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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毅
小峰的忧郁写在眼睛里，但脸上却始终给人一种平静的感觉。或许是因为10年的吸毒经历，让他经历了太多生死考验。交谈中，他没有回避死亡的话题，他说，10多年前和他一起吸毒的人的坟墓里，很多都已经长满了杂草。
他说，自己今天能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但现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随时都感受到死亡的威胁，而且父母早已知道他感染艾滋病，把他当死尸看待，尽量满足他的任何要求。
他说，他的人生的天空注定是灰色的。
图片来自网络。
“我在家里感到了戒毒的巨大压力”
我只想尽快走出来，毕竟生命有限。
我家就在戒毒所附近，在家门口戒毒，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优越感，相反，我感到压力很大，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再加上戒毒所经常在警营里举办一些开放日，还会和当地一起举办一些节庆活动，有时候被别人认出来，还是挺尴尬的。
我一直想躲起来，但总是失败。
去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省、市公安、检察、司法部门的千余人来戒毒所参观。当时，我们这些戒毒学员正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做着体操，我也在其中。在我做动作的时候，一个像干部一样的男人走到我面前，仔细地看了我一会儿，问我：“你是老李（他说我爸爸的名字）的孩子吗？你怎么在这里？”我当时尴尬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他告诉我，他和我爸爸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还说小时候见过我，现在我越来越像爸爸了等等。其实，我再多说也没用。几乎所有来这里的人都知道，艾滋病专队接受康复治疗的人都是感染者。 幸好他或许看出了我极度尴尬的表情，也就没再多问，我也专心跟着志愿者做动作，只是因为刚刚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动作有些变形了。
你说他回去能不跟家里人说吗，他一定会说自己在那里碰到人家的孩子感染了艾滋病，而且知道的人越多，传播的人就越多。
我已经34岁了，我很多同学结婚早的，孩子都上初中了，结婚晚的，孩子都上小学了。可我染上毒瘾之后，一事无成。没有人会跟一个吸毒者过一辈子。原因很简单，那不是正常人的生活，不仅要生活在恐惧之中，还随时可能犯罪，生命受到威胁。
我的经历有点复杂，但自从染上毒瘾，就被毒瘾牵着鼻子走，这是每个吸毒者共同的人生轨迹，大概20岁左右开始吸毒，盲目吸毒，主要靠开跑车、打牌、带女友去外地卖淫挣钱。
毒瘾就像套在人脖子上的绳索，只会越来越紧。
我们这里把默契打牌叫做“打笼”，就是我会带一个配合很好的朋友和别人打牌，如果我想要某一张牌，我就给他一个暗示。这些暗示，一个是打牌的暗示，一个是我们约定好的五官暗号。我们会事先约定好眼睛、鼻子、耳朵、嘴巴代表什么，然后就打出对方想要的牌。这在打麻将中用得最多，因为无论我还是他打出对方需要的牌，那么我和对方就“打平”了。
我们有个约定，把赢来的钱五二分成。大多数时候找熟人，都是我们俩都认识的人。一般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怀疑，都是和熟人分开去打牌，不能一起去找人，不然对方会起疑心，以为我们约好了一起对付他们。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找到一起打牌的人，一方就会打电话给另一方，假装问他有没有时间，邀请他一起打牌。这样，我们很快就凑到了一起。打牌的时候，按照既定的计划，我们两个人肯定赢。这种情况下，输的一方一般会归咎于运气不好，不会起任何怀疑。
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就赢了五万多元。
扑克就像人生，充满悲剧。我只想告诉那些喜欢赌博的人，不要太沉迷其中，否则最终可能会陷入别人精心设计的赌局。
还有一种赚钱的方法，就是带着女朋友去外地卖淫。那样的话钱很快就赚到了，我基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这种事情在我们这种人中很常见。因为我比较帅，所以连续换了6个女朋友。6个女朋友里有5个是“医”的。“医”的不用动员，她也要“吃药”，天天花钱，她也在想着怎么找钱，比你还着急。至于不“吃药”的，可能要多动脑筋，才能让她们回心转意。当然，对付这种人，我有自己的办法，毕竟她很爱我，我就是利用她的痴情，逼她就范。
像我这种“吃药”的女朋友，一旦听说我们要去外地赚钱，就会收拾东西，和你一起坐火车去外地。我们去过广东、山西、江苏等地。经济发达的地方赚钱容易。一般我会让女朋友去夜总会当妓，我一出去打广告，联系“客户”。我们的广告是把半裸的美女头像印在名片上，印上“高校美女”、“清纯女孩”、“江南美女”等非常诱惑的字眼，留下我们的联系手机号码。然后我拿着名片，在大型酒店停车场门口发放。效果比较好。我们之所以要自己出击，自己招揽“生意”，主要是基于两个考虑。 一是考虑到夜总会打工赚到的钱，夜总会会抽取一部分，行话里就叫“拉客”，我们手里剩下的已经不多了；二是考虑到夜总会有时候没生意，或者生意不好，我们也不能让人无所事事，因为我们一天不工作就活不下去，每天我们俩都要花钱买“药”。
我的六个女友中，有五个长得非常漂亮，化了妆之后更是漂亮，基本上一进客房就会被客人注意到，还会被客人收留，与其发生性交易。她们夜店里有个规定，在服务客人之前，必须排队，轮到谁就服务谁，如果第一个客人不满意，后面的人就会接手。“小姐们”最喜欢的就是被老客人“叫”，因为在“正规”夜店，被客人“叫”之后，跟客人交易完就可以回到原位。另外，“叫”的佣金也会更高，据老板说，就是通过服务来鼓励“回头客”。
由于我的五个闺蜜都是瘾君子，所以在夜总会工作也不无弊端。很多时候，不管有没有生意，你都要呆在那里等客人。另外，为了防止“小姐”的流失，夜总会每月不按时发工资，会通过降薪或者用提成的方式控制“小姐”。另外，“小姐”们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些丢人，不敢跟老板争执，只好任由她们胡作非为。更多的时候，我采取在大型星级酒店发名片的方式来招揽生意。这种方式比较自由，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瘾君子，随时都有可能染上毒瘾。最大的好处是每次交易都是单独结算，对方大多地位很高或者很有钱，不会在意，交易完之后，不会拒绝付款，也不敢拒绝付款。
每天发完名片，我就在家里睡觉，用她挣的钱买“药”，在家等她回来。也有客户来我家做生意，遇到这种事，我就离“家”远点，因为所谓的“家”其实就是我们临时租的房子，大多都很小。对方和他女朋友“办事”的时候，我大多在我家附近转悠，因为有些家伙想吃“白吃”，遇到这种事，我就立刻出面摆平。
有些客人做完之后，不愿意付钱或者少付钱，理由是服务态度不好或者时间短。我女朋友这时候就会悄悄地按一下手机上的一个键，因为每次做完之前都会设置好电话。按照约定，她一按键，我不会接听，而是会迅速跑回租住处，立刻冲进去，抓住衣冠不整的客人说他强奸了我老婆，还大喊我送他去派出所。客人见状，吓得只能跪地求饶，然后赶紧付钱。有的客人甚至被我搜身，钱财全部被没收后，就被赶出家门。当然，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立刻再次搬家，生怕客人以后再来我们家报复。
我的闺蜜中，有个叫丽丽的女孩，她从来没碰过毒品，被我骗去当妓女，最后我一步步逼着她走上了这条路。当时我告诉她，我要去南方的一个城市做生意，那里有个朋友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于是她就毫不怀疑地跟我去了。到了之后，我就安排租房、找客户。我知道丽丽性格很强势，所以要先毁掉她的自尊心，如果事先跟她说要当妓女，她肯定不会答应的。我开始精心策划如何逼她就范，并告诉客户，我介绍的女孩是处女，价格不能低，因为对方脾气很大，所以要等她练得差不多了才能上床。我千方百计把她灌醉，还在酒里放了从那些性保健品店买来的春药。 当丽丽在药效作用下神志恍惚的时候，我立刻打电话让客户过来，我悄悄溜出去用手机拍下他们做爱的画面。等丽丽醒来，我就把手机里的照片给她看，说她偷偷和其他男人做爱。其实，当她在迷迷糊糊中和客户做爱时，她可能已经意识到对方不是我，但在药效和身体疲惫的作用下，她无法拒绝或反抗附近旧钢材市场位置在哪里，只好任由对方控制她。
女人就是这样，一旦那层窗户纸被戳破，或者最后一点自尊被碾碎，她最终还是会屈服的，最后莉莉只好乖乖听话，任由我控制她。
2012年6月19日接受知名主持人鲁豫采访后的照片。
“我以我弟弟的名义在工地上卖建筑设备”
带女朋友出去卖淫，也是有风险的。如果当地正在“扫黄打非”，我们只能回家或者留在那里等风波过去再“开工”。但我们很少做后者，因为一天都等不及。两个人“吃药”的日常开销很大，一天没有收入，情况就很糟糕。
女友回国后，马上找了个歌厅的工作，有需要就去表演。我去找我哥，帮他找了份工地的工作。我哥是土木工程师，我以前也在他的工地干过活。后来我为了毒资在他工地干了些大事，我哥就成了工地上的无名小卒。现在我们关系很紧张，他一见到我就头疼，我们之间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
我的哥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工地上的老板和承包商都很尊敬他，他是工地上说了算的人，正是因为他的威望，我才得以在当初他负责的工地上迅速找到了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
虽然我对建筑行业不太了解，但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调动工人干活，所以到了工地没多久就被任命为工头。而且我也很聪明，跟老板或包工头沟通起来很顺畅，看一眼就能学到很多东西。客观地说，一部分是因为我哥哥是工地的工程师，老板对我照顾有加，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我自己的实力。毕竟工头这个工作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工头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安排包工头交待的任务，督导工作进度等，是比较轻松的工作，像我这种“吃药”的人基本都能干，因为不用干活，大多数时间就利用工地上新盖的空置房屋去打针，或者躺在里面休息。
按理说，包工头每个月给我的工资比技术工人高，我应该很满足了。但因为每个月买药的钱是一笔巨款，我还是入不敷出。我只好把目光瞄向了工地上那些可以卖钱的铁件。
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就激动不已，工地上随处堆放的钳子、铁扣子好像瞬间就变成了诱人的人民币，而转眼间，那些人民币就变成了一袋袋白色和微黄色的粉末，而那些白色的粉末正笑眯眯地向我招手。
我决定偷偷把工地上的钳子、铁扣（主要用于固定钢管或混凝土木板的小铁件）拿到外面去卖。联系好一个废品收购站后，我雇了一辆车，一天晚上开进了工地。我以一个组长的名义安排了五六个工人帮我装车，说是要把这些小铁件运到另一个工地去。车装了大半后，我一个人开车出了工地。在门卫室，我假装征得了哥哥的同意，对门卫说：“是刘工程师（工人们对我哥哥的尊称）让我们运到另一个工地去的。”这个包工头在那个城市有好几个工地，再加上门卫认识我，知道我和刘工程师是兄弟，所以就没有怀疑，就放我走了。
把小铁件拉到废品收购站，称重、交易后，我得到了一把彩色钞票。那一刻，我兴奋极了，立刻去买毒品。就地取乐后，心满意足地打车回到工地，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酣然入睡。
结果第二天工地上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也没人过问。我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卖掉那半卡车小铁件所带来的可观收入。因为在工地上，大多数时候只有工头管事，老板或者包工头并不是每天都来，所以老板或者包工头并没有立刻发现工地上丢失的小铁件。那些工人不会在意这些东西去了哪里，而且我这么光明正大地拿出去，自然也没人怀疑我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偷偷卖了。
人往往都是贪婪的，像我这种被毒品控制的人更是贪婪。没过多久，卖废品的钱就被我很快花光了，我把目光瞄准了下一笔更大的交易。
这次我把目光瞄准了工地上的一堆堆钢筋。我也提前找了一辆车，开到工地，把钢筋装上车，拖出工地，还用我哥的名义说是他让我去另一个工地拖。保安也没有拦着我，我顺利把钢筋卖了，拿到了钱。
第二天早上包工头来到工地，发现了丢失的钢筋，问了问门卫，门卫说这是经过刘工程师批准拿去别的工地的。结果电话就打到了我哥那里。我哥觉得很奇怪，一查门卫说是我开车拿出去的，他马上就想到我是借他的名义干的。不一会儿，我哥就开车回到了工地，可能是老板的电话起了作用，我哥当时的表情是真的吓人，直接去了我负责的工地，问我把东西拿去哪了，为什么把东西拿出来以他的名义卖？
我根本回答不了哥哥的质问，在得知我把钢材拿到工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去卖后，哥哥气冲冲的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哥哥到我卖钢材的废品收购站去交涉，告诉对方必须退还钢材，否则就以收赃的名义报警。废品收购站的老板听完整个经过也吓坏了，因为这个行业是有一些规定的，如果真的报警，老板要受到一定的经济处罚，因为他收的钢材基本都是新的，而且明显是来路不明的，这有收赃的嫌疑。还好因为承包方发现的及时，我哥哥基本上是按照对方的进价从废品收购站赎回来的。这件事情之后，我之前卖钳子和铁扣子的生意很快就被揭穿了，老板也从保安那里知道了。我哥哥就替我承担了这些事情的全部责任，并很快按照规定给老板进行了相应的赔偿。 这件事情让我哥很被动，我也没办法再留在工地了，后面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工地。
从此以后，哥哥就不理我了，父母也很快知道了我回来的原因。无论父母怎么劝说，哥哥让我去他负责设计的工地上班，哥哥就是不答应，因为他知道，我戒掉毒瘾是不可能的，戒不掉的话，说不定哪天又会给他找麻烦。
我哥哥确实怕我。
“我妈妈把我当成一个快要死去的人”
我之所以有6个女朋友，是因为她们吸毒、卖淫，身体越来越差，魅力不再，所以我就不断换女朋友，带她们到其他地方卖淫，以补贴我的吸毒费用。
为了逃避父母的唠叨，只要不出城，我基本就不住在家里，而是在城里租房，和女朋友一起住。来这里之前，我交过一个女朋友，叫雱雱，也是我至今为止的最后一个女朋友。因为吸毒，她精神状态不太好，又因为身体原因，在歌厅或者夜店打工的时间不固定，再加上各种收入都是月底才能结算，所以我总觉得手头有点拮据。
由于长期卖淫和不洁的性生活，胖胖患有严重的妇科病和多种性病，下身有些异味，每天靠中药调理，因为身上的异味，经常被男人注意，但当上床发现她有病时，大部分男人都不感兴趣，最终没能成交。
眼看哥哥的工地没法呆，我只好在社会上流浪。我时常想，人真是奇怪，环境可以改变人，可以把人变成好人，也可以把人变成坏人。为了买药，带女朋友去外地没钱的时候，我也学会了偷东西。
为了筹集毒品资金，我偷窃一切我看见的东西，而不顾后果。
为了给自己的偷窃行为找个合法的掩护，我到旧货市场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平时就推着三轮车，以收废品为名在街上转悠，也推着三轮车去那些管理不严的小区，家门口有破铜烂铁，趁没人注意，就装到三轮车上。至于楼下晒着的新衣服，能收多少就收多少。更多的时候，我会“侦察”一下夜间行动，看看哪些楼比较容易爬，白天哪些窗户是开着的。晚上，根据白天“侦察”的结果，再到别人家里“偷”钱财和东西。
可以说，我看见什么就偷什么。有一次，在一条街的居民家门口，我把别人刚买的蜂窝煤全部用车装上，开到另一条街，装作卖煤的，低价卖给别人。对方一点怀疑都没有，把钱给了我之后，还不停地夸我服务态度好。
我从强制戒毒所出来后不久就来到这里。当时我因盗窃罪入狱。
那天，我以收废品为借口，来到一个居民区，看中了一楼的一位住户，由于是夏天，一楼的窗户半闭着，房子也没有安装防盗窗，记下门牌号后，就等到天黑才行动。
为了确保不会出错，我决定凌晨两三点行动。由于房子在一楼，我没费多大力气就进了屋。在客厅里，我找到了几件值钱的东西：一台笔记本电脑，主人正在充电的手机等。我不甘心放弃，准备去另一个房间找更值钱的东西。没想到，男主人因为要上厕所，打开了他房间的灯。因为我进他家客厅时没有及时关上他家客厅的门，当灯光突然照进客厅时，我有些慌乱，赶紧跑到阴暗的角落。慌乱之中，我把脚下的一台台扇撞倒了，“啪”的一声，我暴露了。主人听到客厅里有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大声喊道：“有贼，快抓贼。”男主人这么一喊，其他房间的灯一下子全亮了。 男主人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拖把，将我逃走的客厅门封了起来。这时，一个二十多岁左右的年轻人从他家另一间屋子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根“抓握棒”。年轻人力气很大，可能是这家人的儿子，一看就知道是个经常锻炼的人。他不可能从我手里逃走，就算我用蛮力，我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最后，我被当场抓住了。
被带到派出所后，我很快供认自己是吸毒者。由于是盗窃未遂，尿检阳性，我很快被送往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在入所检测中，我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由于市公安局没有专门的戒毒机构，我在那里呆了不到两个月。去年9月，我从戒毒所出来，戒毒所的警察明确告诉我，我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父母也知道了我确诊感染的消息。母亲得知消息后，从成都赶回来。这位从我开始吃药就一直担心的善良老太太拿出6000块钱给了我。母亲对我说：“什么都别做，在家休养，过好每一天。”由于他们了解的少，在她看来，得了这种病的人，很快就会死。现在母亲和以前不一样了，语气变得很温和，再也不骂我了。对于我“吃药”，她总是告诉我少吃，说这样身体会好起来。母亲还说，钱的事你不用担心，什么时候需要，我都可以给你。我明白，在她心里，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没有埋葬的死人，一个随时可能结束生命的人。
访谈笔记：小峰告诉我，他以前是个很爱说话的人，但自从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后，就越来越不爱说话了。他不知道该跟谁说，也能明显感觉到没人愿意跟他说话。以前跟他没有联系的哥哥，现在偶尔回家看他，但他话不多，走的时候留下一沓钱。他的父母很少跟他交流，但尽量在物质上满足他，想办法给他寄钱。在得知他感染艾滋病毒之前，他们总是把家里的钱藏在他找不到的地方，生怕他拿出来买毒品。现在他的家人似乎不担心他拿出钱出去买毒品了。他能理解父母只是想在他死前让他免受痛苦，但现在他感觉越来越痛苦。没有交流，没有交流，是那种精神上的痛苦。
他说附近旧钢材市场位置在哪里，毒品和金钱都无法解决他内心的孤独和压抑。
（本文摘自《毒品悲剧：中国吸毒与艾滋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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