品消费大规模取代服务消费，推动全球商品贸易和工业生产快速正常化，从需求端推升物价；
二是疫情抑制了基本商品的供给能力，供应链受到扰乱，从供给端推高了价格。 从短期来看，大宗商品价格很可能已经见顶或即将回落。
在长期：
首先，近十年来基本商品价格走势下降，导致投资萎缩和边际制造商退出。 疫情进一步加剧了投资下降和供给能力收缩；
二是随着行业整合，商品市场竞争力下降，寡头垄断结构明显强化；
三是价格长期走势下滑，加上疫情影响，供需双方和贸易商的库存缓冲明显减少；
第四，宽松的金融环境降低了持有库存的机会成本，提高了理想的库存水平；
第五，全球碳减排浪潮改变了很多商品的长期供需格局。 储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风能等技术变革支撑了一些基本商品的长期需求，也影响了市场预期；
第六，中国对部分高排放行业强制减产，限制了供给，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
此外，在供给紧张的背景下，价格对需求变化的弹性增大，需求的小幅增长就会导致价格的大幅上涨。
从这些情况来看，我们需要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中心的上升以及未来不利情况下再次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有足够的预期和充分的准备。
2015年之前，PPI的变化总是通过预期、成本加成等机制导致CPI紧密联动、同步上涨。
然而，在2016-17年供给侧改革带动PPI大幅上涨期间，这种联系和传导链似乎断裂了。 其结构性原因尚不清楚，值得深入研究。
我倾向于认为，本轮PPI大幅上涨带动CPI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钢材涨价是什么原因，在政策建议方面，关键是要尊重市场，勇于让市场发挥自身调节作用，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要加强与市场的沟通，通过政策引导等手段稳定公众通胀预期。 如果通胀压力较大（我们认为这是小概率的尾部风险），我们将通过货币政策行动迅速做出反应。
另一方面，要提高要素流动性，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经济应对内外冲击的灵活性，使企业自由便捷地进出市场，员工能够自由便捷地进出市场。能够顺利辞职和再就业，金融体系能够保持充足的偿债能力，使其能够及时吸收经济调整过程中的坏账成本。
——CF40学术委员会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
*本文系作者在近期举办的CF40青年论坛双周研讨会“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与政策应对”上的评论。 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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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趋势和政策应对
文字| 高善文
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引发了广泛的担忧、焦虑和不安，金融市场参与者也在密切跟踪并试图全面了解和分析其来龙去脉和影响。 在此背景下，讨论大宗商品涨价问题非常及时、必要。
谭从彦博士和徐小庆先生从不同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翔实的研究，很有启发。
谭博士全面评估了过去20年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趋势，提炼出本轮涨价的诸多关键特征，并对下游行业盈利能力和未来PPI的影响以及如何实施提出了全面的建议政策反应。 。 谭博士在分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时，重点关注了市场对供应收紧的担忧和预期，这无疑是近期市场讨论的焦点之一。
小青的观点一如既往的犀利。 他重点从需求层面分析了美国住宅部门加杠杆的原因和影响，并对未来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向做出了明确的预测。 他坚信大宗商品价格的峰值已经出现或可能已经出现。 至少在不久的将来，相信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势头已经结束。 这些分析对于我们了解当前大宗商品市场动态、预测未来趋势无疑很有启发。
结合两次演讲，我想补充一些观察和想法作为评论。
本轮大宗涨价的短期因素是商品消费替代和供应链中断。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可以从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两个方面来考虑。
短期因素主要有两个层面。 首先，疫情期间，居民消费倾向明显下降，商品消费取代服务消费。 二是疫情抑制了商品供给能力，供应链受到扰乱，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小幅推高。 上升。
具体来说，一方面，2020年二、三季度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居民消费同时出现了两个现象：
一是总体消费倾向明显下降； 第二，在消费构成上，商品消费对服务消费有非常大的替代，两者之间出现了非常大的差距。 这种差距普遍出现在中国、美国、日本甚至欧洲大陆的数据中。 这是典型的全球现象，也是人类面对疫情时的自然经济反应。
与上述国家相比，美国和中国唯一的区别是，通过强有力的财政补贴，居民可支配收入较疫情前不降反增。 尽管如此，美国家庭的消费倾向也在下降。 在商品消费替代服务消费方面，各国机制并无差异。
正因为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工业生产在2020年第四季度已经恢复到高水平，全球工业生产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工业生产的复苏带来了对一般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导致需求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另一方面，疫情对原油市场、集装箱市场以及铜矿开采、冶炼、运输等产生了显着影响，也抑制了其供给能力。 这些压制在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例如，美国页岩油行业供给能力和投资大幅下降，严重影响石油市场供需平衡。 这些供给因素导致包括一般商品和工业生产资料在内的价格普遍上涨。
如上所述，2020年底全球工业生产有所恢复，但工业产能和供应链弹性反应受到明显抑制，自然导致普通商品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随着疫苗接种的广泛接种和疫情的逐步控制，服务消费将普遍取代商品消费，这意味着耐用品消费近期将逐渐放缓； 同时，供应链反应迅速，供应能力有一定。 也将很快修复。
这一切都意味着目前面临的一些广泛的价格压力是短期和暂时的，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这种压力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退。 从交易角度来看，大宗商品价格高点可能已经过去，或即将过去。
供应持续收缩、碳减排等长期因素值得关注
从长期来看，主要是供给层面的因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大宗商品价格长期走低导致投资低迷，供给侧全面收缩。 纵观价格，我们不难发现，从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的顶峰到疫情期间的谷底，大宗商品市场普遍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熊市，期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十分剧烈。 十年熊市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大宗商品开采、冶炼等领域投资持续下降，边缘厂商不断退出。 特别是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领域过剩产能的退出和边缘厂商的退出。 因此，在过去十年中，大宗商品投资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尽管其间也有起有落。 疫情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供给收缩和投资下滑。 因此，未来的供应增长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其次，边缘制造商的退出改变了商品市场的供给结构，导致寡头垄断格局形成或显着强化。 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整个大宗商品市场变成了高度寡头垄断的市场。
以石油为例，疫情导致美国大部分页岩油产能被消灭，导致原油市场出现了俄罗斯和沙特两个寡头。 两方的合作足以进行垄断定价。 因此，虽然原油需求尚未恢复，但价格已经恢复。 在竞争市场中，市场能够快速反应，价格能够充分反映供需变化。 然而，在寡头垄断市场中，价格易涨难跌，产量不能及时响应价格信号。 不仅是原油市场，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很多大宗商品领域也存在，比如铁矿石市场。
三是价格长期下滑导致供需双方和贸易商普遍持续减少库存。 疫情影响还引发了库存的集中清理，导致需求恢复时库存缓冲严重不足。 在价格下跌的市场中，仅仅持有库存就意味着您将蒙受损失。 在此情况下，从厂家到下游用户的库存量普遍下降。 疫情以来，需求锐减，大家都选择抛售库存，导致产销端库存异常出清。 这种异常清仓带来的问题是，如果商家手中不再有货，一旦价格上涨，所有商家都会选择补充库存，从而加剧价格上涨。
与此同时，资金成本的大幅降低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商家持有库存的机会成本主要是资金成本。 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带来的异常宽松的流动性环境，让商户获得了接近于零的利率。 资金，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金成本的大幅下降会促使商家持有更多的库存，从而推高价格。 价格上涨会增加持有库存的意愿，从而形成循环，导致价格快速上涨。
上述微观市场结构的一系列变化解释了为何本轮大宗商品价格相对于需求复苏涨幅如此之大。
其次，全球碳减排浪潮改变了很多商品的长期供需格局。 储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风能等技术变革支撑了一些基本商品的长期需求，也影响了市场预期； 中国对一些高排放行业的强制减产限制了供应并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 总体来看，疫情以来与中国因素密切相关的商品累计涨幅较大。 除了需求复苏之外，限产等政策的影响也值得注意。
需求价格弹性导致“非线性”价格上涨
当供应紧张时，需求价格弹性迅速上升，导致“非线性”价格上涨。 这也是价格快速上涨的理论解释之一。 从直觉上看，价格上涨必须存在需求，但需求和供给如何相互作用？ 这需要进一步讨论。
例如，当需求增加1%时，当供应非常充足时，价格可能只会上涨0.1%； 如果供应非常紧张，那么1%的新增需求可能会带来10%的价格上涨，并引发库存积累。 、趋势炒作等力量。 这就是供应的运作机制。 也就是说，随着市场供给逐渐收紧，价格对需求的弹性迅速增长。 每当需求增加一点点，价格就会大幅上涨。
从弹性角度审视以往的数据，我们发现大宗商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整体需求弹性不断上升。 2015年和2016年增长非常快，反映了供给侧改革的影响。 在本轮价格上涨中，价格弹性的增幅仅低于2016年。基本商品价格的弹性似乎比当时更大，这反映了供给收缩时价格弹性的变化。
对于大范围的工业品价格，我个人认为需求的影响约占三分之二，供给的影响约占三分之一。 如果只看基本商品，可能恰恰相反，即供给的影响是主要的。 需求方的影响相对较小。
PPI向CPI传导机制失灵有待进一步探讨。
我同意两位发言者对CPI的看法。 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CPI的影响相对较弱且十分有限。
部分原因是中国消费疲软，猪肉处于下行周期； 另一部分原因是，虽然大宗商品价格会通过成本影响建筑、建材、家具、装修甚至家电等领域，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些领域的价格粘性较高，价格波动较小，商品成本较低，CPI不会大幅波动。
从历史数据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3年，PPI的上涨总是很快转化为CPI的大幅上涨。
从现象上看，这是因为PPI的上涨明显推高了包括猪肉在内的食品价格； 但PPI的上涨推高了食品和猪肉的价格钢材涨价是什么原因，并不是因为成本上涨。 毕竟养猪成本和养殖成本还没有。 PPI上涨，还有这么大的变化。
从历史数据来看，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PPI的上涨引发了农民生产部门强烈的通胀预期，通胀预期推动了库存的重建。 这种重构推动了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进而构成了PPI向CPI的传导，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导机制。
但2015年之后，这个机制似乎被打破了。 2015年至2017年这几年，在PPI快速上涨的过程中，CPI的反应非常弱，猪肉价格、食品价格的反应也非常弱。
本轮物价上涨，如果参照2012年之前的情况，食品、猪肉价格潜在上涨压力很大； 而如果参考2015年和2016年的情况，那么猪肉和食品的价格是正常的。 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清楚应该参考哪一段历史，因为我们对PPI到CPI深层传导机制的断裂还没有深刻的认识。
我倾向于认为，在这轮物价上涨中，CPI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但为什么在2012年之前已经稳定运行了30多年的机制在2015年和2016年突然断裂并消失，仍然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疑问。
对于这一传导机制失效的一种推测解释是，2013年之后，我国的粮食生产转为工业部门。 农民虽然仍在务农，但务农行为更像是企业，而不是传统的小农。 在企业经营方面，生猪养殖也由散养变成了企业养殖形式。 也就是说，中国农业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导致上述传导机制失灵。 不过，这一解释并未得到证实。
宏观决策部门关注通胀预期的稳定性，并在通胀预期受到威胁的初期采取必要有力的措施，显得极为重要。 虽然我现在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对这种潜在的风险保持警惕。
政府应减少价格干预，维护市场功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是市场决定价格，通过价格引导资源配置。
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粗钢、玻璃、土豆、大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是市场价格，它们的相对涨跌是市场运行过程的一部分。 这种涨跌本身就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引导。 道路。 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对这些价格变化过于焦虑、过度关注呢？ 因此，我对价格变化有三个想法：
首先，如果这些价格的上涨和波动普遍影响了人们的通胀预期，那么我们此时就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干预。
其次，干预价格可能会扭曲市场，使其无法正常运转。
以碳排放为例，解决碳排放问题的本质是对碳排放征税。 企业只有支付碳排放成本，才会减少排放。 由于碳排放成本是在生产过程中支付的，对于那些从中游到终端碳密度较高的消费品来说，价格上涨是自然的，也是经济体系面对气候变化的调整过程的一部分。 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插手了。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价格反应带来的调整，经济体系如何适应碳中和和碳达峰的前景，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前景？ 因此，只要不影响或扰乱通胀预期，在碳排放以及我们之前讲的一系列机制的影响下，大宗商品价格必然会上涨和波动，而这种波动是市场工作的一部分机制。 是引导资源配置的一部分。
第三，除了关注通胀预期外，还需要保持市场调整过程的灵活性。 所谓保持市场调整过程的灵活性，有两个层面：
一是完善淘汰企业退出机制。 在减少碳排放的过程中，随着钢材价格和碳价的不断上涨，一些企业不可避免地会被淘汰，政府应该允许它们被淘汰。 但政府应完善保障体系，为失业人员正常流动提供临时性、过渡性保障，让企业顺利破产清算、银行顺利核销坏账、资产、土地能够拍卖和清算。迅速投资于生产力更高的行业。 部门间，这些应成为政策重点关注的领域。
二是控制干预涨跌停板的冲动。 如果某一领域物价一上涨，政府就立即实行行政限价或补贴企业，就会阻碍经济的正常调节功能。 政府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市场的自然变化。 如果需要干预，那么政府应该做的就是允许价格自由波动，允许期货市场自由定价，允许劳动力和企业自由进出，允许银行和金融体系运转通常遵循商业原则。 差不多就这样了。
总而言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短期原因，这些短期因素很快就会过去；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深刻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比如市场结构的变化，比如存在一些以前不存在的机制，这次突然启动了。 这些市场结构和机制的问题意味着，虽然本轮价格可能会回归正常，但未来一旦价格弹性变大、供给趋紧，需求层面的轻微扰动就很容易引发价格大幅上涨，从而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中心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