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固始县，在很多人眼中或许只是一个拥有 180 万人口、在全国人口大县中能排进前五的地方。然而，对于那些了解北京废品回收的人而言，都清楚固始县对北京废品回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到 2014 年左右，当北京废品回收迎来高峰期时，在近 30 万从事废品回收工作的人中，90%以上都来自固始县的多个乡镇。在北京跟随他们的脚步将近 9 年。当聊起在北京收废品的起因时，他们都表示家乡太穷，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因此，我一直对固始县的乡村充满好奇。固始县地处中原，为北京提供了 20 多万废品回收劳动力，他们的家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背井离乡之后，他们与家乡的纽带在何处呢？随着北京对废品回收行业的打压以及生存空间的压缩，他们会回到家乡吗？
20多万人如何进京走上拾荒路？
3 月初的固始乡村，麦田呈现出绿油油的景象，河水清澈见底。3 月上旬一场春雨降临之后，许多野菜开始生长出来。这里有田地，有河水，没有过高的房子，这或许是很多人所梦想的生活之地。这样幽静且适宜居住的地方，为何从 1980 年代开始，大家就会纷纷离开家乡前往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呢？
何寨村两位种地老人家，一位60多岁，一位70多岁。
我们来到了固始县洪埠乡何寨村，这个村子是我们认识了 10 多年的老朋友徐福声大哥的老家。他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将近 30 年，是我们见证废品回收变化的第一人。从在田地里做农活的人，以及在村里遇见的人来看，都是大家所描述的很多乡村的现状，有老人和孩子，且多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在村里，我们遇见了徐大哥的岳父刘叔叔。我们与他交谈了一个上午。之后我们得知他是整个大家庭到北京的第一个人。谈起当年离乡这件事，刘叔叔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固始县向来是人口众多的大县，同时也是农业发达的大县。何寨村人均仅有 3 分地，周边的村庄情况也大致相同。1978 年实行包产到户之后，仅能满足基本的口粮需求，依靠农业种植根本无法维持家庭生计。因此，大家都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途。村里有人最先到北京的工地上工作义桥废品回收，之后开始捡拾废品。看到外出的人能够在北京存活下来，其他人便纷纷效仿跟随。刘叔叔在 1980 年代中期，是跟着村里人出去的第一批。不久后，他的老婆和两个儿子被带到北京收废品。1980 年代末，最大的女儿成家，其女婿徐福声和女儿一家来到北京跟随收废品。徐福声大哥后来把他的弟弟和妹妹带进了废品回收行业。过去差不多 30 年，两个大家庭繁衍出的 6 个小家庭，都与废品回收有了关联，依靠废品回收来维持生活。在整个何寨村，约 80%的人都凭借在北京回收废品来维持生计。
刘叔叔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工作达 10 多年之久。到 2000 年初，由于要照顾孙子、孙女上学，他和老伴回到了老家。在这 10 余年的北京生活中，刘叔叔在诸多耳熟能详的废品回收市场都有过收废品的经历，比如四环内的卧虎桥市场，还有洼里、后八家、陈营村等。他们回到村里之后，一方面照看孩子读书，另一方面大多数时间也在寻找可能的工作机会，或者进行种地劳作。刘叔叔和他的老伴在 2000 年初回到村里。他们曾经从事过 10 来年的保险工作。有了电动三轮车之后，还拉过一段时间的散客。到了将近 70 岁的时候，他和阿姨在家种地。他们种的 6 亩多地，是好几个家庭的田地。在何寨村，60 岁以上的人，除了照看孩子们上学，还肩负着农业种植的担子，没有让村里的田地荒废。固始县的乡村素有平原江南之称，这里因为有着充足的降雨量，所以也成为了极佳的农业种植基地。
刘叔叔的大家庭是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家庭的典型代表。他作为第一代跟随乡亲来到北京，他的下一代都被带入了废品回收行业以此为生。由于孩子不能在北京读书，所以他们又回乡照看孙子、孙女读书。即便孩子们都读完了书毕业，他们也到了无法再外出的年纪，于是在家开始从事农业种植。他的下一代中，徐福声大哥已将近 50 岁。近几年，北京废品回收市场进行了拆迁。在此影响下，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的空间越来越小。然而，他们正处于不想“退休”的年纪，仍在北京等待着继续从事废品回收的机会。
北京疏解人口中，大家都去了哪里？
在固始，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像徐福声大哥这样被迫离开废品回收行业的人。到 2016 年 8 月，我对北京废品回收进行跟踪调研时，由于市场拆迁等原因，一半以上在北京市蹬三轮车回收的人陆续离开了废品回收行业。并且每拆迁一个废品回收市场，就会有 20%左右的回收人不再从事废品回收。
村里有很多房子是锁着门的。刘叔叔说，大概有一半的房子是有人住的。并且几乎住的都是老人家。
离开废品回收的人们去往了何处？或许当下而言，时间尚早，因为大家正在观望能否继续留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工作。然而，在前几年废品回收空间被挤压之后，已经有许多人不得已离开了。他们或许会依据自身的年龄、之前的人脉以及积累等因素，选择不同的去向。有些会继续留在北京，转而进入其他服务行业。有的去了别的城市，去寻找废品回收或者其他小生意的契机。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回到了家乡固始县。据刘叔叔说，有一些人会从北京回到村里，他们选择在村里种植果蔬，也有一些人选择养鱼虾等，并非只是简单地种植经济作物。
县城相遇
在固始县城，我们碰到了一些返乡的固始人。很多 50 岁左右回乡的人都呈现出“在北京呆不下去了”的状态。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年纪。在北京大拆迁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回收的空间，而且转行又没有相关的经历和资本。要是遇到需要照看孩子的情况，他们就毫不迟疑地回到固始，帮助儿女照看孙子、孙女。
范大姐处于这样的境况。她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工作已有 20 多年。起初是蹬三轮车进行回收。后来孩子长大了，她便加入父母一起。他们一同转到回收废旧家电的业务。2017 年北京大拆之际，他们的回收市场被拆迁。由于找不到新的地方，儿子和儿媳转行去做其他服务行业。而她则回到固始县城，带孩子上学。
2016 年夏天认识了小叶，他在北京从事废旧家电回收工作已有近 15 年。他到北京的第二年，父母也来到北京帮忙。二手洗衣机回收工作又脏又累，不过当时一家人都在北京，能够维持生存。4 年前，小叶的孩子要上小学，小叶父母只得回到固始县陪读。在固始县城陪读期间，小叶的父亲租了一个小店面，一年租金五千多一点。开始从事老本行，专门对二手洗衣机进行回收和维修。然而，县城的二手家电生意与北京相比差距很大，在一个月生意最好的时候，最多也只能卖出 1000 多块钱。扣除房租后，还能挣到一些生活费，用以补贴家庭开销。
小叶父亲在县城的二手家电商店。
在县城，小叶的父母与范大姐相逢了。他们并非来自同一个村庄，也没有亲戚关系。然而，在北京时，他们同在一个二手家电回收市场多年。从洼里（现今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带），到陈营，到贺村，再到歇甲村，还有 2017 年搬了 3 次家的经历，致使范大姐一家难以找到新的回收地点。所以他们回到了县城，范家和叶家在县城再度相遇，进而成为了邻居。一起照顾孩子的孩子们上学，彼此也会互相照应。
叶叔叔称 2017 年从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工作的人，回固始的数量不少。据他们所知，就有 1000 多人。在固始县城居住的区域，叶叔叔清楚周边有哪些邻居是因为在北京待不下去而回到固始的。很多人都在期待，是否还有回北京继续从事废品回收的机会。有一些人开始寻觅在县城的发展契机。然而，他们都纷纷摇头。原因在于固始县周边并未有任何产业，所以很难寻觅到就业机会。
他们的后代如何进京
很多 60 岁左右的废品回收人从北京回来后，为何不是回到村里种地而是在县城呢？最大的原因是陪读。在过去近 9 年里，当与所有从事废品回收的人交谈时，他们都提及，自己回收废品所得的收入几乎都用在了孩子的教育上。1980 年代后义桥废品回收，由于人口众多，外出的固始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继续走他们的老路。他们回收废品挣来的钱，都毫不吝啬地用来供孩子读书。
1990 年代之后，年龄未满 20 岁就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工作的下一代，多数是在北京出生的。像徐福声大哥的三个孩子，他们都在北京出生。然而，由于户口方面的问题，这些孩子们无法在北京读书。每当到了读书的年龄，孩子们就会被送回固始的老家去接受教育。2000 年左右，为使孩子们获得更好的教育，从北京回到固始县的孩子越来越多被送往固始县城的学校读书。1990 年代后期，乡村优质教师资源流失，这使得很多家长不愿让孩子继续在村里接受教育。因此，固始县的私立学校发展迅速，仅私立高中就曾发展了两所，在校生近万人。在县城陪读，或者选择寄宿，亦或是购房以满足能够去公立小学读书的条件，孩子们的教育花销一直在不断增加。
教育投入力度很大，绝大部分孩子都有机会读高中。升入高中后，约 70%的学生能够考入各类大学。有许多孩子勤奋读书，成功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在固始县的顶尖高中——固始慈济高中，每年都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徐福声大哥的小儿子，在 2012 年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拆迁的那个夏天，考上了北京林业大学。孩子们毕业后，拥有了更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与选择，不再有人从事废品回收。即便剩下 30%未考上大学的孩子，不读书后也会与父母在北京团聚。只要有其他选择，例如开滴滴，他们就不会再和父母做回收工作，因为那又脏又累。
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的父母们挥洒着汗水，他们为孩子们挣得了能够获得更好教育的机会，进而改变着下一代的生活轨迹。
多年后，乡村是回归处吗？
刘叔叔照看 5 个孙子和孙女在县城读完小学后，和老伴回到村里种地。他说住在村里花销少。2017 年对口扶贫单位打通村里到洪埠乡的公路，他们外出更方便。徐福声大哥多次表示，干不动时要尽快回固始老家养老。
徐大哥们从不到 20 岁就来到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工作。他们的整个一生都奉献给了北京的废品回收事业。“退休”之后回到家乡，他们的生活会像父母一样以种地为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吗？或许 10 年后，我们可以知晓他们的归宿。
改革开放后，固始县南部有几个乡镇的人大多去南方打工，北部的一些乡镇的人则前往北京寻找工作机会。蒋集镇的人较多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洪埠乡的人也有不少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李店乡的人在这方面也有一定数量，丰港乡的人同样有较多在京从事废品回收，他们为北京的资源回收贡献了近 20 多万劳动力。
废品回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工作。最早一批来到北京从事废品回收的固始人，其中有些已经 60 多岁了，还有很多是 50 多岁的，他们正逐渐退出回收行业。在他们的后代中，年龄处于 30 岁到 50 岁之间的人，面对北京废品回收空间不断被压缩的情况，一直在不断地寻找其他的出路。20 岁到 30 岁之间的一代人和 20 岁以下的一代，由于嫌弃废品回收既脏又累，并且考入大学后就业呈现多元化，所以不再踏入回收行业。1980 年代从固始县走出的这一代，能够高效回收北京的所有可回收物，使得约 30%的再生资源能够被再次利用，从而避免这些资源成为垃圾。这一代人若从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业退下来，他们的孩子们从事废品回收的几率低于 30%，那么北京废品回收所需的劳动力将从何处而来？北京生活垃圾中，约有 30%是可回收物。我们要有提前做好准备的危机意识。要改变目前对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的限制，转为鼓励和支持现有拾荒体系发展的政策，以解决目前固始县和其他从事废品回收的人所面临的困境。让那些已经在这个领域耕耘了 30 多年，拥有丰富资源回收经验的群体继续发挥他们的优势，为垃圾分类减量继续贡献力量。这才是我们实现垃圾分类管理，建设循环经济社会的基础。
2018 年 3 月，我们发起了“垃圾分类和资源再生之旅”。此次旅程以调研北京废品回收现状作为开端，接着前往废旧塑料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中心，再去到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垃圾分类现状地，以及广东等地的再生资源利用中心等。我们将在这一路中分享调研所得，让更多人了解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在当地的实施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