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侠：钢铁之死
你必须低估自己的能力；
要坚持服从，但不逾越；
你必须学政治；
你必须通过绕行和妥协来保护自己；
你必须舍得放弃，放弃的更多，才能得到更多。
——铁本、戴国芳用自己的故事，讲述“中国商业伦理”的故事。
“每一块钢铁，都蕴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
安德鲁·卡耐基（1835-1919）的传记作者W.克拉斯曾这样说过，卡耐基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纺织工场家庭，他遇到了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凭借天才的赚钱能力和超人的毅力，在密西西比河畔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并因此成为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富翁。
一百多年后，在中国，也有一位同样出身贫寒的人，他要在长江边建起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如果成功的话，他很可能成为中国新的首富，就像卡内基一样。
不幸的是，他在最后一刻失败了。
戴国芳与铁本的故事意义深远，或许真的蕴藏着这个大变革时代的许多“深层秘密”。
长江边钢铁厂的梦想（一）
长江边的钢铁厂之梦
建设一座大型钢铁厂的想法是在2002年春天突然冒出来的。当时，39岁的戴国芳正沿着长江南岸的长堤踱步，像一个找到了宝藏的孩子。
这是一个从小在田野里长大的穷孩子，出生在江苏常州市一个叫墩南村的小村庄。12岁那年，因为家里太穷，他不得不辍学谋生，第一份工作是捡废铜废铁。随着苏南模式经济的发展，常州成立了许多中小型制造企业。戴国芳每天到工厂附近捡拾收购废铜废铁。他虽然没受过多少教育，但似乎有着特殊的经商天赋。攒了一点钱后，他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这样收购半径一下子大了许多；不久后，他又买了一台压球机，把收集来的碎铁压成铁块，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源短缺是困扰长三角企业的最大瓶颈。正因如此，钢铁行业的增长相对较好。1984年前后，戴国芳在自家旧院子旁边清理出一块地，开办了一家炼钢车间，名叫三友轧钢厂。他买下了几座从国营企业淘汰下来的二手转炉、炼铁炉，形成了一条简单的产业链。积累了一定的炼钢经验后，戴国芳到常州附近的地方，承包了一些濒临破产的国营钢厂的车间。那是一个体制决定效率的时代，在国营企业董事手里毫无生气的炼钢车间，一旦转到戴国芳手里，立刻就成了赚钱机器。最多的时候，他名下承包的车间多达五个。
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了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铁本”寓意从铁做起，不离开主业。2000年前后，铁本厂区扩大到18公顷，职工1000余人，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但当时工厂规模还小，技术水平很低，生产的都是轧辊、连铸坯等低档产品。为了让铁本跃上一个新台阶，戴国芳决定在高炉项目上破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脱离千千万万个炼钢小厂的桎梏。三年后，铁本高炉项目竣工。戴国芳当着上千名职工的面跪在高炉前，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这一年是铁本腾飞的一年，年钢产量飙升到100万吨，销售收入突破25亿元。 在当年《新财富》的“中国400富豪榜”中，他排名第376位，资产估算为2.2亿元。
长江边钢铁厂的梦想（二）
在高炉工程建设过程中，戴国芳心中开始升起一个更大的梦想。
2001年以后，随着宏观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各种能源都供不应求，其中钢铁和电力是最紧俏的两种材料。钢铁市场上，不管是线材还是板材，普通钢材还是特种钢材，价格普遍不断上涨，几乎到了“一天一价”的地步。钢铁厂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货车每天都排起长队，等待提货，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据戴国芳估计，中国的钢铁热至少还能持续5到6年，这应该是钢铁工人一辈子都难得一遇的大行情。
戴国芳把新厂址选在了长江边的一块狭长地带。在长江中下游，有一条十分显眼的钢铁走廊。从西向东，湖北的武钢、江西的九江钢铁、安徽的马鞍山钢铁、江苏的南钢、上海的宝钢等钢铁巨头并肩而立，无一不是“全国工业百强企业”的榜首。连小学都没读完的戴国芳，就想把自己未来的钢铁基地建在这些全国性巨头的旁边。
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常州与苏州、无锡合称为“苏锡常”，是苏南模式的发源地。这里的中小企业十分发达、活跃，但与苏州、无锡相比，大型企业稍显不足。2001年前后，常州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位居江苏第一，但GDP在全省13个省辖市中只能排第六位。饥肠辘辘的常州需要一笔超大规模的投资来填补这笔让政府为难的缺口。在当年的市政府报告中，“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抓招商、上项目、增后劲，加快大企业、大项目建设，力争在总投资和项目规模上实现新的突破”是每年必提、十分紧迫的发展战略。此时的铁本已是常州的大型企业，纳税、利税位列全市第二位。 戴国芳的想法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市政府的响应。大家都知道，钢铁是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行业。铁本的梦想一下子就成了常州市政府的梦想。
在常州很多官员眼中，戴国芳是个信得过的人。他面容清瘦，沉默寡言，生活中也没什么爱好，整天呆在厂里，跟技术人员讨论。他是当地有名的“五不老板”——不坐豪车、不去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甚至不住豪华酒店。平日里他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家里的积蓄全部投入到厂里，父亲和继母一直在农村种菜、种地。他一家住在钢厂里一套非常简陋的小房子里。房子的一面墙被大卡车撞了，但他毫不在意。他常年开的车是当初抵押还债买的桑塔纳2000。即使后来他成了富豪榜上的亿万富翁，他也没改掉节俭的本性。
长江边钢铁厂的梦想（三）
一开始，戴国芳的想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宏伟。2002年5月，他提出新建一座产能略高于现有工厂一倍的新厂的计划，主要结构是两座高炉和一座14米深水码头，占地2000亩，年产宽厚板260万吨。总投资约10亿元，主要以自有资金滚动投入。
但在相关人士的积极性推动下，铁本项目一再修改、日益扩大，短短6个月时间，项目规模从开始的200多万吨，增加到400万吨、600万吨，最后增加到840万吨，土地面积规模从2000亩增加到9379亩，项目预算更是高达106亿元的天文数字，产品定位为船用板、螺纹钢等高端产品。
当时，铁本固定资产12亿元，净资产6.7亿元，以这样的资金规模上马一个百亿以上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戴国芳对下属说：“当地政府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会？”正是在确认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后，当地银行才大胆地把钱贷给铁本，铁本一下子就获得了43.99亿元的银行授信。
民营企业上马一个投资超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获得中国有关部门的批准难度很大。中国钢铁行业是准垄断行业，进入门槛很高。根据相关规定，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报国家发改委核准。如果该钢铁项目照原样上报，不仅审批过程会拖沓，获批的几率也非常渺茫。
中国经济改革历来有“冲破壁垒”的传统，俗话说“见绿灯快走，见红灯绕路”。许多改革在这个过程中顺利实施，后来被传为佳话；许多改革也在这个过程中失宠，成为违法的典型。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差距，成为贯穿中国企业史的一个灰色现象。 ①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试图“冲破壁垒”。人们有一种侥幸心理，一旦投入几亿甚至几十亿元，能不能把已经出生的孩子再放回妈妈的肚子里？
于是，铁本的840万吨项目被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单独上报。铁本据此成立了7个名义上的“建设公司”。在审批建设用地证时，土地被“打散”，分成14个地块报批。项目所在地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之内迅速批复了所有基建项目。戴国芳后来在看守所告诉前来采访他的记者：“当时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办的，我们也没问这些事情，政府说可以搬，我们就动工了。”
长江边钢铁厂的梦想（四）
如果铁本项目没有被强行叫停，常州的“突围”将成为政府部门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大胆发展的又一精彩范例。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戴国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上。
钢铁业虽然表面上是高产量行业，但其盈利的秘诀，依然是控制规模和成本的艺术。一百多年前，安德鲁·卡内基在打造钢铁帝国时，就精辟地发现了这一原理。他说：“价格低廉与生产规模成正比，因此，生产规模越大，成本越低……降低成本，抢占市场，开足马力，只要控制好成本，利润自然而然就会来。”
戴国芳没有读过卡耐基的书，但他却始终践行着“卡耐基规则”。
840万吨的规模，足以让铁本成为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而当时，国内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钢厂，只有宝钢和唐钢两家。戴国芳聘请了多位钢铁界顶尖专家参与论证定位。在技术上，从锻造熔炼、炼铁到烧结、炼焦，全部采用国内最先进的设备。高炉采用国家允许的120吨高炉。
和几乎所有领域一样，民营钢铁企业一直具有成本优势。数据显示，民营企业炼铁成本比国有企业每吨低60至90元，炼钢成本每吨低60至150元九江二手钢材市场在哪里，成品每吨低100至300元。因此，戴国芳说：“这就好比在家里盖房子，如果买现成的房子，很贵，如果我们自己买材料建，就便宜50%。建一座高炉只需要3亿多元，而别人要7亿甚至8亿。”为了形成长期的成本优势，戴国芳还与一家澳大利亚公司达成了铁矿石长期供应协议，价格比市场价便宜很多。 当时他的协议价是300多元每吨，而市场价在1000元每吨左右，而且这个价格长期保持不变。
戴国芳的投资举措，加上钢铁市场的持续高温，让几乎所有人都看好这个项目。戴国芳本人也信心满满，他告诉前来采访的江苏媒体记者：“天津钢铁三年内将超过宝钢，五年内赶上浦项。”宝钢和浦项分别是中韩两国最大的两家钢厂，排名全球第五和第三。
棋局中的棋子（1）
当戴国芳豪言要“超越宝钢、赶上浦项”的时候，他的周围其实已经弥漫着一层浓雾。世界局势就像一盘棋局，瞬息万变，而戴国芳就是一枚只顾自己、奋不顾身向前冲的棋子。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什么是政治”始终是一个问题。在这个群体中，我们看到了太多过度热情的人、视而不见的人、公开对抗的人、不知所措的人，却很少找到分寸分明、进退从容、循序渐进的人。
直到入狱，只有小学文化的“民营钢铁大亨”戴国芳也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当时，国内正进行两次大讨论，其结论将极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棋局。戴国芳身处变局之中，却浑然不知。
第一个主要讨论的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重工业化趋势。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复苏就是一部民营企业崛起的历史。这些体制外的草根工厂，没有任何资源和产业背景，从农村萌芽，从纺织、快速消费品等“轻、小、集体”行业起步，逐渐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到2001年前后，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国有企业，拥有最多的产业工人和产业资本。在很多行业，“国退民进”成为一种趋势。正是在这时，随着住房、汽车、电子通讯等终端需求产业的增长，市场对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等上游能源产业形成了巨大的需求，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由轻型向重型的必然调整。一向嗅觉灵敏的民营企业家无疑意识到了这一重要转变。 完成原始积累的企业家们开始进军一直被视为国企“禁地”的上游行业。在这群人中，戴国芳大概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当他在长江之畔做钢铁梦的时候，上海复星的郭广昌正计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差不多同样规模的钢厂，大名鼎鼎的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则在内蒙古忙着筹划一个投资超百亿元的电解铝项目。
棋局中的棋子（2）
经济学界和媒体界对这一活跃的场面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上游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应该由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不应让民营企业进入市场搅局。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些行业根本就不可能市场化，应该由国家垄断。另一种观点则为此欢呼雀跃。《中国企业家》杂志在评论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当人们看到民营企业的升级与中国新型工业化正在适时对接，民间“创业精神”和民间资本注入中国重工业时，人们不再怀疑，耕耘在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将在未来几年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强阵营；这一轮以市场力量为主引擎的新工业运动，将诞生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不受政府任免、功过只由市场评判的重工业巨头。
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二场争论是中国是否应该走重化工业道路。这场争论的主角是我国两位资深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和吴敬琏教授。厉教授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历了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后，我国“二重化”趋势开始显现。这不仅源于“由轻转重”的客观规律，也体现了工业发展本身对装备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因此，从政府到企业，在战略布局、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应顺应这一趋势。
吴敬琏对厉以宁“中国重工业阶段不可逾越”的理论持反对态度，认为经济结构向重工业转型的主力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理由有二：一是作为调整的主体，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政绩考核决定了政府必须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工业；二是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工业，因为政府拥有土地和贷款权两大资源。吴教授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要发挥市场的力量，现在政府投入、参与是错误的。而且，现阶段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不应该选择重工业，而应该依靠第三产业和小企业的发展。
厉以宁与吴敬琏之间的对立观点，涉及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也对于未来评价铁本事件有着宏观的参考意义。
当戴国芳在常州长江边为自己的钢铁梦而兴奋不已时，中国经济圈和媒体圈正在展开两场与他息息相关的讨论。可惜他无暇关注这些棘手的“学术争论”，平日里他很少看书看报。有一次，一位熟悉北京的专家把《中国企业家》上的文章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最后说：“如果你的项目成功了，你一定会成为中国首富。”
棋局中的棋子（3）
在工地忙碌的戴国芳露出一抹纯真笑容，他并没有听出“如果”二字中隐藏的玄机。
戴国芳说的“超越宝钢”这句话，在一些人心里留下了不一样的味道。
钢铁曾经是现代国家的一切，自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国家的钢铁产能就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其实长期就是围绕钢铁的竞争，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提出“钢铁就是一切”的口号，美国也不遗余力地投入钢铁产业，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大钢铁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钢铁也情有独钟，纵观世界大势，始终把钢铁作为最重要的指标，尊为“钢铁元帅”。正是基于如此强大的钢铁情结，毛泽东才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国家战略。1959年，他提出要赶上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要2到3年，2年就有可能。这里主要是钢铁。在这个赶超目标下，他发动了“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运动。
1978年，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新帷幕，国门敞开，百业兴旺。引进的第一个大型项目是上海宝山钢铁厂。这一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结束仅两天，总投资214亿元的宝钢就在上海北郊的一处沙滩上打下了第一桩，被国内外舆论视为标志性工程。近30年来，中国钢铁工业一直处于快速扩张阶段，年均产量增长超过20%。1992年，中国钢产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2001年以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进一步导致钢铁全面短缺九江二手钢材市场在哪里，炼钢狂潮席卷全国。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宣布巨额投资上马新项目，地方中小型钢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钢铁行业原本是一个投资巨大、产出周期长的行业，但在旺盛需求的驱动下，却变成了一个可以短期投机的暴利行业。
棋局中的棋子（4）
在长三角，有这样一句话：“生产1吨钢只需要1000万元，建成100万吨产能只需要一年，一年就能收回投资。”这种疯狂的投入产出效率，在其他行业的人听来近乎传奇，就连一直被视为高利润行业的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家也觉得不可思议。万科地产负责人王石在博客中写道：“我想问问我们企业家们，你们当初搞轻纺、搞一般制造，多少年才能收回投资？现在你们投资重化工业，要求一年收回投资，那不是投机吗？”
数据显示，2002年前后，我国炼钢企业由上世纪80年代的114家增至260多家，年均产量不足70万吨，其中年均产量不足10万吨的有200多家，“散、乱、小”问题十分突出。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总投资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这一数字达到1329亿元，同比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的还有电解铝投资增长92.9%，水泥投资增长121.9%。宏观投资过热逐渐成为最高决策层的共识。2003年底，宏观调控的闸门终于被拉开。 12月23日，国办发[2003]103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采取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势头。次年1月，国办又发文《关于开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专项检查的通知》。2月4日，国务院召开严控部分行业过快投资专题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 国务院立即组织审计署、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人员组成8个督察组，赴各地督察，重点督查进入三大产业、“盲目投资”的经营企业。
就这样，戴国芳和他的铁本陷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之中。
宏观调控的分水岭（一）
2004年，因土地违法问题意外落马，铁本不幸成为宏观调控的“牺牲品”。
2月初，几位新华社记者在江苏调研，调研的课题是各地高尔夫球场、大学城占地问题。在南京采访时，一位专家无意中说：“常州有一家公司。”记者直觉认为，建钢厂肯定需要大量土地，可能存在违法占地问题。他们向国土资源部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国土资源部不知道这个项目。于是，记者把目光转向常州，在江边找到了钢厂厂址。2月9日，一份题为《三千亩土地先征后用，审批前未做环保审查》的内部参考资料被送到中央领导手中。不久，国家发改委派出调查组来到常州。
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铁本问题迅速从毁田占地转变为违法建设。身处事件漩涡的戴国芳开始焦虑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按照他的预算，5月底，钢厂第一座高炉就要竣工投产，到时候“饭就熟了”。他对下属说：“这么大的工程，建好了就收工，最多罚款，拆了也不行。”然而，情况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自去年12月国务院下发通知以来，各地重化工项目投资并未出现降温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该国在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43％，这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创纪录的高增长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增长率高于此时的107％，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项目，这是unlub的典型统治和非法占领的典型企业。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调查，他的顾问和他的顾问“天真地”的顾问处于恐慌状态。自2000年成立公司以来，我们的公司已从长胡子材料回收公司中购买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钢铁，其中包括近2亿元的虚假发票和近2000万元人民币的税收扣除税，以避免了与该公司的努力相关的努力。本。 出乎意料的是，这份自我检查报告成为两年后起诉最有力的证据。
宏观经济调节的流域（2）
3月20日，在巨大的压力下，长州市成立了一个领先的小组，以清理项目，并在月底发布了一项紧急命令，国务院领导人到达了江苏，并召集了党的党秘书和市长，以报告有关项目及其引起的问题。
4月初，由九个部委和委员会组成的特别检查团队急于对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4月28日，九个政府部门和委员会在国务院执行会议上向首屈一指的Wen 报告了这项调查，将其描述为典型的重大责任和违反法规的重大案例，并涉嫌与企业宣布的五个企业，并宣布了五个国家的新闻社，并涉嫌犯罪活动。
- 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严重违反了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并超出了他们分手和批准一个项目的权力，投资高达105.9亿元人民币22倍；
- 批准征收6,541 MU土地和非法组织的批准，以及土地征收和拆除的实施；
- 铁公司通过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来获得银行信贷和贷款，并挪用了超过20亿元的银行营运资本贷款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
- 相关金融机构严重违反了该州的固定资产贷款审查和现金管理法规；
- 铁公司大规模逃税。
在政府官员和银行官员中，八个政府官员和银行官员在党内受到了严重的警告省级土地和资源副局长Wang ，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局长Qin 和中国中国银行总裁Wang 从其职位上撤职或下令辞职。
宏观经济调节的流域（3）
Dai 的财产价值80,000元。
The high- of was a event in the macro- in 2004. In an " the of Macro- ", the 's Daily out: "The State has and to deal with the in this case, which is an to the law and the of macro- ." This fully the role of in this macro-. The is to be a in this round of . this, the had been to to . , when the were not , the its tune and the of . Since then, many ' in the steel, and have been . 郭广昌（Guo ）的江海福斯（ Fosun Group）和刘·扬（Liu ）的电解铝项目 Hope Group都被勒令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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