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段时间冷眼发表的《连乾隆皇帝的御剑都是洋钢打造的》一文中，提到清朝时期洋钢的质量比国产钢好，一度是国内铁匠追捧的高端材料。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关税的降低，国门的开放，洋钢也成为质优价廉的常见材料。
但从现存的刀剑文物来看，晚清民国时期仍有大量粗制滥造的土铁用来制作刀剑。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战时期的大刀。现在留下的刀剑，大多都是用土钢土铁制作的。从比例上看，民国时期用现代均质钢制作的刀剑比清朝的要少。作为商品，物美价廉还不足以统一市场吗？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低价格是摧毁一切长城和征服蛮族最顽固的排外情绪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都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东方无效吗？
关于三大苦工，民间有一个传说：“打铁、划船、磨豆腐”。金属锻造是三大苦工之一，除了劳动强度大，也和从业者收入低有关。到了清末民国，随着现代冶炼工业的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的钢铁对这些原本利润微薄的钢铁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不过，这些小钢铁厂受到冲击后，并没有立刻死掉。从1863年首次有记载开始，到1950年代，近百年的时间里，现代钢铁不仅没有把这些小铁厂挤死，反而这些产能低、质量差、污染严重的铁厂似乎越来越好。钢铁真的有这么大的竞争力吗？我们来看看内地几个有代表性的地方。
山西泽州（今晋城县）是北方传统铁业的典型代表。随着清初矿禁的解除，晋城在燃料、原料方面的优势开始显现。规模最大的时候，“在欧洲进口（洋铁）入侵之前，有几亿人（原文如下。这肯定是夸张了。但说整个华北、华中地区有山西铁，也并不为过）从山西凤台县（即晋城县）获得铁器供应……因为凤台县在原六安府产铁量上名列前茅，而凤台县的大阳（镇）又是产铁的主要地方。大阳无数人家还办着各种小型的铁器工业部门，尤以铁丝、针为主。大阳的针器供应这个大国的家家户户，并运往中亚。早期，全国所需的缝纫针几乎都是从这里供应的。”
规模大做刀的钢材，但价格不便宜，连运费也不便宜。“1864年，钉铁进口量仅为90601石，而1865年已达石，其中36000石由欧洲大陆提供，其余则来自英国。这种商品以不变价格易售，平均每石2两5钱，中国铁不能以这种价格生产。”
李希霍芬在中国写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一些世代从事这一行业的家族已日趋衰落。尽管人们极其辛勤地劳作，却无法将价格降到每90枚50文钱以下。商人照例从远方赶来。即使现在，产量仍然很大。但这些人却忧郁地看着我给他们看的英国针，因为他们心里应该知道，这种针比他们的针好得多。”
在交通便利的沿海广东，洋钢在质量和价格上具有较大的优势。“在广东，佛山的女红生意曾经是一桩大生意，几千万雇工靠着这笔货过活。洋针曾经有，但现在几乎没了。”“自从通商以后，佛山的女红生意几乎没了；妇女织布作坊也消失了。”“也是用熟铁制成的当地特产，价值不一，省内各地都有卖。在咸通以前最为繁华，约有二三十家店铺，多在河源社华山街□岗等地。后来洋针进口，销量逐渐减少，现在只剩下几家店铺了。”
产品质量就更不用说了，英国人发明的坩埚炼钢法，就是破解了印度坩埚钢的生产原理之后发展起来的，山西的坩埚炼铁原理和英国人、印度人、中亚人的坩埚钢技术原理是一样的，只是陕西的坩埚生产配方有问题，导致本来应该一气呵成就能炼出纯净钢的坩埚钢技术，在山西却炼成了白口铸铁、可锻铸铁，而且几百年来技术一直没有提高，除了规模更大了，连生产的组织方式都和几百年前一模一样。单从价格和质量来看，不但没落是必然的，传统冶炼业的灭亡也是正常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发展，劳动密集型、低质高价的钢铁不仅没有完全消失，而且只要战争没有直接烧到冶炼厂，在国外钢铁进口、国内生产的背景下，南北都迎来了发展的小高潮。
以山西晋城为例。民国六年至民国七年，当地士绅出资设炉炼铁，晋城炼铁业最为兴盛。当时，全市有各类铁炉2518座，正式职工12561人，加上扛矿、挖煤等相关劳动力8.6万余人，共计从业人员10余万人。每年农忙时节，铁炉停产工作8个月，共产出熟铁2900多万斤，铁货2800多万斤。这些熟铁有300多万斤被打成成品出售，利润更是大到无法计算。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影响，这一大规模的炼铁业迅速衰落，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金城炼铁业逐渐恢复，并发展到拥有炸铁炉68座。
同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山西，在浙南地区也同样如此。鸦片战争以后，浙南石仓炼铁业不断衰落。“石仓炼铁业衰落，是道光末年国内经济大萧条的结果；萧条一结束，正是洋铁倾销之时，石仓乃至浙南炼铁业受到重创。”当时，沙砂价格大跌，主产阙氏将原用于炼铁的炉座、沙坪整修为农田。但《松阳县志》记载，浙南石仓炼铁业在光绪年间很快恢复。《阙氏族谱》记载了阙氏家族在光绪年间重新经营炼铁炉的例子。阙毓敬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 阙汉俊安排次子毓敬继续经营铁生意。太平军侵扰石仓，重创石仓各大铁商家族。不过，同治末年石仓铁业开始复苏，毓敬成功恢复铁炉运转，并再次通过炼铁业积累财富。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些作坊的秘诀就是强化副业性质；保持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关注区域市场。我们以石仓铁业为例，先说副业，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肯定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只要足够便宜，这个行业是不在乎原材料从哪里来的。光绪年间，石仓洗砂业作为副业维持，沙子和铁砂的价格下跌，洗砂业只能选择一月和二月最闲置、劳动力成本最低的月份进行洗砂活动。所以，强化洗砂业的副业性质，可以降低铁炉的运营成本。
华道安认为，中国土铁产业的一个特点，就是土高炉规模效应显著，能以外部市场为中心服务。石仓铁以前主要在温州市场供应，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在洋铁冲击下，这种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得到了部分保持。石仓铁炉生产的铁通常有两条外销路线，一是通过小港、松阴溪，再流入瓯江进入温州市场；另一条是通过松阴溪溯流而上遂昌至兰溪等地。这样运输到温州更加容易、便捷，温州市场也与全国市场相接。同治、光绪年间温州建造海防船只所需的铁块，也是按市场价从松阳、云和等县购进的。
而到兰溪等地的路线就比较复杂了，虽然可以间接接驳到杭州市场，但更多的是属于区域市场。从上述铁运票和铁收票的信息来看，似乎当地市场并不能完全吸收全部的本地铁，至少有一部分成品铁要沿原路线运出。因此，石仓铁业还是保持着与外部市场的联系。石仓铁业应对外来铁冲击的更重要的策略是转向服务区域市场，具体是上游滁州府和兰溪的锅具和农具市场。当温州的铁器市场受到冲击时，石仓阙应该可以顺利地将铁器和铁器销售网络转向内陆农村市场。在外来铁器的冲击下，铁器加工业中的铁锅铸造和农具加工行业幸存了下来，原因有二，一是本地铁器铸造的铁锅质量也很好，其特点贴近百姓的需求。 第二，相较于易于机械化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铁钉、铁丝、铁条等，体积较大的铁锅和农具易于就地生产，运输成本低。铸锅业的耗铁量仅次于造船业，且新旧铁并用，使用旧铁的损耗较少。
在复兴和维持铁业的过程中，洗砂副业的性质得到加强以降低生产成本，光绪年间石仓铁冶炼业的利润率趋于稳定，铁业重新焕发活力。当地铁业从业者最重要的转型，是转向服务于区域农村市场的锅具农具业。区域市场的运输成本低，锅具农具贴近民众的需求，二者共同造就了当地铁业的活力。
参考
《商贸学报》，1865年，引自彭泽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71页。
”冯·巴伦《论河南的手工业》，1870年，引自彭泽翼：《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75页。
郑观应：《大事警示录》卷七，引自彭泽翼著《中国近代手工艺史资料》卷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65页。
《贸易与商法》1879年，引自彭泽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77页。
曹树基、蒋勤：从石仓铁业看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第 833 页。
曹树基：《从石仓洗砂业看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页108-109。
蒋勤、曹树基，《后铁冶时代的石仓转型——以阙汉鹤《用人帐簿》为中心（1837-1870）》，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李伯重：《江南早期的工业化》，第234页
贡生陈其夫在《毓敬传》中对他的记述是：“吾敬傅咸阳（汉俊）先生，本县铁商，其长子毓衡读书时，命毓敬继位。忽然越叛乱蹂躏全国，其巨额家产荡然无存，无法挽回……”还有挽歌：“吾弟远离闽南二十年，全家要一人操持婚事，自开炉烧炭烹铁，做商人积蓄，买回田产。”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藏光绪年间《阙氏族谱》第三卷，编号为。
曹树基、蒋勤：从石仓铁业看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第 881 页。
上引文中，5957文折合4.64元，即石仓洋银1元折合1283文（5957/4.64）。根据林满鸿的估算，光绪元年银元兑铜钱汇率为1660，洋银兑银的汇率一般为0.75，故该年洋银兑铜钱汇率为1245（1660×0.75）。这与石仓洋银兑铜钱的汇率（1283）相当接近。林满鸿：《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154页。 77、据《阙汉和道光三十年年试书》记载做刀的钢材，石仓外银兑钱汇率为1640，杭州外银兑钱汇率为1470。松阳一带银价历来略高于大城市。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藏，编号00017。
“这些铁锅基本都是在江南地区生产的，因此铁锅制造确实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铁器生产的主要内容之一”，参见李伯崇：《江南早期的工业化》，第152页。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79-1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