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有“三年自然灾害期”呢？官方的解释是：“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以及1959年至1961年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规模自然灾害，造成全国性的粮食、副食品短缺危机，使我国遭遇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
我亲身经历的“困难时期”，实际上并没有持续到1961年，而实际上应该持续到1963年，只是中央召开“七千人干部会议”以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因此，在本文中我首先回顾一下“伟大领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校园生活
1958年秋天，我上小学三年级。大跃进是1957年末至60年代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一场政治和社会运动。
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发动了“大跃进”运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并于1958年全面展开。
因此，我刚经历“反右”运动，就迎来了“大跃进”。
当时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争一千零七十”的标语。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父亲告诉我，党中央提出“大炼钢”，1958年要完成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国各地都建起了“小高炉”，掀起了一场全民炼钢运动。
我们学校（开封市东彭办街小学，现开封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高年级的学生炼钢成功后，也在学校里搭高炉，向市政府报告好消息；我们低年级的学生，主要任务是捡废铜、废铁，作为炼钢的原料。
可是家家户户的锅碗瓢盆、勺子，甚至门鼻都被拆下来炼钢了，上哪儿去找呢？我突然想起，开封师范大学很大，也许可以找得到。
于是我带着两个同学，仗着和大门口的警卫熟悉，在学校里到处找，最后在学校的钢铁厂旁边找到一堆废铁，装了一筐，扛回小学，受到了学校领导的表扬。
那时，大街小巷终日锣鼓喧天，向全城宣告新一轮钢铁生产出来的好消息，其实只不过是把废铜烂铁变成了一块废铁而已。
我曾捡到一块炼好的“钢”，只是一块蜂窝状的铁块，放在头发上，疼得我大叫起来。
大跃进要营造氛围，到处都有“诗歌比赛”。“天上没有玉皇大帝，地上没有龙王，命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石油工人怒吼，大地三震！”
我校在办公楼西墙设立了诗歌竞赛台，学校选出好的诗歌，抄录下来，张贴在墙上。
也许我受父亲的影响，我也能编出一些朗朗上口的童谣：“中国人真能干，速度像坐火箭，一日抵二十年，美帝国主义气得发呆。”“中国人有志气，要和美帝国主义一较高下，社会主义制度好，共产主义很快就要来了。”
我的顺口溜出现在每一期诗歌比赛台上，人们都叫我“小诗人”。开封日报记者来我们学校采访的时候，校长把我带过去，看到我没有红领巾，就让我戴上。我羞涩地说我还没进队呢。校长很遗憾地说，这么好的孩子还没进队呢。
“人民公社”的发源地在河南，是由人民公社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形成的，一般每个乡设立一个合作社。
1958年6月，西山卫星人民公社成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食堂是“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的产物。公社运动期间，各单位都成立了公共食堂，试点“向共产主义过渡”。
我们学校还设立了大食堂，食堂设在西院原庙宇内，全校师生凭饭票在食堂就餐，饭票分主食和副食。住得离学校远的学生可以住在校内，学校后院腾出两间房间作为男生和女生的宿舍。
当时我读三年级，妹妹读一年级，父亲把每个月的伙食费都交给我，让我给妹妹买饭票。
有一次我们学校运动队到市体育场训练，天气很热，我买了一个冰淇淋（五分钱一个），其他运动员看见我，都向我借钱买。我兜里有妹妹的饭钱，按捺不住，就借给他们两块多钱。我本该给妹妹买饭票的，可我问他们要钱，他们都说没钱。
我怎样才能填补这个空缺呢？我想起了父亲的钱包。
硬币制度刚实行的时候，我父亲把五分硬币都收集起来，装在一个小布袋里，大概有四十多个，我偷偷地把它们拿走，把洞补上。
我怎么能瞒得过我父亲呢？他肯定是我偷的，就把我锁在他的房间里审问我。我很固执，坚持说我没有拿，他很生气，用鞋底打了我一巴掌。
我只好坦白事实，他说如果我早说，他就不会打我，只要不浪费钱就行。但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被打。
1959年，我上四年级，班主任是马来西亚归来的华侨，她的丈夫带着家人来到开封，想为祖国做点贡献，被聘为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没想到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被学校开除学籍。
大儿子已经上中学了，26公斤的饭菜根本不够吃，班主任想了个办法，让我把饭票交给她保管，吃饭的时候再向她要饭票。
父亲每周给我一块钱的零花钱，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找不到她，我就用零花钱在学校门口买点零食填饱肚子，每个月至少省下五公斤，她都给了儿子。
母亲知道后，想找个老师，我劝她，她丈夫被划为右派，给她一点经济资助是理所应当的，再说我能进队也是她的功劳。
今年“困难时期”开始了，学校行动了起来：停止体育课，把体育器材室腾出来做鸡舍；在教室前的花坛里种上蔬菜；把跳高、跳远的沙坑深挖，用来培育“小球藻”。
什么是“小球藻”？小球藻是一种优质的绿色营养源食品，其主要营养成分甚至比一些主要食品还要高，具有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热量、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等优点，并具有一些特殊的医疗保健功能。
如何养殖呢？主要是通过尿液。学校厕所里有尿桶，大家往桶里小便，然后倒入养殖池里，养殖池整天散发着尿味。
学校看管鸡舍的任务落到了我们班，我被指定为养鸡人，我想做一个毽子来玩，可家里有铜钱，却没有鸡毛。
有一次我一个人值班，抱住了一只公鸡，还拔了它的毛，当时管鸡舍的老师进来看见了，对我拳打脚踢，把我开除了养鸡队。
学校资金紧张，就号召学生勤工俭学，筹集学费。我利用周日到学校去学生宿舍收一些用过的牙膏袋，每袋两毛钱卖给废品收购站，一次能收十几个，然后以二、三毛钱的价格交给班主任。
同时，我还会趁着在大学澡堂洗澡的时间，把指甲上的碎屑扫下来卖给药店，换取几毛钱，还交给班主任，但这些钱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城里活动没有因为“困难时期”而减少，我们学校宣传队几乎每周都有演出，我被选中后，就被叫去带队奉献，我不再住在学校里，演出结束后，已经是九点、十点了，天黑了，我一个人回家。
在家做农活
我有一个表妹，是我爸爸的侄女。她从1954年起就来我家帮忙照顾孩子、做家务。
她是我老家河南杞县人，抗战时期曾任村里妇女救护协会主任，结过婚，但丈夫在上海当司机。八一三事变后，她与大陆断绝来往，只好在上海组建新家庭。解放后，她与我表哥离婚。
我家正好需要保姆，她就来开封了，谁知她一辈子都在那儿干，直到2022年因新冠肺炎去世，享年105岁。因为她来自农村，熟悉各种农活，所以在“困难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政府提供的粮食不够，又无处购买，州政府规定禁止开放自由市场。
怎么办呢？表哥在东城墙附近开垦了大约一亩多的荒地，种上了小麦、大豆、红薯等作物，还有红萝卜、白萝卜、白菜。荒地紧邻学校的鱼塘，取水灌溉方便，但土地贫瘠，肥料很难买到。
父亲想了一个办法，星期六晚上，趁大家都去看电影的时候，带我到老师住的东宿舍楼后面的厕所去铲粪。
为什么选在周六晚上呢？因为我们都是去礼堂看电影，没人看见我们，不至于尴尬。电影放映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回三趟，而且我们几乎每个周六都会去，给荒地增添点肥力。
每到收获季节，我都会利用星期天不玩耍的时间去帮助表妹。表妹非常有爱心，她会把收获的果实分享给这个家庭和那个家庭，因为每个家庭都没有足够的食物。
堂姐不但干农活，还养鸡鸭，养鸡很容易，关在笼子里，到时候喂食就行。
但鸭子很麻烦，晚上必须下到水塘，用竹竿把它们赶回家，不然它们会跟着其他鸭子，把蛋传给其他家庭。
公鸭长大后杀了煮熟做鸭汤，一群母鸭一天能下七八个蛋，装在坛子里腌制，就成了咸鸭蛋吃。除了鸡鸭，我表哥还养了很多安哥拉兔，说是可以卖皮毛的。
兔子需要喂草或者菜叶，但是我们家里的菜叶不够，我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去大学校园里割草，没时间玩。
兔子繁殖速度快，数量多，我家院子里全是兔子挖的洞，里面都是兔子的窝，小兔子很快就长大了，母兔子就被留下来继续繁殖，公兔子就被杀了吃掉，以弥补主食的不足。
我母亲也是那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回到开封在教育局普教科工作，负责开封市幼儿师资的培训工作。
我们家在开封市应该还算不错了，父母工资合计220元，还有主食、副食补贴，可哪想，母亲却得了肝炎。
恰巧当时妈妈已经怀孕，她怕宝宝感染病毒，又担心自己刚参加工作，影响师范培训，所以想要把孩子打掉。
父亲希望生二儿子，不让我打掉，堂姐说不管是男是女，我都要负责照顾。母亲已经去医院打掉了，堂姐还是跑过去把母亲拖回家，救了三姐一命。
孩子出生了，家里不敢给孩子喂奶，牛奶又难买，就干脆买了一只母山羊自己挤奶，这样既满足了孩子的需求，又有奶给全家人喝，于是家里又养了一只奶山羊。
放学后，我和姐姐会到学校的院子里去割草，每次都会带一筐草回家喂兔子和羊。
政府每个月只发每人半斤猪肉券，为了多吃肉，父亲买了一头小猪，我们家就成了农家乐。
喂猪跟喂其他家禽家畜不一样，猪要吃剩菜剩饭，或者吃红薯、玉米，幸好我表哥种了一块地红薯和玉米，我们既可以吃，又可以喂小猪。
院子里饲养着家禽、兔子和牲畜，不让它们到处乱跑，所以在院子里建一座房子，并搭起架子，供鸡卧在上面；下面建一个鸭圈，供鸭子孵蛋；还专门留出地方给羊挤奶；把猪隔在最里面，四周打上栅栏，不让它们说话或走动。
到了过年的时候，小猪已经长到一百多斤了，爸爸就叫屠夫帮我们杀了，猪头和内脏都给了屠夫，我们吃着猪肉开心地过了一个新年。表姐也趁机包了不少香肠，晒干了留着以后吃。
我也得了肺炎
1962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家继续在城墙边种地，生活还算勉强维持，但我已经长大了，21公斤粮食远远不够。
我父亲两年前出版了几本书，拿到了近一万块钱的版税，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当时没有自由市场，就算有钱也没地方花，只能用优惠券去街上买东西。
记得那年春节前，表姐晚上正在煮肉，她把我叫醒，从锅里拿出一根骨头，小声对我说：“安静点，快点吃。”
每次吃饭的时候，妈妈和表哥总是把好吃的让给我和爸爸多吃一点，或许她们也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吧。
即使如此，我的水肿还是出现了，按一下腿就会有凹陷。我到大学医院检查，确诊后，医生给我开了治疗的药，其实是炒黄豆粉，用来增加蛋白质的摄入。
当时我即将毕业，一心想考上开封市最好的初中——实验中学，于是夜以继日地学习。没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我被查出得了肺炎，这在当时是一种可以夺去人命的传染病。妈妈立即把我送到医院，把我安排在传染病房。
医院的传染病房分为普通传染病房和黄疸肝炎病房，我住在普通传染病房，不过经常去黄疸肝炎病房和那里的病人打扑克。
我发现他们的伙食比我们的好，而且还提供营养补充剂，所以我想得黄疸和肝炎，住在他们的病房里，享受他们的食物。
我的医生知道之后，警告我以后不要再去那里打扑克，因为黄疸肝炎是通过接触传染的，如果你触摸扑克牌，就有可能传染病毒。
黄疸型肝炎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死亡率高达70%！医生来探望我的时候告诉了我妈妈，妈妈气坏了，说如果我再打扑克，她就不给我治了，让我出院，总比得了黄疸型肝炎好。
我只好听话，每天用青霉素喷雾治疗，经过20天的康复后就出院了。
在医院的时候缺席了将近一个月的学习，不过还好主要是复习，基本都掌握了，所以赶不赶上都无所谓。
毕业考试，我不但算术、语文（不含作文）考了100分，作文也考了100分，几位阅卷老师一起审阅，竟然没有人提出异议，创造了东彭板街小学的奇迹。
我报考初中的时候，班主任鼓励我报考学校附近的中学，说在辖区内，对分数要求可以放宽，录取几率大。
我心里想，如果我能在开封最好的小学毕业考中考出三个100分，为什么我就不能考上开封最好的初中呢？
于是全年级就只有我报考了实验中学，考试当天，妈妈陪我去实验中学见了教务长，考试结束后，教务长跑到教育局告诉妈妈一个好消息：我的成绩是开封市第一名！
入学后，因为家太远，我只能住校，除了伙食补助（每月6元），爸爸每周给我2元零花钱，学校伙食占七成粗粮、三成细粮，主食分为细粮票和粗粮票。
我班上有一位同学，跟我很要好，我得知他妈妈被打成“右派”又失业了，一家人养育六个孩子极其困难，我很同情他，就时不时地送他几张饭票，让他在学校吃早饭，我就去学校门口买个烤红薯。
没想到，有一次我在食堂吃早餐的时候，一个同学凑过来和我说话，吐的口水喷到了我吃剩一半的馒头上，我把它扔在地上1斤废铁多少钱一斤开封，刚回到教室，学校辅导员就追过来问我把馒头扔了吗。
我以为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没什么特别的，可过了一会儿，他却让我写张支票交给他，觉得没什么特别的。
第二天早上，学校门口摆了一张带黑板的桌子，馒头摆在桌子上，黑板上贴着我的检查报告，上面写着“浪费粮食是可耻的”，这下我成了学校里的“名人”。
小资生活方式
1963年，经济情况稍有好转，至少自由市场开放了，肉和粮食可以以高价买到。我父亲经常到曹门外的自由市场去买家里缺少的食品。但他不会买，经常被骗。
我买了一大包白萝卜干，跟表哥说买的便宜，表哥却怎么也煮不好，原来萝卜干是用萝卜籽长出来的萝卜做成的。
他买的红薯干是长了薯芽的红薯做成的，不能吃，街上乞讨的人很多，堂哥就在厨房里做了一些吃剩的馒头，谁来乞讨就分一块。
有一次我到街边的食品店买零食，付了六两细粮券六毛六角钱，店员帮我打包好放在柜台上，还没等我伸手去拿，突然被抢走了，我向店家要求赔偿，店员却说我已经帮你放在柜台上了，是我没好好拿，所以是我的责任。
我在街上经常看到有人抢别人正在吃饭的食物，然后吐在上面，然后边走边吃，毫不犹豫。
我在学校吃住，学校食堂的主食是三成细粮（白面），七成粗粮（高粱面），街边的餐馆为了招揽生意，卖的馒头、烧饼，也是三成粗粮（豆面），七成细粮。
为了吃得精打细算，我少买学校食堂的主食票，把饭票省下来到饭店买烧饼。学校食堂的馒头4分钱一个，街头饭店的烧饼6分钱一个。我一次买十个，装进袋子里挂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每顿饭只吃一个。
我们班主任看见了，批评我“小资生活”，我质问班主任，一个烧饼比一个馒头贵2毛钱，可我又不吃菜，要是吃5毛钱的菜，不是多花了3毛钱吗？
秋收的时候，我们年级去了牛庄公社，男生们和四班（我当时在三班）的男生一起住在公社大礼堂里。我在汴京桥的小满集市上买了一个手摇电话，但一直没用上，这次这么多人住在一起，总算派上用场了。
我和一位好朋友商量了一下，他从电话机上取了两根电线，悄悄地放在一个同学的腿上。我见状，把电话机晃了一下，发出的电流吓得那个同学浑身发抖，吓得半死。我们俩都笑出了声。
我和闺蜜到处寻找目标，每次都得逞了。不知道班主任怎么知道的，不但没收了我们的手机，还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承认错误。
我不肯接受答案，辩称我只是和同学开玩笑，电话里的电流很弱，不会伤害任何人。但班主任说我把自己的幸福置于他人的痛苦之上，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秋收工作往往在雨季进行，我们帮助成员犁地，我自告奋勇拉犁的主绳，很累，肩膀也受不了，田地里还很泥泞，我毫不犹豫地用两只名牌运动鞋踩在泥地上。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疲惫不堪，坐下来，脱掉鞋袜，洗了洗沾满泥土的脚。
正巧班主任过来一看我穿着名牌鞋和尼龙袜（那时尼龙袜刚刚上市，价格很贵），班主任不但不夸我不在乎昂贵的鞋袜，毫不犹豫地拉犁的主绳，反而问我为什么穿着这么贵的鞋袜干活，还表现得一副“小资生活”。
我问她是不是因为穿了昂贵的鞋子和袜子，就放弃了工作。我不仅没有放弃，还拉住了主绳。虽然她无话可说，但我的名誉已经毁了。
“信阳事变”一瞥
1959年至1962年，河南省乃至全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信阳事变”。
我无法、也没有必要把整个事件全部叙述出来，只是把我到农村、到柴湖林场的所见所闻与大家分享，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困难时期”农村发生的事情。
1968年11月，我们开封一中一百多人从开封坐专列到了驻马店，再坐解放牌卡车，行驶一百多公里到达新蔡县，在县城过夜，第二天再坐卡车到达目的地蔡湖林场。
我原本梦想的林场，应该是东北的那种，道路宽阔，房屋整齐，环境干净。可下车一看，我惊呆了！这是林场？
只有几间歪歪扭扭的破烂茅草屋，根本看不见道路，旁边有个猪圈，散发着恶臭。
我去过开封郊区多次参加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对农村的情况有些了解，但从没见过这么破败的，后悔去错了地方。
我能做什么？“既然来了，就要尽力而为。”我很快就会回到开封。
我们一百多人分成两组，一组到菜湖分场，一组到距菜湖五里地的朱庄分场，开封黄河中学的二十多个学生也跟着我们来到了菜湖分场，分成三个排，由当地农民（老职工）当排长。
柴湖林场（包括柴湖、朱庄）有四十多个老员工，管理着三四千亩林地，他们管得了吗？为什么不增加人手呢？
带着这个疑惑，我和老员工们交谈，得知他们几乎都是“信阳事件”的幸存者。
十年前发生“信阳事件”的地点就包括这里。因为当时没有驻马店地区，整个信阳地区和驻马店地区都归信阳地区管辖。第一个人民公社在遂平县，是当时“极左”思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那些老员工的家人在“困难时期”相继去世，他们真正成了“孤寡老人”，公社只好收留他们，建起林场，让他们活下去。
我们林场的党支部书记也是幸存者，曾经担任过一个大队的书记。
他告诉我，新蔡县位于整个信阳地区的最北端，是信阳地区最贫穷的地方。蔡湖所在的地方是洪水来临时的泄洪区，所以叫“角亭湖”1斤废铁多少钱一斤开封，是龙王居住的地方。因此，这里土地贫瘠，人民生活艰苦。
我问他“困难时期”的情况，他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他当时是大队书记，需要到公社开会汇报生产情况。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都心惊胆战，因为你早上汇报的不正确，你晚上汇报的也不正确，如果你开始汇报产量，哪怕比实际产量高很多，你后面的大队书记也一定会比你汇报的更多，产量还会不断增加，前面的大队书记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
怎么处理呢？吊起来打，至少骨头会断掉，受不了的可能就被打死了，所以每次开会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
最后报产量不是个选择，虽然你会报最高的产量，但你得完成，你从哪里弄这么多粮食？
公社要求大队按报产量交粮，产量是假的，必须全额交，怎么办？
各大队都派出民兵，家家户户搜查，把藏匿的粮食都收走，家家户户都已经没有一粒粮食了，老百姓怎么活下去？
普通人别无选择，只能去更好的地方乞讨，但是公社派民兵来保护人们无法出去，而在家中没有食物，所以他们饿死了。
分支机构秘书利用他的身份逃到了鲁南县，那里的情况稍好，他设法生存了，但他所有的家人都去世了。
农场中的大多数老员工都在精神上弱智，也许是因为他们逃脱了死亡，或者是由于营养不良。
我和一个精神上的老工人结交了朋友，他是一个孤儿，只能嫁给他的家人，所以他邀请我到他的家去参加婚礼宴会。
经过三回合，我问有多少人在旅中，他们说大约有一千人，说这是由四个村庄组成的。
我估计，当时每个村庄中有800人，四个村庄应该有大约3200人。
为了获得确认，我要求一个老员工的朋友在他们村庄的三英里半径内看到废弃的村庄，在过去的六年中，有三个村庄的村庄。
这让我想起了Caihu Farm的土地。
“困难时期”是由“夸张的风格”引起的，因此我们应该绘制课程以防止它再次发生，我们还应该防止“独裁统治”和“抢购决策”，我们绝对不能让“困难时期”再次发生。
[作者的个人资料]在河南省的中，他是1977年的河南大学的学生。
（本文由Liu Yilin贡献，特别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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